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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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6）
李怀宇　　江湖上说金庸、倪匡、蔡澜、黄是“四大才子”。
　　倪　　匡　　他们三人是，我不是，英文一句都不懂。查先生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我记得四十多年前到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柜子，不知道放什么东西，后来一看，是一张张卡片，全部是英文，有几万张。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
　　李怀宇　　你和蔡澜、黄性情比较相近，所以后来搞了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
　　倪　　匡　　是黄和蔡澜主导，我完全不懂电视节目应该怎么做，我只懂喝酒（大笑）。那时电视台经常找我们三个来访问，我们想与其让他们做，不如自己做。有酒喝，有靓女聊天，我们是首创付访问费给嘉宾，至少一万元一次。张国荣、周润发、林青霞那几次都很好，“今夜不设防”没有播出来的部分比播出来的更加精彩。
　　李怀宇　　张彻先生的挽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是黄先生写的。你曾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好了。”没想到现在黄先生也去世了，蔡澜先生写了“一笑西去”四个字悼念他。
　　倪　　匡　　人生很无常。如果让我写四个字，我就写“岂有此理”。你看我抽烟更厉害，就没有见我生肺癌。
　　1992年秋，倪匡飘然离开香港，隐居美国，留下一纸声明：“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一去十四年，直到2006年才回到香港。
　　李怀宇　　在美国这十四年的隐居生活怎么过的？
　　倪　　匡　　很容易过的，我喜欢睡觉，喜欢发呆。我又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又养鱼、种花、买菜、倒垃圾。有多少事情忙？倪穗打电话来，我说：“你不要讲太久了，我很忙的。”我的房子有一个天窗，美国的空气好，一打开就可以望见星星，夜观天象。还有多少东西没有玩呢！
　　李怀宇　　你人在美国，害得很多朋友要漂洋过海去探望你。
　　倪　　匡　　金庸、蔡澜、黄个个都去过。罗孚也去，以前跟他们《新晚报》打笔战，他的文章写得好，见了面我和他拥抱一下，大家欢笑。这时候真是“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李怀宇　　在美国有没有写文章？
　　倪　　匡　　我一直在写小说，我写卫斯理写到前年才全部完成。
　　李怀宇　　是不是用电脑写的？
　　倪　　匡　　去了美国两三年我就用电脑写作。用声控的，我用国语。
　　李怀宇　　你的国语行不行啊？
　　倪　　匡　　它听得懂我的国语的。这个软件我用得很好，可以先训练一下，起初比较困难。那时候我手痛，如果不用电脑根本没有办法写作。我用电脑写了三十多本书。
　　李怀宇　　你还自称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
　　倪　　匡　　（大笑）这个说法是开玩笑的。煮东西只有我一个说好吃，别人没人说好吃的。我煮东西很简单，牛肉、羊肉、鱼，都是一样的煮法，不加任何调味，至多加点盐、胡椒。我觉得调味品加多了，原来的味道都没有了。最讨厌的是吃大闸蟹点醋，吃生蚝加番茄酱，真是离谱，不会吃就不要吃了，糟蹋好东西干什么？三藩市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玩的，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最佳旅游城市。黄来找我，我们两人走来走去，想找一间好吃的酒店来招待他，黄口刁嘛，最后找不到。蔡澜来了，有时候自己煮东西，有时出去吃。
　　李怀宇　　你在那里还看黄碟？
　　倪　　匡　　我回来时有五千多张黄碟送给人家。本来我想托运回来的，托运的外国人怕得要命，说中国禁止的，我说那是香港。他说，香港也是中国，你敢冒险，我不敢。我只好全部送给别人。我想回到香港还是有得买，旺角不知道有多少呢。
　　李怀宇　　你在三藩市讲英文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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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7）
倪　　匡　　我不懂英文的，只会很普通的对话。三藩市华人多，到了银行，大喊：“有没有人会讲汉语？”一定有人来的。美国对少数民族照顾得很周到，只要有百分之五的人使用这种语言，政府部门一定有人会讲这种语言。所以我到政府大楼，一点都不怕，大声地叫，不像中国百姓走进政府部门一样，美国政府人员对我都客气得不得了，真是为人民服务，这点给我印象最深刻。我始终对美国的地方是喜欢多于不喜欢，比如对面走过一个人，你对他笑，他一定对你笑。如果在香港对着人家笑，人家当你是神经病。在美国，像我这样的肥佬去看人家的小孩子，人家很开心，在这里人家就怕了。
