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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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讨论商定这个问题。12日下午，他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门讲解这一问题。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这个问题。
值得提出的是，为使王明能够参加八大，邓小平也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7月31日，他在北戴河为中央起草了一封给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信。信中通知他：党的八大已经定于9月15日举行，王明将作为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如果身体健康条件许可，中央希望他能出席大会。王明没有答复。8月6日，邓小平又为中央拟定了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李富春的电报稿，请李去看望王明，告诉他召开八大的会期（9月1日起开预备会议），询问他身体状况及可否参加八大；如果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请问他可否对大会提出书面意见。
这次，王明不得不表态了。姗姗来迟的9月8日复电，很快地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复电为：“自八月七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根据毛泽东“此件可印发各代表”的批语，邓小平将王明的复电印发给出席八大的各位代表。尽管王明未能参加八大，党中央还是本着团结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和七大一样，选举他为八大中央委员。10年以后，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中又提到这件事，他说：“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
在邓小平协助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大筹备工作，紧张繁忙而又发扬民主。据参加从筹备到召开的李雪峰同志40年后的回忆，当时“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筹备工作最早是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由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六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
邓小平说：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
1。 1956年9月16日下午2点，全国政协礼堂内非常肃静，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邓小平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到装有6个麦克风的发言台前，戴上眼镜，开始作报告。当时的新华社讯这样报道：“邓小平的报告长两万九千多字，共历时两小时又十五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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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3）
根据史料记载，从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1955年5月12日成立时起，邓小平就以很大的精力主持这项工作。10月20日，邓小平收到了党章第一次修改稿。看到此稿共分10章78条，只有条文部分，党纲部分注明“暂缺”。随后，他批示将此件印发政治局委员和起草小组，并告经办人，“印后送我三份，原稿退我”。
关于党章的修改工作，大致集中在1956年的4、5两个月。4月2日上午9时，邓小平来到会场，看到修改党章委员会成员们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讨论党章初稿。与会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发言却很热烈，字斟句酌，畅所欲言，一直进行到12时15分才休会。8天以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章第二次修改稿。这一稿中吸收了政治局委员和修改党章委员会关于初稿的修改意见，还补写了总纲部分。
对党章第二稿的修改工作，邓小平抓得更紧，以下是他主持修改党章委员会讨论党章修改意见的日期：4月13日、4月20日、4月25日至28日，5月3日至5日、5月14日、5月19日，两个月中有11天，还不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章的两次会议，不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介绍党章修改情况的两次会议。
当年参加过党章修改的老同志回忆：“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根据现存的材料看，党章草案修改本多达50多份。不过总的说来，党章修改工作比较顺利。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这项工作是满意的。
1956年8月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八大文件修改方针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接着，他又说，修改时要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该邓小平讲话了，他看了看毛泽东，又看看大家说：“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插话补充道：“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
对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确实连细节都注意到了。党章修改稿印出来以后，他受中央委托，起草《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他坐在办公桌前，想起了毛泽东讲过的话：“###章应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比如，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大家讨论。另外，是否可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五年一任，也请大家讨论。”邓小平感到，应当把毛泽东的上述意见转给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来讨论。
于是，邓小平挥笔写道：“在党章修改稿中，请你们特别注意：（一）草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妥当。（二）第三章第九条中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设一个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以上两点，也请你们将讨论意见报告中央。”
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8月1日晚毛泽东约见邓小平，谈如何修改党章问题。几天后，邓小平将党章第三十七条草案关于设置中央领导机构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直至9月10日晚10点时，毛泽东还在斟酌党章条文。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邓小平：“改处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第三条觉得应添三个字，请酌定。”
2。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稿，要晚于党章初稿。8月12日，胡乔木将修改党章报告后半部分的草稿送到邓小平办公桌上。邓小平知道，关于修改党章报告是在2月份赴苏联前自己主持讨论、起草的。地点是在西楼会议室。4个月以后，在讨论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八大时，又讨论了起草修改党章报告问题。修改党章报告关于党纲部分说明初稿起草完以后，7月25日、26日、28日，邓小平在北戴河西浴场接连主持会议进行讨论。现在，前后部分初稿均起草完，应当征询有关人员意见。于是，他提笔给办公厅写了批示，将两部分印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草）》（1956年8月12日）。以便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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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将要在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抽出时间进行了数次重要修改。从内容上看。“初草”中的序言部分增加了七大以来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七大以来的政治、组织路线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改动内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此，报告从党组织状况分析入手，阐明了我们党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考验”，指明了经受这种考验所应当采取的办法。正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八大才对原有党章作适当修改，“其中包括一些带有重要原则性质的修改”。此外，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中，邓小平都作了不少的修改。
此外，对于报告的字句，邓小平也是再三斟酌，力求使报告内容简明，文字顺畅。对于一些不够明确的语句，他或是添加文字，画龙点睛，或是干脆将某一段落删去。所以，修改党章报告虽然文字较长，但字句简洁，生动有力，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工作特点。
对邓小平主持起草并要在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很重视。8月27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毛泽东也在审阅这个报告初稿，并连夜审改完。很快地，邓小平看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修改稿，他的意见是：“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些小的修改，请你酌定。第23页批了一点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肯定了稿子后，毛泽东又提到：“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
有一次，毛泽东建议：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邓小平仔细考虑了报告内容，对毛泽东说：“三万字吧，不再压了。”后来，报告是29000字。
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在9月16日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出席的代表是1011人，请假15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坐在一排，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报告稿，一边听着邓小平的报告，邓小平在概述了中共七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巨大变化以后说：“现在，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个报告里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章程由于党的情况的变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报告共分五部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站立在讲台前，简洁有力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他话题一转：“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除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几年后，邓小平回忆说：“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1962年1月）“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1957年4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讲话中着重讲了（谦虚谨慎）这个问题。”（1962年1月）
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对其积极意义在报告中也作了肯定，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随后，邓小平强调：“我们党也厌恶对于个人的神化。”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我们党、毛泽东同志就作了禁止为领导者歌功颂德的规定。并且一贯主张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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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5）
邓小平抬头望望会场，提高声音说：“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对此，代表们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然，邓小平也考虑到毕竟“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41年后，重温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的这些精辟观点，我们感到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呵。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举行。此时，距八大开幕只有2天了。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
端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的主张有着多种考虑。一是为了党和国家安全，遇到偶发事件，几道“防风林”都会起作用，这是“中心的目的”。二是防止像苏联那样斯大林逝世后接班人难以为继。所以“要预备那一手”。三是鉴于身体、年龄、精力方面原因，“不能登台演主角”了。当然多几个人工作也有好处。这些考虑几个月前就有了。邓小平想起了4月末时，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征询这方面意见。自己草拟的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中也为此书面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所以，8月5日，自己将党章第三十七条草案报送毛泽东时，里边就有设“副主席若干人”。而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又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