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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3部分

小说: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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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又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八七会议。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1岁的毛泽东。当时邓小平23岁。当时,彼此双方也许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说明,正是这两个人,翻动了时代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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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2)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及夫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住在一起,并且还参加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当时,邓小平曾告诉党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瓦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
  关于自己与会情况,邓小平记得很清楚:“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53年后,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6个字。并再次来到纪念馆参观。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先后发动的多次起义。
  1927年底,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这就是他后来对日本客人讲述的那样:“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作为秘书长,他随同周恩来经常出入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这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机关(又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
  作为秘书长,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开会,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天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所以经常出入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1931年2月间,邓小平再次赶赴上海,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特别是红七军活动情况。他一边等待着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汇报,一边埋头写红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邓小平当面汇报不容易,就只好用书面来代替,结果,17000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于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当时坚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也未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时间,派交通员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也只是每月从地下交通员手中领取一些生活费。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来。
  邓小平没有料到,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作汇报的前委委员、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面汇报,其内容和邓小平的书面汇报有很多不同。
  邓小平更没有料到,他来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比“立三路线”表现得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组织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照搬外国经验,套用马列主义的干部担当了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强调“革命高潮”、“进攻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的声浪中,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红七军在全国革命低潮形势下转战千里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反映,显得多么不协调啊!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4)
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虽然周恩来、陈云等处变不惊,机智采取应变措施,但毕竟使党中央机关遭受了很大破坏。可以说,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听邓小平的汇报呢?随着这些领导者在党中央打着“反右倾”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过火斗争,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干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挤,那么邓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邓小平也实在没有料到,党中央在“左”倾领导者主持下,竟置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于不顾,于5月14日直接向红七军下发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指责红七军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对红七军领导人也不信任:“我们认为,在立三主义‘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既然“左”倾领导者把持的中央是如此态度,邓小平迟迟得不到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详情,邓小平虽然知道得不细,但他也明显感到中央对自己的冷淡,远不像一年前来上海汇报时党中央对广西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多少年后,邓小平仍带不快地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几个老友是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甚至他还在李维汉和贺昌家里搭过铺,可见过往甚密。邓小平认为,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当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邓小平曾奉命前往安徽芜湖去巡视安徽省委工作,由于对方的接头暗号没有,机关已遭到破坏,他只得当天就买船票回了上海,向中央“交了差”。
  邓小平要求汇报没人听;提出回红七军中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申请在中央苏区工作,也经过一番等待。所以,他的这次上海之行肯定是不愉快的。最终申请获得批准,27岁的邓小平于这一年的7月中旬从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18年后,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和他的战友们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进驻上海时,他的心情相当愉快,然而,还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次,邓小平和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去参加大型庆祝活动,他们在众多警卫人员的保护下,从办公地点的大门走到街对面开会。就走这么一小段路程,就几分钟,他别在胸前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派克钢笔被小偷拿去了。以致晚年到上海时他还几次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1)
1976年 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邓小平曾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在人民军队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1929年担任红七军政委、前委书记,“邓政委”一称呼就是20年,仗一打也是整整20年。新中国建立后,尽管他担任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职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任职始终是他要职中的一项。他在军队中最高的任职是中央军委主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他一生中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但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备感自豪。不过,共和国的元帅们却称他为“没有军衔的元帅”,“我们的老帅的领班”。
  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军事也不懂”开始的。
  “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这是邓小平刚去广西时的工作任务。
  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去做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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