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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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春，他找到一位同乡，借了一块大洋，将它兑换成铜板，分摊为每天十八个铜板的生活费，开始了他的中篇小说《铁恋》的创作。小说写的是以海陆丰农民暴动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在《铁恋》将近脱稿时，他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就给南强书局写了封求援信，意思是说，小说交稿的第二天，就预付部分稿酬。当他写完这部小说之后，身上只有一个铜板了，只得用白水充饥。他将小说初稿交给南强书局。第二天就通知他去领稿酬。事后他才知道是书局特约编辑冯铿审阅了他的书稿，决定出版的。
《铁恋》出版后，冯铿约见他。冯铿直率地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是在《乐群》杂志上，你在那篇《通讯》，称共产党是‘新的太阳’，我觉得很有新意。”或许是这种新颖的提法，使冯铿很快就拍板出版他的小说的。不久，他又认识了钱杏村（阿英），在《铁恋》出版后，钱杏村还介绍他加入了“左联”。
马宁加入“左联”后，与冯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曾将闽西苏区的见闻，介绍给冯铿听，冯铿很感兴趣地说：“你有亲身经历，怎么不写苏区呢？”马宁在她的鼓励下，以《苏维埃随笔》为总标题，写了20篇散文，发表在李伟森主编的《红旗日报》上。由此马宁又认识了李伟森，并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单身汉租赁房屋十分困难。马宁找到一个亭子间，可是房主不租给单身汉。冯铿得知后，就装成马宁的家属，帮助他租下了房子，为马宁解决了难题。
冯铿牺牲后，马宁写了《记冯铿同志》一文，称冯铿是他的救命恩人和革命的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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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与齐白石
陈师曾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中国画家。原名陈衡恪，号朽道人，后更名为陈师曾。1876年3月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六岁开始学画，跟随其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散原在湖南时，曾得到长沙书画界名流的指点，使得他的艺术天分得以开掘，显现出非凡的造诣。陈师曾还是大画师吴昌硕的高足，得到过吴昌硕的亲传。他的大写意花卉画，笔势雄健，气魄雄伟，设色瑰丽，颇具吴昌硕的风采。
1902年陈师曾带着三弟陈寅恪东渡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和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求学，1909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江苏、湖南的教育界任职。从1914年起，开始在北平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和在北平国立高师教授图画。
1917年的夏天，齐白石应老朋友樊樊山的邀请第二次到北京卖画，住在法源寺的藏经楼。一天，齐白石正在伏案作画，忽然进来一个30多岁的人。他自报家门说：“我是陈师曾。从书画店见到你的刻印和画作，才知道你来北京了，特地来看看你。”当年，齐白石到京城卖画，没能得到书画界的认可，甚至有的画家还很瞧不起这个木匠出身的画家。可是陈师曾仔细地看了齐白石的几幅画作，觉得齐白石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头，只要从因袭模仿中走出来，彻底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就能成为杰出的画家。于是他特地来会见齐白石。齐白石对陈师曾早有耳闻，一直没有机会相识。今日相见，格外感到亲切，连忙让座，请他坐下。陈师曾很客气地说：“您是前辈，不必客气。”说罢就提出欣赏一下齐白石的大作。白石将他很得意的一幅《借山图》拿出来展现在画案上。
陈师曾右手抚着下颏，端详着这幅画，思忖了良久说：“您功底深厚，画格也高。只要自出新意，变通画法，自然能闯出一条新路。”齐白石听了心里十分佩服这位年轻人。他们谈了好久，齐白石从这个年轻人的谈吐中获得很多启发和教益。陈师曾临走时，为齐白石题写了一首赠诗：
曩于刻印知齐君，
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
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
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
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
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
何必低首求同群。
这首题诗肯定了齐白石篆刻与绘画的成绩，也指出了他因袭传统的不足，劝导他走自己的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它对齐白石形成自己的风格启悟很大。齐白石后来能走出自己的路子，陈师曾也颇有指点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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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掖青年的好范例：郭沫若与傅抱石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避居期间，结识了到日本深造的画家傅抱石。
那是在1933年，傅抱石在日本留学时，得知避居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中国甲骨文字很有成就，而这种甲骨文正是他研究中国美术渊源需要探讨的内容，于是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拜会了郭沫若。两人因此相识并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
傅抱石是一位治印高手，他一直想将自己的多年的篆刻编成一个集子出版，这个想法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还找到自己甲骨文著作的出版商田中庆太郎，帮助他于1935年出版了篆刻集《摹印集》，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同一年，在郭沫若的鼓励下，傅抱石在东京银座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郭沫若为扩大画展的影响，不但为许多画作题写了题款或题诗，还亲自在开幕式上向参观者介绍傅抱石的绘画成就，之后举办了记者招待会。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投身于抗日的洪流，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少将厅长。尽管他工作繁忙，但还时常想念先前回国的傅抱石，曾多次寻找他的信息。直到第二年春天，在江西新余县老家赋闲的傅抱石才得知这个消息。于是前往武汉看望郭沫若。郭沫若对他的到来欣喜万分，设法为他在第三厅安排了个上校秘书的职务。1940年9月郭沫若离开第三厅到重庆，傅抱石也随他来到重庆，到西迁的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任教。
1947年10月27日傅抱石在上海举办大型画展，郭沫若提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推荐傅抱石。他在《勖抱石：为傅抱石画展作》中写道：“抱石多才多艺，擅篆刻，能文章，精鉴别，书法亦雅静可嘉”，并称赞傅抱石“才力丰裕，学力深厚，功力稳健”，已“迈入大家之林，欧美人士之识画者亦无不讶其独造”。 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题写了书名，还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充分肯定他的绘画成就。
乡党挚友反目，分道扬镳：丁玲与沈从文
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湘西人，前者的家乡是临澧县，后者的家乡是凤凰县。在1925年的春天，他们邂逅于北京时，自然显得很亲近，更何况他们都是热烈地沉迷于文学的青年呢！
沈从文初次与丁玲会面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虽然内心里有些失落感，但还是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他们谈话很投缘，几乎无所不谈，很快他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国事，谈论办刊物，也经常在一起吃饭、游玩。
