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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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现在没法出国。这样，她便恢复女装，在李大钊手下当勤务员，为“少年中国学会”做些事务性工作。李大钊像对待自己的女儿那样呵护她，爱护她。
1922年的一天，李大钊等人到上海办事，带秦德君到上海，安置她到闸北的袜厂学习织袜技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她到平民女校工作部当师傅，交给学员织袜技术。秦德君住在平民女校二楼的一个亭子间里，作为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站。李大钊、陈愚生等人来上海时，经常带着人来她住的这个亭子间开会，秦德君在楼下为他们放哨。
第二年，李大钊途经上海，到杭州西湖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次会议。他特意来看望秦德君。临行时，秦德君到火车站为李大钊等人送行。她将李大钊等人送上车厢，像为亲人送行一样，久久不愿离去。在火车开始启动时，她还没来得及下车，就想跳下火车。李大钊急忙拉住她，为她补了车票，带她到了杭州。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回北平时，特意将秦德君交给邓中夏，委托他帮助秦德君到南京读大学。从此，秦德君再也没有见到李大钊。直到1927年秦德君在郑州住院时，才从报纸上得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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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拆狱空叹息：潘汉年与杨帆
*，原名石蕴华，于1912年生于江苏常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南京“救国会”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文化界的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率领上海人民慰问团到皖南慰问新四军。随后留在皖南，担任项英的秘书。此后，他的工作虽有调动，但一直在根据地做保卫、联络和调查工作。
1942年10月开始，担任延安整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借延安整风运动，搞了一次“抢救失足者运动”。1943年，27岁的凌子风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历经艰险来到延安。当时，每个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要写份材料介绍自己是怎样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怀着怎样的动机来延安的。单纯的凌子风便如实汇报：在南京戏校读书时，老师石蕴华介绍他加入南京救国会，开始受到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倾向革命，才投奔延安来的。不料，康生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推理”：南京戏校的校长是国民党顽固派张道藩，他是国民党CC派特务的主将；而石蕴华是这个学校的十分活跃的教师，一定与张道藩关系密切，是CC派特务。就根据这种难以成立的“推理”，康生当即给新四军的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发密电，将*逮捕。
*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与张道藩的关系，也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CC派特务。反复审问没有结果。饶漱石就派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潘汉年来审问*。潘汉年长期在江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知道南京的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组织，将救国会与CC派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在审问之初，潘汉年听了*的“交代”，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但需要调查取证才能向上级汇报，解除对*的怀疑。此时的*，除了写“交代”材料外，还写诗词表达自己的蒙冤心境和对新四军首长及朋友的怀念。在潘汉年接手之前，为了套出*的“口供”，特意在*的牢房里安置一个假叛徒真内线的人物。他将*写的诗词以喜欢为名抄下来，偷偷地交给潘汉年。潘汉年从*悼念项英，同情被贬抑的陈毅的诗词中，更感触到*的冤情。于是他写了两首诗，派人暗中送给*。其中一首写道：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息，
咫尺天涯几许愁。
诗中暗示出对*冤案的同情和自己暂时无能为力的心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工作，*的特务嫌疑得以解除，获得释放。从此，潘汉年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副市长，*则是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的市公安局局长。他们合作得十分默契。但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又将*卷了进去。1954年12月31日夜晚，*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有专机等待。从此一去不复返。第二年的3月，潘汉年则以特务的罪名被捕。
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昭雪，但他还是关心他的老上级潘汉年的遭遇。直到潘汉年在1982年*后，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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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违纪名教授：闻一多与刘文典
1943年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应普洱（磨黑）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大烟土）50两。这件事引起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这年5月，西南联大按惯例给教师发聘书。清华大学没有与时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商量，就径自把聘书发给了刘文典。闻一多本就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不满，对学校不和他打招呼就发聘书也很恼火。闻即给刘写信，表明不再续聘，声称即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信中不无讥诮：“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发此信前，闻一多曾找到时为联大文学院长（亦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建议对刘停薪，并考虑解聘。冯友兰亦认为刘文典此举不足为人师表，同意解聘。曾是刘的学生，此时为刘的同事的王力为其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对被解聘一事感到突然、不解，即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决不退缩，决不逃避，决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胫以奉询究竟。”梅贻琦过了两个月复信说：“尊处暂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鉴谅。”显然，梅贻琦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是有看法的。尽管他爱才如命，但对这种目无校纪的出轨行为，他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以戒众。
