中国知青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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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的东西，这成为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之一，也成为日后思想启蒙的土壤。《出身论》就产生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虽然看上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却是理所当然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先驱者（2）
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三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对于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这篇文章最具特色，最富战斗力，也是当时最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之处。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作者敢于公开地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罢，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这段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篇幅最长的部分。作者在这段文章的批判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锋芒。首先他明确指出，出身和成分截然不同，关于党的阶级政策，当时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最后，他又指出，出身好坏与保险与否毫无关系。针对一些人常说的“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问题，他批驳说，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第三部分：受害问题。这里说的“受害”，指的是“###”开始后很多出身好的青年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其内容如“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的确如遇罗克所说，这是颠倒黑白。我们在前边几章已经阐述过，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国家就一直在###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到60年代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已达到极点，真正被拒之门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在这段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这种做法对青年身心造成的伤害：“‘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先驱者（3）
最后，他呼吁：“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声呼喊即使今天看来，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本身就几乎是一个奇迹。
正如今天一些谈及遇罗克的文章所说，《出身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就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并不都是支持它的，即使觉得它说得有道理，却也如一个干部子弟所说，认为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反映。的确，在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遇罗克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谓反响，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看过《出身论》，知道遇罗克的，仅限于北京部分中学生这样一个狭小的圈子。
遇罗克则因此而被逮捕，并被枪决，他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连。
一代青年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使唯出身论的做法变本加厉。“###”之前，总还有个“重在表现”的政策，“###”却连这一政策也撕毁了，当“###”期间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再次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在校期间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被一概抹平，他们都“平等”地成了新农民、兵团战士，但是，这种平等实际上孕育着最大的不平等，因为几年以后，当他们面临着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时，被选择的唯一条件就是：出身。
于是一切才华，一切努力，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
在建国以后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这里指的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一代）就这样面临了人才选择上最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个人来说，是使很多优秀的人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而从国家来说，则使这一代的精英集团从整体上降低了素质。
十年后遇罗克终获###，他的《出身论》和他后来的遭遇也被公诸于世，这一切对那些心头从未笼罩过“出身”阴云的青年一代来说，恐怕并无出奇之处，但对于曾在那种气氛下生活过的人，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是到此时方才知道，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消除这种不公平发出过呼喊，成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
（二）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
先驱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7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据他本人回忆本段内容，部分来自笔者1994年春节与张木生的谈话，部分摘自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张木生认为吴思这部书的记述大体属实。，作为高干子弟，他们当时已大体得知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对王海容说那个上课睡大觉、考试抄别人的学生“有出息”的话，给他的影响很大。从在校时起，他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内学习倒被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效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也坚信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下乡落户的思想动力。
他回忆当年的生活说：“开始真是苦学苦干……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5个钟头，苦干14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活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虬虱子，还鼓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当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拼着命干了一年，他们所在的大队分值更低了，几位知青大惭，发起一个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了出来，衣服、被子、现金、药品，能捐什么就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这里可能是回忆之误，因为这个提法是1968年底才出现的），骨子里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爆发后，这几个知识青年也回到了北京，与其他一些对上山下乡怀有一腔怨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等人满心里渴望的仍是进行革命实践，仍然抱有一腔热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却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与一些在校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至少，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些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农安办起来了：“我们动手太晚了。1967年1月，‘红色风暴’在全国掀起，各级组织一下子瘫痪了，学校根本无法再办起来。其实，按那时的条件，早上一年，没准真能搞成。” 。 想看书来
先驱者（5）
1967年冬，张木生去了大寨，然后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队的临河，他还想圆那个办讲习所的梦：“我仍不死心，于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学生，觉得在城里折腾得没劲，就来了，一共有六七个人吧。我们理解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革命总是从最落后、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队，这是全县最穷的公社中最穷的大队。这次与在湖北红安那次相比，条件可差远了，我们把牲口圈什么的全利用起来。闻风而来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是办成事的第一步，我们就搞大组织，这个组织不参加造反，只是想搞讲习所，想读书。大纲编出来了，课也排了，算是热闹了一阵子。”
“从春折腾到秋，足足闹了大半年，钱也没有，权也没有，知青们觉得还不如在生产队，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这时候。”
回到村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迹，与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李秋梦，在五星公社的讲习所只待了一个月，认为没什么意思，就回生产队去了。那时各级组织都瘫痪了，没人管，李就毛遂自荐当了队长，他小打小闹地试着搞了小型的包干制，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还组织了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业，还在队里办起磨坊、油坊，结果到秋天张木生回队时，队里竟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开始拼命读书，读马列和毛著，也读当时的“禁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也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右派言论集，等等。他与后来也到临河插队的几个同学一起，常常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说，这时他已经想到了体制问题。
在大量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1968年秋，张木生写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全文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他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总共60万富农，让他杀了40万，剩下的“自行消灭”，弄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苏联的粮食产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赶不上1913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