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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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陈毅等继续详察敌情、水情，根据谈判期限和气候有利条件，于4月17日提出于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一气打到底。同时号召全军将士在总前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进的伟大任务。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中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长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此时已是弹上膛、刀出鞘、帆满风，万事俱备。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4）
腰斩蛇阵，挟首击尾。
古文记载：恒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面对长江守敌一字排列的“长蛇阵”，总前委决心采取横斩蛇腰，挟其首，击其尾战法，使敌顾此失彼，首尾难顾。4月20日夜，总前委指挥中突击集团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拦腰折断敌长江防线。乘其全线动摇，惊慌失措之际，总前委又命令东集团、西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东起江阴、西至马当约600公里长江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在四野等部的配合和强大炮火掩护下，我渡江部队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驶向对岸，突破当面江防后，乘胜向纵深发展，东集团炮兵封锁长江，断绝敌舰往东的逃路，另部攻占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京沪铁路交通线，并于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西集团一抵达南岸，便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之，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过江登岸，对敌实施连续突击。战役发起4小时后，成渡部队就达16个团，控制了江南岸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登陆场。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陈毅当时就用“旌旗南指大江边”，“直下金陵澄六合”的诗句来描述渡江成功盛况。汤恩伯眼见江防部队一触即溃，为避免在沿江被分割围歼，他下令芜湖以西部队沿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撤退。其余江防部队也向南溃逃。
宜将剩勇追穷寇。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鉴于敌准备在浙赣线重新组织防御，防御不成则继续南逃的企图，紧紧把握战局发展关键环节，及时调整战役部署。当指挥西集团的刘伯承根据战况，提出二野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全力直出浙赣线的建议时，邓小平等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在与刘伯承等共商后，总前委将西集团作战部署上报军委追认，在刘伯承直接指挥下，西集团二野三个兵团兵分三路，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进军速度加快，追击战果显著。于5月上旬，控制了长达400多公里的浙赣线，完全粉碎了敌在浙赣线展开、组织反抗的企图。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指挥渡江后的东、中两集团，以钳形攻势迅速前进，首先在郎溪、广德山区合围歼灭敌5个军8万多人。随即又鉴于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集上海，负隅顽抗，不成则从海上撤逃的情况，命令三野集中8个军，仍采取钳形攻势，切断敌海上逃路，然后聚而歼之。至此，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军政兼施，力求全胜。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蒋介石反动政权赖以支持的基础之一。对此，蒋介石决定重点防守。他于4月26日赶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防务。他企图凭借20万守军，依恃坚固防御设施，争取时间，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贵重物资，并准备破坏城市，挑起国际事端，促使美国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预计到“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5月初，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在丹阳一起谋划渡江战役第三阶段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问题。攻占上海是一场特殊战役。陈毅比喻，这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精华。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与陈毅等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上海战役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免遭战火破坏，以利日后建设。在具体部署上，邓小平等慎之又慎。
5月2日，邓小平等在听取汇报时认为，在长久围困；攻敌薄弱之点；两翼钳击吴淞口断敌海上逃路，在市郊诱歼敌人这三个方案中，第三案最佳。这样暂不攻市区，使城市少受破坏，又断敌逃路。据此，上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展开。激战中，邓小平等又及时电示：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好充分准备。经10天激战，我军完全击破敌淞沪外围防御体系，迫敌主力出市区防御。转入第二阶段战斗时，邓小平等又提出由南向北，总攻市区，全歼守军的意见。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作战开始，我各路部队以“保民何惜血沾衣”的精神，严格执行不使用重武器射击规定，采取机动灵活战术，攻占市区要点。25日，策动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起义。至27日下午，完全解放上海。我军激战16天，以伤亡万人代价，歼灭上海守敌15万人。此后，邓小平又花很大精力进行教育接管干部，圆满完成接收上海的任务。至此，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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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5）
邓小平等领导发起的渡江战役，势如泰山压顶，攻如囊中取物，既未遭敌“半济而击”，又未使敌首尾相顾，最终大获全胜。邓小平当时就指明，此役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在军事上“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
我们仔细地回顾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如果把这四个战役按地划分为南线和北线的话，淮海和渡江战役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胜利实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了。30多年后，邓小平也是这样说的。
南京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1949年4月27日深夜渡过长江后，就住在蒋介石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上海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6月进入上海，两家合住在一栋小楼里。有一天，两家人合拍了一张照片。
5月，邓小平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当面汇报3月份以来的工作。中共领袖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爱国团体，正在紧张地筹备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于7月19日写信给在上海的华东局主要成员，转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主要内容为：新中国即将建立，帝国主义将采取各种方式直至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而我们要迅速占领全国，外交方面采取一边倒，内部政策上要强调自力更生。这样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立于坚固基础上，“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从渡江战役到解放上海的情况。例如渡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军事占领后城市接管工作等等。