1928年他们一同到上海，一起住进萨波赛路的一座公寓。丁玲与胡也频住二楼，沈从文住三楼。他们共同创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周刊。1930年“红黑书店”因债务问题倒闭。为了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胡也频去济南教书。第二年，因宣传革命思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沈从文当时在武汉大学任教，回上海度暑假。为救出胡也频，他通过胡适、蔡元培等多方活动，但未能成功。丁玲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处境很艰难。沈从文便以丈夫的名义陪同她将孩子送到湖南常德丁玲母亲处抚养。并因此错过武汉大学开学日期，失去了工作，只好赴北京，找了个去青岛大学的教职。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闻讯，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的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绑架、陷害作家的不法行径。还曾托胡适通过当年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营救丁玲，但未能奏效。
听到丁玲被害的传闻后，沈从文写了《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回忆昔日情谊。只是1939年9月该书在上海出版时，丁玲已经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来到延安，对这两本书一直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冬，丁玲才从一位日本友人那里看到这两本书，她觉得沈从文在书里对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评价有失公允，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她还对沈从文以低级趣味描绘他们的生活非常恼怒，认为他文章里说他和丁玲、胡也频曾经同住一处，朝夕相伴，给人一种混淆的概念，这样用含混的语言混淆视听，无异于往她的身上泼污水。后来丁玲还听说她被捕后，沈从文胆小怕事，不敢出面营救她的传闻。从而得出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的结论。这种伤害沈从文的感情之言，挫伤了她与沈从文几十年的情谊，由误解而反目，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分道扬镳。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蔡元培与鲁迅
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他们两家还是世交。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时，鲁迅经朋友陶成章介绍加入，蔡元培对这个小老乡很器重。他的提掖几乎重写了鲁迅的人生历史。1912年初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他接任后就广纳人才，对许寿裳荐举的鲁迅，当即发函请鲁迅来京就职。后来*迁往北京，*次长趁机网罗亲信，欲将鲁迅除名。蔡元培察觉后任命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还请他为北大设计校徽，沿用至今。此外，鲁迅被聘为中国大学研究员的特约著作员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都是蔡元培推荐的。
鲁迅对蔡元培很尊敬，不管当面还是书信，总是恭敬地以“先生”称之。鲁迅称为“先生”的，除了章太炎之外，就是蔡元培了。蔡元培发现鲁迅喜欢抄古碑，搜集金石拓片，就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他。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密切到爱屋及乌的程度。他对鲁迅的弟兄也很关心。蔡元培得知周作人来到北京，就聘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挤，蔡元培就将周建人荐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蔡元培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他执掌北京大学后，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聘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随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移北京，使得这所弥漫着陈旧气息的最高学府，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为鲁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面世。可见，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哺育了鲁迅，为鲁迅的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是蔡元培对我国文化界的一大贡献。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时，亲自执绋送葬。《鲁迅全集》编纂好后，蔡元培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请求送审时开放绿灯。蔡元培为这部全集写了序言。序言中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推崇备至。这些评价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口，更让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说：“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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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鲁迅与冯雪峰
湖畔诗人冯雪峰是1928年12月9日，经柔石引荐与鲁迅相识的。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古代都属于会稽郡，冯雪峰非常敬仰这位浙东同乡，就请柔石引见。第一次见这个小同乡，鲁迅说话不多，当时让冯雪峰有些灰心。柔石看出了冯雪峰的心意，就告诉他：“鲁迅对新结识的人总是谈得不多的。”这样才增强了冯雪峰与鲁迅交往的决心。
后来在交往中，鲁迅得知冯雪峰在翻译*文艺理论著作，非常高兴。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在接触中有了共同的话题。于是，他们谈话的话题越来越广泛。冯雪峰不仅在鲁迅的指导下完成了苏联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等*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还协助鲁迅编辑文学期刊《萌芽》。1929年2月，冯雪峰为了便于与鲁迅接触，索性就搬到鲁迅居住的*里11号，恰好与鲁迅的住所17号斜对门。有时冯雪峰站在阳台上看见鲁迅没有客人，就到鲁迅家去。他们谈得很投缘，有时候兴致来了，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谈到深夜。鲁迅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同乡，对于冯雪峰的执著性格从不计较。他们在交谈时，冯雪峰经常坚持己见，总想在某些争论的问题上说服鲁迅；开始鲁迅接受不了，但冯雪峰仍然坚持摆明自己的道理，最后使得鲁迅能够接受下来。鲁迅与冯雪峰的忘年交非同寻常，冯雪峰作为鲁迅的后学，从鲁迅那里汲取了成长的营养，但同时他又作为鲁迅的战友，对鲁迅发生了影响。
当时，冯雪峰的文学事业只是掩护，他主要在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费不足，生活十分拮据。鲁迅就采用预支稿酬的办法接济他。正因为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如此密切，在1929年9月，当时任*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让他与鲁迅联系，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要冯雪峰向鲁迅讲清楚：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