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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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鲲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随即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妻子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眼泪横流，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了；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如今，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感慨：“南通过去小得有意思，张謇时代的南通很有味道。现在弄得乱糟糟的，毫无意思。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我好多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出去看了。”第二天，在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带领下游览南通，所见与辛丰年所言大有出入：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江滨小城。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李怀宇　　你在南通读到初二时就停学了？
　　辛丰年　　我上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抗战，学校就停了。那是新式中学，而且是商业中学，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练习生，我们家里让我去上这个学校，也没有远大理想，为了以后就业方便。我也不喜欢上伪学校。我当时有一种想法：上学还不如自学，自学很自由，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也不到外地上学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后方。当时觉得自学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自学的结果就是不学无术（笑）。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2）
李怀宇　　自学时读些什么书？
　　辛丰年　　主要利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自学讲义，可以补习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些也就不用讲义，就是自己乱读书，杂览。另外就是自学英语，主要的想法是：为了多看书就要掌握英语，不懂英语的话，许多没有翻译过来的书就看不了。当时学英语是很困难的。
　　李怀宇　　此前在学校时英语学得怎么样？
　　辛丰年　　老师教得不好。这门课本来不感兴趣，后来才想到非学不可，要自学。学了几十年才能勉强看一些不太深奥的书，这也很可怜。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没有时间花在自学上了。但是我在部队里对工作不感兴趣，曾经要求：让我去上学吧，去学俄语。不允许。我就自学，自学的程度比英语差，但是也能够结结巴巴地看一些东西。这都是很遗憾的，如果过去能够把外语学好，多学几门，那么我也许可以多读一些书。后来，我看到金克木的书，他的几门外语都是自学的。他读书读通了，我很佩服他，我见了朋友就推荐金克木。
　　李怀宇　　抗战时要不要逃难？
　　辛丰年　　我小时候从四岁到十岁在上海住过六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李怀宇　　你在学校里对音乐感兴趣吗？
　　辛丰年　　那时候我对音乐课是很烦的。每周有一课音乐，除了老师教我们唱一些歌以外，就是用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教大家学五线谱。学得很枯燥，也很慢。每周上一课，结果上了一年我们也不能读五线谱。当时我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觉得五线谱讨厌极了，对音乐毫无兴趣。后来我对音乐感兴趣以后，几个星期就把过去没学的东西都学了，而且学得还更多，还能应用。
　　李怀宇　　什么时候看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
　　辛丰年　　那是在沦陷区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个也很有趣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大笑）。当然这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笑），这也是很惭愧的。
　　李怀宇　　很多人就是看了你的《乐迷闲话》才慢慢喜欢上音乐的。
　　辛丰年　　我懂的都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对这种时尚也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情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过去我喜欢音乐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李怀宇　　原来在上海听过现场演奏的音乐吗？
　　辛丰年　　很少。解放前，我住在上海那几年，被关在家里，不出去的。后来喜欢音乐，我不住在上海，住在南通了。难得有机会才到上海去，那是孤岛时代，音乐主要是给洋人、高等华人听，很贵，我就听过很少几次，那时候对古典音乐也是太无知了。解放以后，我听现场演奏也很少。特别在那时候，到中国来演奏的交响乐团很少。上海的本地交响乐队水平比较差，听了不舒服。这方面很遗憾，只能吃“罐头作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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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3）
1945年8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在军中，辛丰年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1976年平反，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开始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
　　李怀宇　　在抗战时，你对共产党是如何了解的？
　　辛丰年　　也是逐步了解。就是看那些所谓进步的书：《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有对比嘛，在敌伪的统治下，当然向往共产党。另外也受文艺书的影响，比如说，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就影响了我参加工作。还有曹禺的《日出》，就是同情被压迫者，就想到这些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解放呢？
　　李怀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公子少爷，把自己划到剥削阶级里面去了？
　　辛丰年　　我自己当然是属于剥削阶级了，从小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些都是叫人觉得惭愧得不得了！这是一些因素，再加上朋友的影响，结交了一些追求进步、爱好文学的朋友。
　　李怀宇　　什么时候跟章品镇先生认识？
　　辛丰年　　1943年。1945年我就跟着他到解放区去，新四军就在苏中，我们参加的部队就是新四军。
　　李怀宇　　你有拿过枪吗？
　　辛丰年　　没有，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是高度近视了，一千三百度。当时需要小知识分子，他们让我去做小知识分子的事情：宣传、文化。我不算老革命，1945年参加革命不算老了。
　　日本投降后，过了大半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然后就是自卫战、解放战争，我们就到处跑，渡江也参加了。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解放福建，一直打到厦门。本来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就停在福建，一直到“文革”。从1949年到1971年都在福建，先是在厦门，后来在福州。
　　李怀宇　　你在部队里做什么？
　　辛丰年　　我在部队也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就当个助理员，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李怀宇　　为什么会在1971年离开福建呢？
　　辛丰年　　“文革”来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打倒了，被审查了。断定我有问题，就把我开除，到苏北农村里去改造了几年。
　　李怀宇　　严锋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他九岁那年，你和他一起翻译过《夏伯阳》。
　　辛丰年　　那是开玩笑。那时候我在部队里自学了俄语，只学了一点皮毛，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有一个《夏伯阳》，有空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严锋听，他很感兴趣，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就翻译了一段。那个文章也不深奥，是电影文学剧本，比较通俗，当然也有文学性。我讲，他记，记了没多少，也没有兴趣再弄下去，不是真正的翻译。
　　李怀宇　　在那时候能听音乐吗？
　　辛丰年　　在部队时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这是“封资修”中的“修”。在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不过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当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不过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后来就平反，本来还可以转业，转为地方干部。但是因为当时我爱人已经去世了，留下两个小孩，太小了，我要带着小孩去转业，做事情不方便，而且我对做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就要求不转业，提前退休。那时候还差一两年才能退休。1976年我五十三岁，本来要到五十五岁才能退休。那么他们说：好吧，就让你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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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4）
李怀宇　　你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挑着扁担去买书？
　　辛丰年　　到新华书店去买马恩全集，那时候还是真心想补看马恩全集。最主要还不是看理论，是想看马与恩通信。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对历史感兴趣了，我想看马与恩通信当中反映出来的斗争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李怀宇　　看完之后有没有收获？
　　辛丰年　　没什么收获，理论太深奥，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很难懂，恩格斯的不难懂，恩格斯的理论性也是很强的。但是从通信中知道他们一些交往的情况，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此后，辛丰年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闲话》、《乐滴》等。
　　李怀宇　　什么样的机缘为三联书店写了《乐迷闲话》？
　　辛丰年　　朋友介绍的。董秀玉亲自责编，我还受宠若惊，她这个责编很负责、很认真的，她批评我：你这部书前面写得很流畅，后面就弱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加工了。我后来有一部书就是沈昌文责编的。
　　李怀宇　　那些关于音乐的资料从哪里来？
　　辛丰年　　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乐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这个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就是要看这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