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刚馊矫娴娜宋。闪⒁桓龈锩难盘澹盘迕颇舛┪爸泄笠碜骷伊恕保逞赶壬囊饧ā白笠怼绷礁鲎钟貌挥茫灿上壬龆ā�1929年10月的一天，雪峰将党中央的意见同鲁迅讲了，鲁迅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肯定“左翼”用得很好，显得旗帜鲜明。这样“左联”就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讲话，当时“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做记录，事后，冯雪峰根据记忆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亲自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1931年冯雪峰承担了瞿秋白与鲁迅的联系工作，他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第二年初夏的一天，冯雪峰陪同瞿秋白拜访了鲁迅。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成了忘年知己。
1936年4月经过长征的冯雪峰回到上海，向鲁迅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当时鲁迅一见到冯雪峰，就将周扬等人如何“摆布”他的情况告诉给他。此时，正在鲁迅家的胡风就与冯雪峰研究，并征得鲁迅的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10月鲁迅病逝，冯雪峰以鲁迅的学生和地下党的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鲁迅的葬礼。
。。
是同乡，也是同窗：冯雪峰与姚蓬子
姚蓬子本名姚梦生，“蓬子”为笔名，取意于“蓬瀛之子”，以仙境自况，雄心抱负，非同小可。他于1905年出生在诸暨的一个土财主家庭。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湖畔诗人冯雪峰来到北大当旁听生。在北大读书或旁听的浙江籍学生很多，他们经常联系，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关照。两人因此相识，并很快就成为交往较多的朋友。
1924年的夏天，姚蓬子因为母亲病故，中断了北大的学业，经人介绍到上海的光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编辑的《幻洲》，由光华书局出版。这种业务关系使得潘汉年认识了姚蓬子。他们一见如故，谈话很投机，以后的接触更加频繁，成为很不错的朋友。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姚蓬子的思想逐渐激进起来，并于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潘汉年作为上海进步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与冯雪峰一起筹备成立“左联”时，也邀请姚蓬子参加，并被选举为“左联”执行委员兼总务部长。这样，冯雪峰与姚蓬子的联系就越来越多。在“左联”创办机关刊物《北斗》时，冯雪峰提议丁玲担任主编，并委派姚蓬子和沈起予协助丁玲工作。
1932年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到河北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的冬天，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个叛徒供出了姚蓬子。姚蓬子被关押，当时他的儿子姚文元才一岁多，是冯雪峰将他送回自己的义乌老家抚养，几年后才送回上海。
抗战爆发后，姚蓬子到汉口参加了文艺界抗敌协会，后到重庆创办“作家书屋”。1943年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脱险后逃到重庆。被董必武安置在姚蓬子的书店休养和隐蔽。尽管姚蓬子只能提供十分简陋和狭窄的住处，但是冯雪峰对于他在自己危难时期的保护，一直心存感激。
可是，在1957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时，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判冯雪峰的《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的文章，投井下石。特别是冯雪峰在1976年1月病故时，主掌文化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却批示对此“不见报，不致悼词”。如果冯雪峰地下有灵的话，他是该多么伤心呀！
。。
携手进行教育实验：叶圣陶与王伯祥
叶圣陶与王伯祥都是江苏苏州人，他们年龄相差四岁，王伯祥居长。他们从读中学就在同一所学校，后来又相继在角直小学、北大预科、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任教及工作，有着六十多年的交往和深挚的友谊。
王伯祥，原名王钟麒，字伯祥。1907年他与同学叶圣陶同时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草桥学堂），并结为好友。他们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很活跃。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俩就与同学顾颉刚、吴宾若一起组织了个诗社。因为受到白居易的诗歌《放言》的感召，给诗社取名“放社”，意在放言高歌。这个“放社”经常组织社友作诗、填词、联句等活动，更主要的是交流思想，畅谈抱负和政治见解。他们毕业那年，正赶上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王伯祥怀着一腔热情投笔从戎，而叶圣陶则到上海尚公学校为郭绍虞代课。
不几年，王伯祥因不满野蛮的军阀作风，离开了军营，到老同学吴宾若任校长的苏州角直镇第五高等小学任教。1917年，叶圣陶也应聘到了这所学校。
志同道合的好友重逢，促膝谈心，无话不说。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话题最多的还是教育。他们愉快地回忆起苏州中学的校园生活，谈到顾颉刚从北京大学写信告诉他们的见闻，蔡元培办学的新思想，黄炎培“国文新教授法”的主张；觉得教育必须改革，于是决定亲自试一试，并着手组建角直镇教育会，研究教育改革的问题。他们从自己做起，从本校做起，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教材、教法、写作练习等方面入手，开始提倡讲授白话文，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亲自编选白话文的新教材，亲自写“文话”，还发动师生在校园荒地上开垦了生生农场；并带头捐款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购买中外名著，南社诗人诗集以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供师生阅读。他们还开辟博览室、音乐室、篆刻室、修建戏台，组织师生演出文娱节目和远足等。这些措施扩大了学生的眼界，使得他们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他们还在北大《新潮》上发表了对教育改革的评论《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等论文，受到教育界的重视。
他们在角直的实践，使得古镇角直洋溢着新鲜的气息。他们在角直镇第五高小执教期间对我国小学教育改革的最初尝试，是我国教育改革史上不可遗落的一笔财富，也是他们友情的见证。
扶植与关怀：巴金与罗淑
巴金与罗淑都是四川成都人。罗淑本名罗世弥，生于1903年，年长巴金一年。他们相识于1929年的秋天。当时罗淑的未婚夫马宗融从法国回来，将罗淑从四川接到上海，准备去巴黎结婚。此时巴金已从法国回到上海，在宝光里见到了这对未婚夫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宗融夫妇回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淑在上海郊区南翔立达学院教书。1936年3月，罗淑夫妇去看望巴金，巴金与他们谈起法文翻译的事，问他们能否译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诺后，巴金就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今译《怎么办》）法文本给他们翻译。一个多月后，罗淑就将她的译稿交给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一年的9月，罗淑给巴金送来她写的小说《生*》。巴金本来就很重视培养作者，见到文学新人无不大力扶持。如今这位同乡创作了小说，非常高兴，给她提了些修改意见，鼓励她继续写作。还给她取了个“罗淑”的笔名，将这篇《生*》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号上。
