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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晋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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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中,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采访】赵德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很重大的打击。这个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人、私塾的老师,这么一些下层的人,他的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他的家属走。带着家属走呢,就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祸 福 之 间(三)
【解说】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太平军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贯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咸丰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波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来的战乱面前,山西商人拥有的智慧、才干都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声望,此时成为战火中最先被攻击和掠夺的对象。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交战双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采访】李庄堂 河南社旗 山陕会馆原馆长  会馆一建出来,它从乾隆二十年开始一直建到光绪十八年,这中间持续了130多年。它的主要建筑是春秋楼,大悲殿、悬鉴楼这三座。春秋楼因为在清朝末年捻军起义,捻军侵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巨商携财宝上楼进行顽抗,当时捻军的武器是大刀长矛,没有办法,最后用被子泼上桐油,裹着柱子,把这个春秋楼烧了,火一直着了半月多。  

祸 福 之 间(四)
【解说】  可能永远无法统计出山西商人在这场战乱中,到底损失了多少财产。被乱军焚毁的山西会馆,也绝不仅仅只有河南这一处。汉口的三晋会馆是晋商斥资上百万两白银修建而成。据说,仅会馆中的春秋楼一项建筑,就可以和当地著名的黄鹤楼媲美。可惜的是,这组精美的建筑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也破坏了江南的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做这一带甚至欧洲它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说茶叶等等,那么这个战争一起的话呢,货源中断了,运输遇到了困难,所以这对晋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另外一个呢,说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呢,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吸收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有许多的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们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边。但是南方的工商业发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资金。那么于是晋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呢,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祸 福 之 间(五)
【解说】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微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的一支不足万人的部队逼近北京,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衡量,这种孤军深入,是不会对北京造成任何威胁的。但太平军的这一举动却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内的山西商人,也纷纷携资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在北京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一年三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是一夜之间陷入了一片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这不仅打乱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当时京城的一位官员,曾用这样的话向咸丰皇帝解释局势的严重,“逆匪未平,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人耳惊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业的百姓被“奸黠之徒,诱之以财利,煽之以谣言,大局将不可复问。”  【采访】郝建贵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 高级经济师  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它商号也告贷无门。   。 想看书来

祸 福 之 间(六)
【解说】  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战乱,尤其是这一次京城的市场风波,也使大清朝廷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山西商人强大的商业能力和他们惊人的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琢磨,能否从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中挤出一些钱来,用以缓解朝廷因为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  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私下向皇帝上密折说“风闻近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已携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九日,御史宋延春将京城的票号、帐局的名单呈报给皇帝,并说“臣访闻得京师票号、帐局共计百十余家。各有本银一千数百万两,应请饬交户部一并查明,传集劝谕。”  十月十三日,御史章嗣衡干脆将自己所知的山西富商全部列出名单,上报皇帝,以便日后按名单推派。  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这种近乎勒索性质的捐输中并非完全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通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正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与官僚集团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商场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国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紫禁城龙椅上的皇帝也由咸丰换成了他的儿子同治。  这一年发生的一桩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将朝廷和山西商人的关系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太平军起义后期,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这个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是靠江苏、广州这些地方。那么捻军一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给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这个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汇兑了。  

祸 福 之 间(七)
【解说】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汇兑了上亿两的白银,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朝廷一再坚持“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变的态度,禁止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  从1850年开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长官都以“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为理由要求朝廷准许以汇兑代替运现。  其实除了这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各省长官一再要求票号汇兑官府银两还有一些不好向朝廷明言的苦衷。  首先装鞘运现要雇佣马匹、车辆,要订制特殊的箱子,还要准备押运税款人员的各种花销费用。这些款项都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和这些开支相比起来,山西票号的汇费要经济得多。  其次,由于连年战乱,许多省份的大小衙门都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境地,平时就不得不依赖向山西票号借款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到了向朝廷上缴地方税收的时候,他们根本凑不足朝廷规定的银两数量。朝廷和地方官府一样,也在财政上,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所以一再严令督促地方官员,按时足额上缴税款。上面逼得急,自己又无银可交,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只好再次向山西票号告急。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这样一来既解了官员的燃眉之急,又省去了许多装鞘运现的额外花销。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采访】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祸 福 之 间(八)
【解说】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怠,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为山西票号说情。四川总督丁宝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川省银号向无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理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  朝廷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为了争取朝廷认同汇兑,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压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这种没有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在政治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它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款来源,甚至它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它的损失很大。  

祸 福 之 间(九)
【解说】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也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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