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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访问历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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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书和乐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这个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就是要看这些书。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英文原版书我都会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在前面都写上,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的不够多(笑)。
  后来要买这些书就买不起了,我又采取了一些办法,就是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这个成本就高了。另外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帮我在外国买一些旧书,这个我也是很感谢的,在国内都买不到。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叫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
  李怀宇  音乐唱片在哪里买?
  辛丰年  在上海有得买,在南通也有得买,盗版片到处都有。这是80年代之后。在80年代以前,唱片还没有出来,只有录音,磁带要买也蛮贵。那时候主要是听收音机,用录音机把它录音下来,放来听。当时这样也觉得很不错。
  李怀宇  你在80年代初期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
  辛丰年  从收音机里听的,那个收音机是日本造的,当时来讲,效果是很好的。调频的,录下来跟磁带的效果差不多。后来就是买唱片,设备说起来也可笑,直到现在我也享受不了那种最高级的设备,就是次高级的也享受不了。我对这些设备隔膜得很。有些人说顶级设备的效果怎么样好,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听,我也不去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很早听的都是很差的唱片,那些老唱片现在不能入耳,录音的效果是很差的,当年就是靠那个东西得到了享受,而且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欣赏音乐,也欣赏一些由老唱片翻过去的音乐。当时的唱片很贵的,有些我也买不起,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笑)。因为是乐迷嘛,也就满足了。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这能听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呢?这就很可笑。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5)
李怀宇  各种乐器你都能玩吗?
  辛丰年  也是很皮毛的。后来退休以后凑了钱买了这架英雄牌钢琴,当时不但贵,还买不到,走后门才买到。当时下定决心要自学钢琴,自学的结果就是学了几年能够“乱弹琴”。自己要弹一曲,就不难了,其中包括《月光曲》,它有三个乐章,第三个乐章太难,我不能弹,前两个乐章不难。我练了几年,很苦的,因为我那时候已六十多岁,弹起来很费劲。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笑)。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后来就没有时间弹了。现在不弹,也就生了。
  李怀宇  你听音乐的时候不做别的任何事情?
  辛丰年  绝对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我看别人一边做什么事情,一边听音乐,我是很反对的。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甚至是站在那里听。我就觉得很舒服。如果是有朋友来,也是爱好音乐的,我就请他听。假如发现他在听的时候不太有兴趣听,我就不听了。时髦的音乐我不听,外国的流行音乐也不听,兴趣不大,也没有时间听,听古典音乐还来不及呢。
  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都戒掉了。
  李怀宇  现在还听音乐吗?
  辛丰年  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现在不是太平世界,不是我们享受音乐的时候。
  李怀宇  抗战的时候也听音乐啊。
  辛丰年  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抱着这个东西去欣赏好的音乐,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我并不说是绝望了。现在我就多看书,因为看书可以对一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得到一些粗浅的解答吧。但是听音乐就得不到什么解答了。这也是很可怜的。
  有时候看书看得很累了,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拿出来听一下。看书可以浏览、快读,音乐不能快读。有些作品很长很大,比如要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至少要有一小时,这一小时就少看几本书,只好不听,就在脑子里想一想,过过瘾。
  李怀宇  现在主要读什么书呢?
  辛丰年  我现在主要读历史方面的书。文艺方面的书只是过去看过,没好好看,新的文艺书,不管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很少看。除非有一些很畅销的书。当然有一些新书看了有兴趣的,我还是愿意再看。要重看的老书很多,比如《鲁迅全集》看过好几遍,我现在还想从头到尾好好再看一遍。特别是看了《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之后,就更想把《鲁迅全集》再看一遍。当然,我也不像过去一样把鲁迅看成一个神。
  李怀宇  有些人现在还是把鲁迅当成是神一样。
  辛丰年  他绝对不是神,鲁迅给很多人利用了。当然我过去读过的书也不是很多,有些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就找来读一下,但是有些就算了。有些过去体会不深,现在就想再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过去看过好多遍,包括中文的、英文的,俄文我学得很浅,不能读这样的书。我还想重读《罪与罚》的比较好的英译本。另外,前几年,我特意请在美国的朋友到旧书店买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中国也有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但是不一定有人家的英译本好,因为欧洲的语言相近嘛。英国的译本是很认真的,值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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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6)
李怀宇  历史方面的书主要读什么?
  辛丰年  二十四史里面全读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最重要的。还有一些近代、现代人写的中国史,我主要读吕思勉,因为他比较可靠。我把他写的书全部买来,一部部地读,不过读起来很费劲,因为年纪大了,记不住。过去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读书,现在要补课,已经晚了。好的回忆录也读,像特克尔的《美国梦寻》,还有一些口述历史。
  李怀宇  唐德刚做的口述历史看不看?
  辛丰年  也看,像他的《李宗仁回忆录》我就不是很满意,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太令人满意了。我自己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李怀宇  唐德刚自己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
  辛丰年  但也有些使人信服,当然不能全信,其中有一些回忆的错误,还有本人的局限。比如有一本《亦云回忆》,曹聚仁很推崇这本书,但是没有详细介绍,作者沈亦云回忆他丈夫和她一生的事情,她的丈夫黄郛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我对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大笑)。《亦云回忆》是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香港有得买,于是我托人从香港买来。写得真好!有好多书要看,所以时间太紧了。
  李怀宇  钱锺书也曾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辛丰年  他这话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
  李怀宇  我倒是相信回忆的细节可能有出入,但感情是真的。
  辛丰年  不过,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细节常常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就湮没了,你要抢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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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1)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家居的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书房兼会客室里,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患白内障后他的眼睛换了晶体,重放光明;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长谈不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当年在西安即兴赋赠给他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遇有光西安》)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每天早晨,周先生的第一件事是细看《参考消息》,他觉得《参考消息》内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就在字里行间。美国和香港地区的朋友每周都给他寄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多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
  近年,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止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周先生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他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他一台。周先生笑道:“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所以,这个投资就失败了。”他边说还边示范打字机的操作。对他来说,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他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家里挂着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从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精神就痛苦了。”
  问起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农村,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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