《生*》问世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写作，罗淑又发表了《刘嫂》、《橘子》和《井工》等小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宗融应聘到四川任教，此时罗淑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与女儿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罗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让他的弟弟给罗淑买了船票，送罗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后，罗淑于1938年2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少弥，却因产褥热不治而辞世。
噩耗传来，巴金非常悲痛。为了纪念罗淑，巴金将罗淑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生*》、《鱼儿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创作集。还亲自为这些集子写了编后记。
罗淑逝世不几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对孤儿孤女。巴金和萧珊就将罗淑的一双儿女接到家里抚养，一直供养他们大学毕业。至今这对姐弟如同巴金的亲生儿女一样。
。 想看书来
难忘的乡党情怀：巴金与艾芜
被称作“流浪文学之父”的艾芜是四川新都县人，与巴金的故乡成都相邻。或许是这种乡党的关系，巴金也像关心罗淑那样很关心艾芜。
艾芜，原名汤道耕，与巴金同龄，都是生于1904年。在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文学产生兴趣。后因反抗旧式包办婚姻而出走，在云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流浪了五年。期间，他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做勤杂工；也曾流落仰光街头，乞讨度日，饱尝人间辛苦，得到了真正的底层经历和体验。这种艰辛的人生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从最底层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人性的至善与至美。
后来，他从厦门来到上海，为了生计，开始以自己的流浪生涯为题材创作小说，并于1935年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南行记》。这部流浪汉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艾芜因此成名。两人也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交往。
抗战爆发后，艾芜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成立“文协”桂林分会时，艾芜与从广州来到桂林的巴金同时都被选举为该分会理事。第二年的三四月间，巴金与萧珊离开桂林返回上海，并着手编辑艾芜的短篇小说集《逃荒》。他为这本集子写了篇《后记》。巴金写道：“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穿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此后的几十年间，巴金与艾芜分居两地，相聚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1950年代初期，艾芜深入鞍钢体验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于他与巴金的友谊，他将这部小说交给巴金主编的《收获》首发。1980年4月，由巴金担任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艾芜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出访期间，他们有机会相处了两周的时间，这对于这对老朋友来说，极为珍贵。
1987年秋天巴金回故乡成都时，事先约定不参加任何会议和座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想与老朋友聚一聚。他见到了沙汀、艾芜与马识途等老朋友。几天后的中秋节，巴金还特意到艾芜的老家新都县去赏桂花。当时，这几位老朋友已都是耄耋之年，但是老朋友相聚，兴致很高，精神也很好，都认为这是极为难得的会见。
1992年艾芜以88岁高龄仙逝，巴金得知噩耗，立即让女儿给四川发了唁电。这是艾芜家属收到的第一份唁电，以感人肺腑的朴素语言述说了两位老人的淳朴友谊和对亡友的沉痛悼念。后来四川新都县决定为艾芜建造墓园时，特请巴金题写了墓碑：“艾芜之墓”。如今巴金的手迹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若无觐庄，定无《尝试集》：胡适与梅光迪
梅光迪，字迪生，又字觐庄，安徽宣城人。宣城与胡适的家乡绩溪古时都属于宣城郡，在外常以同乡相称。他们留学美国之前，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梅光迪在复旦公学读书。当时与梅光迪同宿舍的胡绍庭是胡适的宗兄，两人因此于1909年相识，彼此印象极好。
1910年夏天，两人相约参加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胡适顺利通过，当年即赴美留学。梅光迪则等到第二年才通过考试，也来到美国西北大学深造。两人虽不同校，但信件往返，一样畅谈国家大事。他们彼此赏识，相互赞佩。梅光迪对胡适的才华很钦佩，称他是“东方的托尔斯泰”，认为胡适将来一定能“在世界学人中占一位置，为祖国吐气”；而胡适对梅光迪的学识广博，文字犀利和谦逊无私的文品和人品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1915年夏天，一批中国官费留学生集体到美国的风景胜地绮色佳度假。这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意气风发，经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胡适是个激进派，认为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主张废文言，用白话；而梅光迪则认为白话可用，但文言断不能废除，与胡适辩论得十分激烈。第二年暑假，他们又聚在绮色佳，继续辩论中国文学的未来问题。正是这种辩论，促使胡适深入思考，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必须来一场革命，旋即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
胡适不仅提倡白话文，还提倡用白话写诗，认为“作诗如文”；而梅光迪则颇不以为然，认为“诗文截然两途”，“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这种争论也促使胡适在新诗的实践上多做探索，终于完成了白话新诗集《尝试集》的创作。因此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若无叔永（任鸿隽，胡适、梅光迪留美时的同学：引者注）、觐庄，定无《尝试集》。”
1917年胡适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成为新文*动的擎旗人物，社会影响很大。但他仍然很关心他的同乡，曾邀请梅光迪回国后到北大任教。可是梅光迪却婉辞谢绝。此间，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多有贬低和攻讦。
1921年梅光迪到南京东南大学任西洋文学系主任，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胡先骕教授相处极熟。他们都主张“昌明国粹”，反对用白话作诗。胡先骕写了篇万余字的评论《尝试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