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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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把尿布放在灶门口烘；慢一拍则在灶身围根绳子挂尿布，显然这是不卫生的。我老家用了煤球炉，怎么烘呢？传统的办法，是在炉边围根铅丝，类似于灶烘。但现在多是陶瓷的煤球炉，铅皮的少了，传热很慢。寒假在家，我和做了爷爷的父亲想了许多办法。后来还是父亲灵机一动，找到了一只旧铜炉盖。往炉口一盖很快传热。我父亲搬来凳子，就着炉子坐下。湿尿布放在盆里，双手展开尿布，在铜炉盖上来回移动，腾腾热气带着特殊的味道往四周扩散。我父亲吸着烟，不紧不慢，优哉游哉的样子。父亲年轻时脾气很急，这时一点也看不出，做了爷爷的父亲在有了第三代后于温和中显出慈祥。我因此想，烘尿布中也有天伦之乐。这样想来，甚至觉得一次性尿布虽然方便，但不仅奢侈而且使人们失去了体味细腻感情的机会。让一次性尿布见鬼。
回到学校怎么办呢？父亲要我带上铜炉，我说不要。我说总会有办法。又是雨天，又是尿布成堆。我情急之中，用搪瓷饭盆代替了铜炉盖。饭盆没有铜炉般的眼子会闷息炉火，我就在炉口垫了三块瓦片。我很得意，没有眼子也就没有煤烟熏，这反而卫生。此间，我正在研究散文，想起林语堂所说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 的境界（当然彼炉非此炉，围法也不同），觉得有趣。
融入与隔膜（5）
那时住集体宿舍，小孩的尿声隔壁邻居都可听见，且不用说在外面烘尿布，别人会看不到？婚前大家在一起都说过“大丈夫”的话？我的举措使大家大开眼界，一时有“轰动效应”，褒贬不一。对门阿姨说，你带了头，大家怎么办呢？阿姨的儿子正准备结婚。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喜欢雨天到书店买书。大凡文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癖好，我也算是有自己癖好的文人吧。
以前，书店少的时候，我（不仅是我）感伤，由书业的萧条感慨文化、学术的衰败；有时进出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看到门面不断变换，原来熟悉的书架上摆满了音像出版物，我虽体味到社会的发展和书店的无奈，但在嘈杂的市井声中我还是仿佛地感到“书”的笔划已经散架。现在，书店多起来了，且有雅有俗；虽然多数书店都“通俗”些，但“大众”总是大众，也与今天文人和学术的地位相称，能有这么个地方淘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岂不快哉！书店的商业化倾向在高雅的气氛中愉快地发展着。当然，能有坚持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办书店更好。北京有读书人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出差到北京，问起买书的去处，朋友说某书店某书店好，我想去，因为种种缘故到底没有去成，以至上了飞机后，总还觉得有什么事件没办好。
去书店的人未必都是买书，就像逛商场，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每天大概都有人到书店随便翻翻，所以有些书就像图书馆开架阅览室的书，有污迹，而且起了层。有这么多人翻过，想必是受欢迎的书，为什么不买回去呢？我甚至想，偷书未必就是把书带出去，在书店成天看书何尝不是另一种偷？碰到我喜欢的但污染了的书，即便减价优惠也不会买，这样的书何以开卷又何以卒读？所以我觉得书店应当是最清洁的地方。
雨天的书店没有晴天的嘈杂，除非来书店躲雨，很少有人在那儿无故乱翻书。雨打窗户如枯荷听雨，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静下心来挑书。爱书的人未必都在雨天到书店挑书，但是不爱书的人肯定不会在雨天到书店来。书店的清静颇让人愉快。
站在书店门口，我感到初入深秋的冷意和一个人在书店买书的孤单。雨愈来愈大，零落在马路上的梧桐树叶被种种车轮辗过，随即被雨水冲去上面的污迹，车轮又滚过来了。秋天，就这样随着雨水在马路边淌走了。
不能设想一座城市里没有河。苏州这座城市河水纵横，所谓小桥流水人家，所谓人家尽枕河。呆长了，我才发现这水并不怎么流。不流，自然要“腐”，但问题也不全在这里。苏州河水人为的污染很突出，你随便往哪座桥上一站，就会发现枕河的人家把污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泼到、扔到河里。如果有菜场靠近河边，小河也就成了吞吐万物的垃圾站。在一个文明愈来愈退化的今天，苏州人相对文明些，外地的朋友一来就要称道。但我觉得苏州人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那些重新治理了的河水又会怎样呢？
