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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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醋并存：张爱玲与苏青
张爱玲与苏青同为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一对女作家，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常被人相提并论。而生活中，她俩也是常相往来的朋友。
张爱玲与苏青的交往，是从苏青1943年秋创办《天地》杂志向张爱玲约稿开始的，那时张爱玲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人又是有架子的，稿子不肯随便给人。苏青颇知人心理，在写给张爱玲的约稿信中，打性别牌，一句“叨在同性”，把张爱玲逗得笑了起来，这一笑，心就软了，何况《天地》也并非末流刊物。
至1945年夏为止，张爱玲在《天地》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其中有与苏青做同题文章的《谈女人》，还曾与苏青在同一专题下作文。艺术上两人彼此非常敬重。苏青在杂志编后记里不时夸赞张爱玲的作品，比如称《封锁》为“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张爱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苏青马上又很积极地加以宣传推荐。张爱玲则写过一篇题为《我看苏青》的长文，堪称苏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苏青与张爱玲在社会、婚姻、妇女、家庭等问题上的见解不悖，许多问题彼此很能理解，但两人的创作风格与她俩的性格一样大相径庭。苏青的写作倒是符合“五四”以来重内容不重技巧的风尚，而张爱玲则十分注重技巧，并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苏青的作品畅销的程度不在张爱玲之下，但艺术成就则略逊于张爱玲。
张爱玲与苏青的私交不错，曾有记者专门安排她两人对谈社会、家庭问题；张爱玲也提到曾陪苏青到裁缝店里去试大衣，苏青的女儿还说苏青与张爱玲两人曾换穿衣服。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终未好过与炎樱的关系：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前，与苏青交往比较密切。张爱玲与胡兰成好上后，有天晚上到苏青家去串门，撞见胡兰成正在苏青家里，颇生醋意。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两人同因在沦陷区太过活跃、与日伪人员往来较多而受到社会的责难，可能是因为心境与环境的变化，就再未见她两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张爱玲借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学业，离开大陆，后辗转漂洋远引，去了美国。直到终老，她的作品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晚年她选择了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拒“张迷”于千里之外，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
苏青儿女心肠重，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鲁迅与钱玄同是浙江籍同乡，一个是绍兴人，一个是吴兴人。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只是鲁迅早于钱玄同四年。1906年鲁迅第二次到日本时，钱玄同刚刚来到日本留学。1908年，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和钱玄同都拜章太炎为师，成了同窗好友，结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谊。钱玄同性格活泼，他们在一起交谈时，说到激动处，钱玄同总是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鲁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翁”，可见他们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鲁迅回国后于1912年到*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佥事。他每天很轻松地处理完公务之后，无事可干。尤其是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更觉得心性寂寞。于是他就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有一天，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来看望学友鲁迅，见他正在抄录碑帖，就问他：“你抄这些碑帖做什么？”鲁迅回答说：“不做什么，消磨时间而已。”钱玄同当时刚刚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立时想到请鲁迅给杂志写点东西，就说：“你给《新青年》写点文章吧！”钱玄同的话引起了鲁迅的思考，沉默了一会儿，鲁迅突然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突然感到鲁迅在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样，在钱玄同的启示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由此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十几篇小说，使得鲁迅成为新文学的领袖。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钱玄同与鲁迅并肩战斗，发表了很多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观点一致，同仇敌忾，来往密切，意气相投，成为携手战斗的战友。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师大任教，与钱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的斗争中，鲁迅与钱玄同都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他们步调一致的友谊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平时经常联系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专事文艺创作和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的思想转变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产生隔膜。1929年6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时，在老师章太炎那里遇到钱玄同。这时他们已经话不投机，意气不投了。因为一句话两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钱玄同到孔德学校去，见到鲁迅正在那里。两人见面，无话可谈，都显得很尴尬。突然钱玄同见到桌上有张署名“周树人”的名片，他就随口问道：“你又用三个字的名片啦？”鲁迅却冷冷地回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一听这是针对他常用的笔名“疑古玄同”而发难的，一言未发，拔腿就走。
鲁迅之所以这样冷漠地对待好友钱玄同，主要是因为钱玄同对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不满；鲁迅则认为钱玄同是站在资产阶级*主义的立场上空谈革命，喜作惊人之语，而不想干实事。
1932年鲁迅再次返北平省亲时，钱玄同竟然公开声明他不认识鲁迅，阻挠鲁迅到北师大演讲。当时钱玄同在北师大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听说鲁迅回到北平，想邀请他来校演讲，但不知鲁迅住在哪里，便去问钱玄同。钱玄同一听就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认识鲁迅！”学生们决定自己去请鲁迅，钱玄同威胁学生们说：“要是他来演讲，我就辞职！”学生们没有理钱玄同，请来鲁迅演讲，钱玄同为此很生气，但也没有兑现诺言：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到此，过去的同窗、同事和战友，已经成为陌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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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1920年年底，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应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决定改组《小说月报》，责成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做这件事。他就交给该刊“小说新潮”的编辑茅盾来完成，并要求1921年1月出版该办的第一期。茅盾立即着手组稿。他早就读过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可是与他们素不相识，苦于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他想到了王统照，他曾经给王统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就写信给王统照，请他帮忙组稿。
