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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访问历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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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鲲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随即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妻子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眼泪横流,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了;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如今,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感慨:“南通过去小得有意思,张謇时代的南通很有味道。现在弄得乱糟糟的,毫无意思。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我好多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出去看了。”第二天,在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带领下游览南通,所见与辛丰年所言大有出入: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江滨小城。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李怀宇  你在南通读到初二时就停学了?
  辛丰年  我上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抗战,学校就停了。那是新式中学,而且是商业中学,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练习生,我们家里让我去上这个学校,也没有远大理想,为了以后就业方便。我也不喜欢上伪学校。我当时有一种想法:上学还不如自学,自学很自由,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也不到外地上学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后方。当时觉得自学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自学的结果就是不学无术(笑)。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2)
李怀宇  自学时读些什么书?
  辛丰年  主要利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自学讲义,可以补习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些也就不用讲义,就是自己乱读书,杂览。另外就是自学英语,主要的想法是:为了多看书就要掌握英语,不懂英语的话,许多没有翻译过来的书就看不了。当时学英语是很困难的。
  李怀宇  此前在学校时英语学得怎么样?
  辛丰年  老师教得不好。这门课本来不感兴趣,后来才想到非学不可,要自学。学了几十年才能勉强看一些不太深奥的书,这也很可怜。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没有时间花在自学上了。但是我在部队里对工作不感兴趣,曾经要求:让我去上学吧,去学俄语。不允许。我就自学,自学的程度比英语差,但是也能够结结巴巴地看一些东西。这都是很遗憾的,如果过去能够把外语学好,多学几门,那么我也许可以多读一些书。后来,我看到金克木的书,他的几门外语都是自学的。他读书读通了,我很佩服他,我见了朋友就推荐金克木。
  李怀宇  抗战时要不要逃难?
  辛丰年  我小时候从四岁到十岁在上海住过六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李怀宇  你在学校里对音乐感兴趣吗?
  辛丰年  那时候我对音乐课是很烦的。每周有一课音乐,除了老师教我们唱一些歌以外,就是用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教大家学五线谱。学得很枯燥,也很慢。每周上一课,结果上了一年我们也不能读五线谱。当时我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觉得五线谱讨厌极了,对音乐毫无兴趣。后来我对音乐感兴趣以后,几个星期就把过去没学的东西都学了,而且学得还更多,还能应用。
  李怀宇  什么时候看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
  辛丰年  那是在沦陷区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个也很有趣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大笑)。当然这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笑),这也是很惭愧的。
  李怀宇  很多人就是看了你的《乐迷闲话》才慢慢喜欢上音乐的。
  辛丰年  我懂的都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对这种时尚也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情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过去我喜欢音乐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李怀宇  原来在上海听过现场演奏的音乐吗?
  辛丰年  很少。解放前,我住在上海那几年,被关在家里,不出去的。后来喜欢音乐,我不住在上海,住在南通了。难得有机会才到上海去,那是孤岛时代,音乐主要是给洋人、高等华人听,很贵,我就听过很少几次,那时候对古典音乐也是太无知了。解放以后,我听现场演奏也很少。特别在那时候,到中国来演奏的交响乐团很少。上海的本地交响乐队水平比较差,听了不舒服。这方面很遗憾,只能吃“罐头作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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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3)
1945年8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在军中,辛丰年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1976年平反,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开始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
  李怀宇  在抗战时,你对共产党是如何了解的?
  辛丰年  也是逐步了解。就是看那些所谓进步的书:《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有对比嘛,在敌伪的统治下,当然向往共产党。另外也受文艺书的影响,比如说,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就影响了我参加工作。还有曹禺的《日出》,就是同情被压迫者,就想到这些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解放呢?
  李怀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公子少爷,把自己划到剥削阶级里面去了?
  辛丰年  我自己当然是属于剥削阶级了,从小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些都是叫人觉得惭愧得不得了!这是一些因素,再加上朋友的影响,结交了一些追求进步、爱好文学的朋友。
  李怀宇  什么时候跟章品镇先生认识?
  辛丰年  1943年。1945年我就跟着他到解放区去,新四军就在苏中,我们参加的部队就是新四军。
  李怀宇  你有拿过枪吗?
  辛丰年  没有,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是高度近视了,一千三百度。当时需要小知识分子,他们让我去做小知识分子的事情:宣传、文化。我不算老革命,1945年参加革命不算老了。
  日本投降后,过了大半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然后就是自卫战、解放战争,我们就到处跑,渡江也参加了。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解放福建,一直打到厦门。本来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就停在福建,一直到“文革”。从1949年到1971年都在福建,先是在厦门,后来在福州。
  李怀宇  你在部队里做什么?
  辛丰年  我在部队也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就当个助理员,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李怀宇  为什么会在1971年离开福建呢?
  辛丰年  “文革”来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打倒了,被审查了。断定我有问题,就把我开除,到苏北农村里去改造了几年。
  李怀宇  严锋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他九岁那年,你和他一起翻译过《夏伯阳》。
  辛丰年  那是开玩笑。那时候我在部队里自学了俄语,只学了一点皮毛,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有一个《夏伯阳》,有空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严锋听,他很感兴趣,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就翻译了一段。那个文章也不深奥,是电影文学剧本,比较通俗,当然也有文学性。我讲,他记,记了没多少,也没有兴趣再弄下去,不是真正的翻译。
  李怀宇  在那时候能听音乐吗?
  辛丰年  在部队时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这是“封资修”中的“修”。在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不过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当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不过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后来就平反,本来还可以转业,转为地方干部。但是因为当时我爱人已经去世了,留下两个小孩,太小了,我要带着小孩去转业,做事情不方便,而且我对做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就要求不转业,提前退休。那时候还差一两年才能退休。1976年我五十三岁,本来要到五十五岁才能退休。那么他们说:好吧,就让你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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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4)
李怀宇  你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挑着扁担去买书?
  辛丰年  到新华书店去买马恩全集,那时候还是真心想补看马恩全集。最主要还不是看理论,是想看马与恩通信。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对历史感兴趣了,我想看马与恩通信当中反映出来的斗争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李怀宇  看完之后有没有收获?
  辛丰年  没什么收获,理论太深奥,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很难懂,恩格斯的不难懂,恩格斯的理论性也是很强的。但是从通信中知道他们一些交往的情况,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此后,辛丰年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闲话》、《乐滴》等。
  李怀宇  什么样的机缘为三联书店写了《乐迷闲话》?
  辛丰年  朋友介绍的。董秀玉亲自责编,我还受宠若惊,她这个责编很负责、很认真的,她批评我:你这部书前面写得很流畅,后面就弱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加工了。我后来有一部书就是沈昌文责编的。
  李怀宇  那些关于音乐的资料从哪里来?
  辛丰年  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乐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这个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就是要看这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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