　　李怀宇　　我听说一次在中文书店你被一个小女生认出来，她重金买下一本《卫斯理》请求签名。你问：“书这么贵，你还买？”她答：“平常租来看，今天碰到你才买……”
　　倪　　匡　　这是真的。美国买书很贵的，平时大多数租来看。现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几架全是我的书，人人借来看，我就没有收入。如果是法国图书馆，有人去借书，图书馆要付作家版税。
　　李怀宇　　当年你移民去美国时，有人说，你过不了两年就会回来的。
　　倪　　匡　　还有人说过不了两个月呢，结果我十四年没有回来过。但是倪太实在不适应美国生活，她一年要回来三四次，一年有半年在香港，即我一年有半年一个人在美国，相安无事。到了我七十岁以后，她突然间觉得我老了，不可以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了，她就在美国陪我，不回香港了。但是十个月不回香港，她又神经衰弱，又憔悴。我看不对路数了，就对她说：“你回香港吧。”“我回去你怎么办？”“我很喜欢一个人生活的，我有很多事要做，大把书未看，大把音乐未听，大把碟未看。我可以一个月不出门一步的。”她说：“你就陪我回去一次。”一回来，所有的人，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个个都说：“倪匡回来了，倪匡回来了！”（大笑）梁凤仪还特地搞了一个很盛大的欢迎会，二三百个社会名人参加，很多人我都不认识，说：“欢迎回来。”我考虑一下，从美国回来不到一个月，倪太就像活虾一样，本来憔悴得不知像什么似的。不过，她现在不认是她要我回来的。现在记者问我：为什么回来？我说：“我晚节不保！”（大笑）
　　

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1）
何兆武
　　1921年生，湖南岳阳人。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
　　1956年至1986年，历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
　　一个人在看鲁迅的书，工宣队把他训斥了一顿：不要看与运动无关的书。还有一个人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也是被训斥了一顿：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就老老实实地看你的小红书，好好检查你的思想。一个研究所，鲁迅也不让看，马克思也不让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何兆武先生爱笑。一见面我就问：“为什么不出《上班记》？”他笑道：“还没写呢，也不好写，因为涉及好多事情。”对《上学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也觉得出乎意料。《上学记》为“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他介绍，文靖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原来没有想到写书，她找我想了解从前的事情，我们谈天，她有兴趣了，就成了书。”
　　我对《上学记》中的大才子王浩甚感兴趣，便讲了一个从陈之藩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任教的大学演讲，时间在下午。午饭后，王浩经过陈之藩的办公室，一看门牌上写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就敲门进去，自我介绍后，两个人聊了起来。王浩特别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陈之藩却从来不看金庸的小说。王浩说：“我们在海外，这么寂寞，这么无聊，没有金庸小说怎么过？”陈之藩说：“我不看金庸小说，过得也不寂寞，也不无聊。”两个人争了起来，争完了一看，王浩演讲的时间早已过了。何兆武听了，哈哈大笑，说起这位一生最好的朋友：“王浩一个是天赋好，一个是外在条件好，没有外在条件也不行。”
　　谈了一会，我觉得何兆武的谈话风格太像沈昌文了，便提起沈昌文的趣事。他马上说：“沈昌文了不起，他学历不高，但水平高。《读书》现在不如沈昌文时代办得好。现在非得都是博士，那也不一定，人家能够作出贡献，不一定非得是博士。我觉得应该看水平，看贡献，就像运动员一样，看谁跑得快。现在过分重视学历，我觉得不应该。”
　　谈了半天，何兆武好奇地问我采访过哪些老先生，然后大发感慨：“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是受了五四的强大影响。”我好奇地问他还有哪些老先生可以采访，他若有所失：“周一良、邓广铭、张岱年都去世了，季羡林、侯仁之身体不大好。”我几乎问遍了视野所及的学人，他不时品评两句，突然说：“还有些东西，现在不鼓励，可是应该抢救，就是关于‘文革’的这一代。再过几十年，这一代人就不在了，‘文革’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这太可惜了。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抢救。江青没有留下一个口述历史，太可惜了，你为她留一个口述历史，并不意味着你赞成她，就像法官审判一个样，原告被告都应该申诉自己的意见嘛。”