几天后，茅盾突然收到一个叫郑振铎的人的来信。他们也是素昧生平，郑振铎自我介绍说他是王统照的好朋友。他们由周作人牵头正在组织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希望他能参加。这样，茅盾就与周作人、鲁迅取得了联系，彼此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多。鲁迅多次为《小说月报》提供稿件，支持茅盾的工作。像他的小说《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等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特别是在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都发表文章，给予茅盾很大支持，使得原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改革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阵地。这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
附带说一下，“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鲁迅在*任职，根据北洋政府的《文官法》的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而鲁迅没有参加“文研会”，但他对“文研会”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是经鲁迅审阅后才公布的。
鲁迅与茅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时，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为鲁迅接风，邀请茅盾作陪。因为鲁迅来去匆匆，他们没有来得及深入交谈，第二天鲁迅就离开了上海。第二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12日。此前的一天傍晚，茅盾夫人孔德沚告诉他，鲁迅搬到*里23号，我们家的前门正对着他家的后门。茅盾本想去拜会鲁迅，可是当时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来到上海创作小说，生怕暴露身份，也担心为鲁迅招徕麻烦，就没敢贸然拜会他。不料，几天后，鲁迅在周建人的陪同下，来登门看望茅盾。茅盾感到喜出望外，鲁迅是知道他通缉令在身，行动不便，特来拜会的。这次见面，他们交流了很多时政消息，还彼此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打算。鲁迅表示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专事写作。此次会见之后，茅盾写了篇《鲁迅论》，以“方璧”为笔名在1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并以此表示对鲁迅来上海的欢迎。这是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反映出茅盾是鲁迅的最早的知音。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的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并肩战斗，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年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和茅盾等8名作家联名发起为小林遗族募捐。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去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天来访时告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了，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表示祝贺。鲁迅征得茅盾的同意，委托史沫特莱给陕北拍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逝世时，茅盾正好回乡看望母亲。接到电报时，正值他的痔疮发作，不能乘车或乘船。等到出血略止，回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他的妻子孔德沚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工作，鲁迅用的西式棺材就是孔德沚陪着宋庆龄选购的。
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02年考中清朝秀才，清朝末年到比利时留学，于1912年获得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学博士。他是我国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1913年年初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工作。1916年由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章鸿钊牵头组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所长，翁文灏参与其中，并于1921年接替丁文江担任所长。1920年翁文灏兼任北京大学博物系教授。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胡适与翁文灏相识是由丁文江引荐的。丁文江虽说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质系毕业，但他思想活跃，学识广博，热心于社会活动，与胡适过从很密切。胡适对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趣，地质调查所的一些科学活动，他经常参加。这不只加深了与丁文江的友谊，还与翁文灏也相熟起来。1922年胡适与丁文江等朋友创办《努力周报》时，他们的联系更多了。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高度称赞了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学科建立做出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由这个社的成员每人捐赠月薪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共计筹集4200元钱，作为出版费用。这个刊物共出版了50多期，在合作中胡适与翁文灏的友情日益深厚。1934年翁文灏遭遇车祸后，胡适十分关切，不仅给南京政府的要人写信，请求大力抢救治疗，还在《独立评论》上托名发表言论称：翁咏霓是国家的瑰宝，“人世所稀有”，“是五十条生命换不来的”！这种言论足以说明胡适非常看重翁文灏，他们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后来，翁文灏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胡适认为翁文灏从政很有前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畅想在二十多年后的民国57年（1968）的*，为80岁的大总统翁文灏举行盛大祝典。1948年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胡适闻讯立即表示祝贺和支持。他希望翁文灏“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认为翁文灏“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翁文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结果没有能抑制物价飞涨，六个月后就下台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后，胡适去了美国，翁文灏则到了法国。
1950年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邀请翁文灏赴美，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准备亲自去迎接他。不过，翁文灏却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他们间早就存在着思想分歧，胡适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