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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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的谈话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他一开始工作就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了。
除了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前后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方针外，邓小平认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在决定自己复出工作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郑重地向与会同志解释：“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可见，这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复出前就向党中央提出要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复出后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马上领导了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势在必行。
不过，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月份，两个“凡是”盛行，公开否定“两个估计”要冒很大的风险。
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时考虑如何推翻“两个估计”的问题。1977年8月1日，他听取###关于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建国后十七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绝大多数是好的”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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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
据此，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讲话中公开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记载，毛泽东当时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不难看出，“四人帮”在修订《纪要》时，不仅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同时还塞进不少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一错误的《纪要》，特别是“两个估计”，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错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彻底清算“两个估计”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当时###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里培养出来的？”针对一些同志的疑虑，他批评道：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不久，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署名为###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当然，邓小平在充分肯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成绩的同时，并不掩饰其缺点。他曾讲：那时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正因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我们看得更清楚，当时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这一重大举措，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教育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说，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考试，他们中的合格者尽管是而立之年才步入大学校门，但他们心中还是由衷地感谢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的邓小平。
伴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广大的科技战线、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们，欣喜地迎向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3）
邓小平坚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反对“两个凡是”的果敢之举，自然地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部分人的非议；他自己也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在人们面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这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经过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复推敲、修改的。历时7个月，十易其稿。该文约7000字，共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此文一发表，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发表当天晚上，就有电话打到人民日报社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指示宣传部门对由文章而引发的大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有的同志甚至指责该文是指向毛泽东思想。一时间，真理标准问题的讲座受到了压制。
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5月30日，他对几位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就是后来邓小平讲这番话的由来：“《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7月，他又向有关同志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后来，他又在谭震林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上写了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也是为沸沸扬扬的争论作的正确总结。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一，不管是谁批过的，错误的就要纠正。对毛泽东生前做过批示的错案，邓小平态度明朗，要纠正过来。假如自己以往批示中有不实之案，也要纠正，总之，不管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应推翻。
第二，无论是旧案新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面纠正。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为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批判康生等6个问题，邓小平也很快就表明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他首先就1959年定的那起错案说起。11月27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时说：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当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插话说，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两天后，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对康生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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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
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潘汉年被定为“内奸分子”是我党建国后处理较早的一起错案。陈云在调阅了有关材料后，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便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提议党中央正式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追认其历史功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受辱含冤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1978年8月，他的夫人写信给党中央，请求给老舍平反。几天后，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指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不可拖延。”举行老舍追悼会之日，他又专门送了花圈。
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平反，邓小平也有过明确指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陶铸夫人、女儿为此事曾奔波了两年，当她们找到邓小平时，他并没表示什么态度，陶铸的女儿甚至觉得冷淡，感到失望。实际上，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很快地作了批示：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