据邓小平子女介绍，在上海，他大病了一场，头痛得卧床难起，可见征战之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军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欢庆着人民胜利的伟大节日！不过，他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军事斗争的结束。在西北，东南，西南，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苟延残喘。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授权他和刘伯承率二野进军西南。当年，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国民党曾经误判是要入川，现在，刘邓大军这柄利刃真的已经悄悄地指向了大西南，这一年，邓小平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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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1）
含饴弄孙。
对于邓小平来说，中共八大是他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标志。他协助毛泽东总揽筹备工作全局，展示了他卓越的才干，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说：……这一切为召开党的八次大会作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央认为，召开八次大会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1。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的决定。半年后，在举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仔细审阅了一遍，然后报请毛泽东最后定夺。很快地，毛泽东的批示转回到邓小平手中。内容为：“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于是，10月初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召开党的八大决议草案的说明。通过他言简意赅的说明，与会代表们对党的八大未能及时召开的原因、将要举行的八大主要议程、代表的选举及召开的时间等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
邓小平告诉大家：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到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中间相隔十一年。1945年到1949年这四年，我们正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两年，我们全神贯注于进行并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巨大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的斗争。
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他来到中央工作后的当年年底（即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过召开党的八大，并决定此前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觉察了高饶反党活动的问题。经过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很显然，高饶的分裂活动，延迟了党中央关于同全国人大同时举行八大的设想。
邓小平接着对与会代表们说：此后的两年中，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又通过了整党、建党、审查干部、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党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完全成熟了。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
在此前后，邓小平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大会筹备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员到大会议程，从安排大会发言到逐篇审阅发言稿，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代拟大会通知，关于八大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参与了。
2。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工作十分重要。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将草拟上述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根据毛泽东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批示，5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予以通过。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有邓小平、###、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上述两个起草委员会只有邓小平及胡乔木同时参加。作为大会的主要筹备人之一，邓小平还担负着大会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
邓小平起草文件向来是简洁、明确。1956年8月15日他在北戴河代替中央起草下发的通知：（一）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二）现决定9月1日到9月14日，举行八大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8月31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大会举行前3天邓小平还审定了会议规则：（一）大会会议每日下午2时开会，7时休会。（二）大会发言先向主席团报名，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但是个别的发言时间，在得到执行主席的同意之后，可以超过20分钟。（三）通过大会决议的时候，用举手方式，分赞成和反对两次表决。（四）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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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2）
8月22日下午5时，中南海勤政殿，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等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103人来到会场。会议开始，邓小平就八大的六个文件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认为，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主题。他说：“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
毛泽东赞许的目光从邓小平身上移开，转向大家，他强调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他略为停顿一下又讲：“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真可谓重点突出。
3。中南海内的西楼，是中央办公的地点之一。1956年3月23日，邓小平在参加苏共二十大返回北京后，在这里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选举等问题。1个月以后，他又在同一地点——西楼会议室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具体讨论出席八大代表的名单。关于中央一级机关出席八大代表候选人问题的讨论，是在5月份进行的。11日、12日、18日，邓小平连续主持秘书长会议，讨论商定这个问题。12日下午，他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门讲解这一问题。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