　　何兆武笑称现在不务正业，每天看看书报，偶尔有朋友来聊聊天。爱好也别致：“电视里凡是古装的戏我都不看，觉得败坏胃口。我看旧的京戏，可剧目太少，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戏。听一下古典音乐，我的理解就到19世纪为止，19世纪以后现代化的东西理解不了，现代音乐我也接受不了。”黄昏时，他送到门口，我说：“下次来就不是采访，而是聊天。”他哈哈大笑：“聊天最好！”
　　1939年，何兆武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他回忆：“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这段好时光的故事，大多记录进了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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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2）
李怀宇　　我在春节前去昆明看了西南联大的旧址，也在全国各地采访过几位西南联大的校友。当时物质那么贫乏，西南联大的生活为什么还让人那么神往？
　　何兆武　　邹承鲁说的那两个字：自由。我觉得他说得还笼统了一点，我想具体地补充一下，他的所谓自由，就是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
　　李怀宇　　你在西南联大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在同学当中有没有人像你这样读了四个系的？
　　何兆武　　转系是常见的，但是读了四个系的，大概不多（大笑）。这里面也表现了一种自由，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不是对你限制得很严格。
　　李怀宇　　进入西南联大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何兆武　　就是因为不明确，所以老转系。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且没有这个想法：我将来准备做什么？也有的人，对自己的前景想得非常具体，何炳棣就是，你看《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本书里，从小就是目标非常明确，非常严格地给自己规范一套道路。我自己就是这样，没有具体的设想，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兴之所至，没有功利的思想，没有想到哪一年我要读硕士，哪一年我要拿到博士，然后哪一年怎么样，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李怀宇　　当时知道西南联大有那么好吗？
　　何兆武　　在抗战以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北京，南开大学在天津，都算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当时西南联大在国内就算是最好的学校了。
　　李怀宇　　那时候常泡茶馆吗？
　　何兆武　　经常泡，没有别的消遣和娱乐，那时候也穷，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不好，就是到茶馆里去喝茶、聊天。
　　李怀宇　　你还看了两百多场电影？
　　何兆武　　都是好莱坞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没有配音。
　　李怀宇　　当时读书用功吗？
　　何兆武　　有的人用功，有的人不用功。像我，喜欢看一点书，不过没有一个目标，完全是自己兴之所至，觉得这个好，看，觉得那个好，看，没有功利的想法，说我要研究出一个什么项目。
　　李怀宇　　你怎么学外语的？
　　何兆武　　也没有打下特别好的基础（笑）。后来翻译那些东西，也都是兴趣，高兴就搞一点。
　　李怀宇　　汪曾祺写他在西南联大，也是兴之所至、自由散漫的。
　　何兆武　　他就是那样，不是很功利的，有的人很功利，就是要研究出什么来，有很详细的规划。有些人就是觉得读书好玩，没有规划。
　　李怀宇　　《上学记》里说，王浩后来到哈佛大学只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你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西南联大有那么多跟国际同步的书吗？
　　何兆武　　他那一行比较容易找，他搞哲学又搞数学，那些重要的书我想都有。
　　李怀宇　　你泡图书馆时喜欢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何兆武　　我读的都是古典的，现代化的东西读不下去。所以我的欣赏水平到19世纪为止，19世纪末、20世纪都不行，现代化的东西我接受不了，没有那个基础训练。
　　李怀宇　　西南联大里也有一些老师互相之间不服？
　　何兆武　　这是很正常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文人相轻。”（笑）
　　李怀宇　　你有没有留意当时在学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