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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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在紧急时刻共同决断。1947年8月进军大别山的途中，过汝河时，遇到了南进当中最险要的时刻。前有阻敌隔河相峙，后有追兵尾追不舍。刘伯承高声地号召指战员：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选邓小平随后大声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选突破了汝河防线，暴涨的淮河又横在前面。邓小平提出：由他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结果，抢渡淮河成功。
——两个人在困难面前抢挑重担。1947年12月，刘、邓率部队挺进大别山区，为了更好粉碎国民党军重兵的“清剿”，刘、邓决定分内外线配合作战，两个人也暂时分开率前后指挥所。显然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是一副重担，刘、邓两人为此有过争论，双方都坚持自己留下。最后，重担还是邓小平抢到了手。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去淮西指挥全局。刘伯承则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没料到，刘伯承带少数警卫部队北上后，真的遇到了敌情。邓小平听到北面枪炮声非常担心，马上派出一支部队向北策应，直到后来接到平安的电报，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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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3）
淮海战役过程中，邓小平又主动抢过值班的任务来，说自己年轻，多熬夜，待有重大事情时再大家一道商量。
——两个人都非常注意彼此尊重。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十分注意照顾刘伯承的身体。他时常告诉有关人员：刘司令员年长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他自己总是在战役？穴斗？雪中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为了不打扰刘伯承休息，他让战士们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披着衣服到院子里去接电话。行军中吩咐给刘伯承预备担架。到驻地时告诉有关部门给刘伯承准备好一点的房子，自己住差一点的。刘伯承也十分尊重年小自己12岁的邓小平。他曾对部下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话。工作上只要是邓小平表过态，刘伯承一定说：按政委讲的办。同样，邓小平也一定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两个人在下达命令时是同一声音。翻阅13年来的刘、邓签发的电报，很少有刘、邓分开发出，往往是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已经离开了，但电报署名仍是“刘邓”。抗战时期的几次分手，解放战争时期的几次分兵，都是这样，如果不通过别的材料来证明，人们还都以为刘、邓是在一起指挥。
——两个人都是推功揽过。刘伯承在战后总结经验教训时主动揽过。邓小平则把功劳记在战友的身上。如渡江战役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时成立的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指挥权。毛泽东当面亲自交代给邓小平：我把指挥权交给你。战役取得了胜利，邓小平到北京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报告时说：“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两个人在政治风浪中仗义执言、互相关心。1958年在那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伯承受到了错误的批评，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这时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在刘伯承遭受政治困难时，林彪别有用心地说刘伯承在二野没有起什么作用，是邓小平起主要作用。当时邓小平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1980年秋天，邓小平曾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在他悼念刘伯承的文章中重申：“那是不公正的。”
在1966年邓小平第二次遭受政治磨难之时，刘伯承仍十分关心他。身体多病的刘伯承见到陈毅，一下子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关切地问：少奇、小平同志还好吗？芽尽管他力不从心，但是关切情谊令人感动。
刘、邓的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连毛泽东也铭记在心，1947年下半年，毛泽东比较早地在电报中称呼刘、邓所部是“刘邓大军”，多次称赞刘、邓“部署完全正确”，“决心完全正确”。1972年，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讲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半年多以后，他又指示说：邓小平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
刘、邓十多年在一起，也并非一点争论也没有，邓小平讲：“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他和刘伯承结合两个人的亲密相处来教育一些不注意团结的干部：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怎么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芽”
1989年11月，邓小平在回顾二野战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这一条。”刘、邓的以身作则是关键。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这样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的回答语句不长，却概括了两个人关系的主要之点：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公开看到过邓小平与周恩来单独往来的信件，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巨人的兄弟情意和战斗友谊。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女儿这样概括了父亲与周伯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伯伯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伯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在周伯伯病重时，父亲顶住压力，治国治军，替周伯伯分担重任；在周伯伯垂危时，父亲通宵达旦守候在周伯伯的病榻旁边；在周伯伯去世后，父亲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周伯伯致了悼词。
1。相识于异国他乡。邓小平与周恩来相识应当追溯到20年代，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的法国，两个人第一次会面的具体情节，后来他们都没有回忆过。但可以肯定，是革命斗争，使两个人走到一起。
有的老同志回忆：1923年夏天，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也是负责人，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少年》杂志创办于1922年8月，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周恩来等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共出版了13期。邓小平和李大章刻蜡板。据说，“油印博士”这一称呼，就是周恩来给邓小平起的。《少年》改为《赤光》后，邓小平也化名发表些文章。当时，这个刊物编辑部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旁边。对此，邓小平念念不忘，50年后，他在途经巴黎时还去这个地方看了看，可惜，时过境迁，已面目全非，可以说，从1923年开始，邓小平已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1926年，周恩来回国前，同志们和他合影留念，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也是两人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之一。
2。并肩战斗在龙潭虎穴。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再度工作在一起，是在1927年年底，地点是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到上海，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不久，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邓小平则直接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除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邓小平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处两楼两厅的房子，实际上是处理当时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的地方，被称为办公厅。周恩来和邓小平每天都在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同志，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周恩来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提交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们两个人都很忙，有时还需要等候。一个时期，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邓小平。
邓小平的第一次婚姻，周恩来是很清楚的。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同志们为他俩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参加了。婚后，大半年的时间里，两对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楼房里。周恩来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夫妇住楼下。他们经常听到楼下的邓小平夫妇又说又笑。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2）
然而，他们又共同遇到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边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这次遇险连同和罗亦农接头的遇险，“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3。共同的欢乐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周恩来，赶赴广西做统战工作。后来，和李明瑞、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分外重视。1930年1月，邓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即听取了关于广西地区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报告中，分四个时期，详细地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讨论会进行到最后，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性发言。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广西的斗争形势和邓小平的工作，并指出了广西省今后的工作。据有人考证，这位发言人即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军事通讯》上全文发表了这次汇报讨论会的记录，并发表编者按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对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表示满意，评价很高，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邓小平又回到上海汇报工作，而这时，党的内部经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纠纷。1月，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指导”下，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名，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结果，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周恩来处境艰难，他的想法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邓小平，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显冷淡，不听汇报，不安排工作，实际上给红七军发去指示信，严厉地批评红七军工作，表示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这可以说是他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4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4。同患难共甘苦。1933年1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一场全面推行与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始了。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点名说邓小平等4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随后，对邓小平等4人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讨”。但是，邓小平等4人并未屈服，坚持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更加激怒了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接连几个月，临时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镇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给邓小平等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