对立意气之争酿恶果：刘师培与章太炎
1903年，刘师培科场落第，返乡途经上海时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引为知己。当时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幡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革命活动。《苏报》案爆发后，章太炎、邹容不幸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后刘师培首批参加光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的战士。
1907年，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倒向了无政府主义。同时，他与章太炎的友谊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自从1908年初，章太炎便与他们合住在一起。一次，章太炎偶然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而且大骂章太炎企图挑拨他们的关系。刘师培也反诬章太炎与清政府关系暧昧，并且在《神州日报》上伪造《炳麟启事》，说章准备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气愤，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并攻击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他们的关系终于闹僵。后汪公权在章太炎茶中投毒，事情败露后，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刘师培夫妇便返回国内。归国后的刘师培更加心胸狭窄，他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信件影印寄给黄兴。其实，这只是章太炎为了筹款的权宜之策，但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晖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曾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为此，革命党人王金发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幸免一死。但后来汪公权还是被王金发处死。章太炎在得知此事后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并给予谅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刘师培幸免于难。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他依旧没有理会。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后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声中，刘师培悄悄地逝去，年仅35岁。
目标不同绝难相谋：梁启超与袁世凯
梁启超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曾严厉批评揭露袁世凯对维新运动的背叛。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为收买人心，招揽人才，邀请梁启超回国。梁启超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遂于1912年10月，结束14年的流亡生涯，回国任政府司法总长。袁世凯一开始对梁以礼优待，梁启超也对其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通过他的统治实现自己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确立立宪政体，自此中国将有一番新气象。但随后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显露，梁启超曾当面规劝，袁却一意孤行。梁启超失望之余，开始转向和国民党合作，抵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除与蔡锷等秘密商议武力抗袁外，他的另一枚重磅炸弹，就是作于1915年的长篇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强烈抨击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的行为。
袁世凯深知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得知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后，赶快送来一张20万两的银票，为梁启超父亲祝寿。意在收买，希望他不要将文章发表出来。梁启超毫不客气地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又派人找梁启超，说，先生曾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也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找苦吃？
梁启超大义凛然地回答说：“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我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的空气中生存。”坚决将文章发表于8月20日《大中华》第1卷第8期，反对恢复帝制。一时舆论哗然，兴起一股讨逆风潮。
后来梁启超更是亲自参加讨袁斗争，更亲赴两广活动。终于使袁世凯在当了83天短命皇帝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
两位宗师的论战：章太炎与康有为
章太炎的政论鲜有论敌，但他始发政论却是缘起于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等人为施行维新变法，筹办强学会，征召各方有志之士，章太炎也收到邀请，于是寄去16个银元的会费，算是入会了。后来强学会被取缔，康有为和梁启超身在民间，只好努力办报，为维新鼓与呼了。但这需要人手，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就按照会员地址，将章太炎请了来。
梁启超当时肯定也没想到，这一请，给老师请来了一个劲敌。章太炎和康有为不仅在学术上所尚相左，在政治观点上其实也大不相同。康有为是要维新变法，西体中用，只是要改良朝廷，以利于更好的统治；而章太炎则秉承幼教，从外祖父那里沿袭了牢固的“夷夏之防”的观念。康梁请他来宣传维新，他却念念不忘排满。
而且康有为章太炎都非泛泛之辈，在道德文章上都是颇为自许的，都有名士气。康有为自比当世圣人，孔子被称为“素王”，他就自称“长素”，俨然在孔子之上了，他的一帮弟子也是推波助澜，康有为也就不客气地当起了“教皇”。对此，章太炎多有诟病，康氏门人自然对章心怀不满。有一次，章太炎闲谈中，将康有为比作明朝的李卓吾，说两者“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这话传到康氏门人耳里，正愁找不到由头的一众弟子“攘臂大哄”，毫不客气地群起而殴之。一场混战下来，章太炎离开《时务报》。章康两人，从此结怨。
戊戌变法后，康梁亡命海外，共和党和保皇党的一场辩论中，章太炎是恣肆汪洋，畅快淋漓地批驳了康党一顿，让他们词拙理穷，对他避无可避却又招架无力。
章太炎犹自不忘沪上之争，他曾写过一联讽刺康有为，云：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文质彬彬地将康有为骂作了妖孽老贼了。
康有为见了，只怕也只有徒叹奈何。至于后来，康有为的政治见解逐渐被历史所淘汰，章太炎就更加不屑于与之论争了。
政见各异难共处：章太炎与梁鼎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