虽说流水不流，但我还是那样地喜欢水巷。从我所在的这个校园后门出去不远便是那条叫“干将”的马路，马路的南侧就是横贯东西的水巷。以前到校外去，我们都很喜欢出了北校门就左拐，过了桥，沿着河边走百把米，再左拐就进了人家的院子，院子与院子之间没有围墙，因而也就成了“之”形的小路。从这里走过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出了院子就是一座桥，站在桥上你就知道什么叫水巷。因而有不少美院的学生到这里来写生。早上出去跑步，避不开向阳的马桶；晚上回来，人家就在院子里吃饭，当时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那些桌子上的菜往往是毛豆、茭白、蹄膀、马兰头和臭豆腐干。在这座城市呆长了，又走多了这样的院子，你会对潮湿的气味特别地敏感，你甚至会觉得那散发的湿漉漉的气味就是这座城市的呼吸。我走过的这些院子和我后来到过的那些院子，都长着大大小小的树，因为雨水多而缠绵，树的绿色几乎也是潮湿的绿，而足迹不到的地方几乎都铺满了青苔。夕阳从树的枝叶的空白处漏到青苔里。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停下来，踩一踩青苔里的夕阳。在我少年的生活中，也就是在青苔里有了夕阳时，我站在长满青苔的石码头上，提着两个小的水桶往家里担水。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污染，水桶里有时会有小鱼，捉出来，用火剪放到灶堂里一烤，滋味近于现在餐桌上常见的小的凤尾鱼。当雨天从这些院子走过时，我的一个奇怪的念头是，走到人家的房间里去，打开他家的箱子，我想闻闻箱子里的味道。千年以前，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味道。到了一座城市，你如果只从熙熙攘攘的马路走过，未必算真正到过这座城市。城市的灵魂常常散落在小巷的深处，庭院的角落。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院子好穿过了。干将路已经重建。不仅是我们这些异乡人，老苏州们对苏州也会有陌生感。世界就是这样，你会熟悉愈来愈多的东西，但熟悉的东西又会愈来愈少。
城外有湖。有一天，我站在太湖大桥上说，这就是太湖。北京的朋友说，以前一提到太湖就想起无锡。现在许多苏州人为此而有“醋意”。能够想起太湖，真好。疏远太湖是个错误。但一个城市愈来愈靠近太湖也许又是个错误。太湖不能成为城中之湖，愈来愈多的什么度假区正在把太湖变成园中之湖。这有些可怕。北京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太湖水的颜色。傍晚的太湖水不绿，似乎更近于本色。那几天有台风袭击，太湖上不见风帆，太湖里只有太湖，没有别的。读大学时，我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吴县东山看太湖。东山盛产桔子，我们去时，桔子在似红非红之间。同学都说有诗意，差不多全进了桔园，我则独自坐在湖边。当时我神经衰弱得厉害，校医建议我不要学中文，好像是说学中文本来就容易神经衰弱，你已经神经衰弱，再去学中文那要衰弱到什么程度？我心情颇为黯淡，坐在湖边，想着脑子就是湖，水浑了，就是神经衰弱；水清了，脑子也就清了；又想着秋水是否与长天一色。那天天不长，断云片片，极目处断云似乎傍着湖水在睡觉。这样想觉得好笑，神经衰弱的人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哈欠连天，我是把那云当着自己了。于是想起辛弃疾“鹅湖归，病起作”的《鹧鸪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 书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我后来对朋友说，情绪不好时看太湖最宜，听的人都很诧异。现在再去看太湖，我喜欢从湖中看自己的眼神。
也许，一座城市就是一首歌。有这种感觉或者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城市的想必不少，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和日常生活中的“市民”（我不想在贬义层次上使用这一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以及她的“市民”都需要重新定义）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某一个角度来倾听、辨析城市的旋律。我们已经无法拒绝“城市”，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乡村”作为参照系来审判“城市”，然而这不等于说，以“融入”的姿态生存就能重构“城市”及“市民”；因此，适当的疏离并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融入而又疏离，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理性和情怀，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或文学的成果不至沦为作为城市消费的流行歌曲。
我和同学在山上，太湖在下面。
昔我往矣（1）
很奇怪，在长久的日子里，我自己的思想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北京也在北方。这有违我读地理的常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长中，我们只知道北京是“中心”，而不是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直到后来，一九八三年的八月我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越过了徐州、黄河后，我才想到方位的问题。火车颠簸，我无法入眠，特别是在越来越靠近北京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始于孩提时代的冲动。我从广播和车厢同伴的反应中知道，列车正越过黄河。许多人都凑近窗户打量夜色的黄河，而我依然躺着，想象自己枕着黄河穿行的感觉。我少年时有太多的时间躺在田野里，习惯在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聆听遥远的声音，而不是追逐地平线。当北方大地，当不同于南方的植被和建筑，当那些肤色和服饰也不同于南方人的北方人渐次出现在我眼前时，北方的轮廓清晰了，我越过南方到北方。北方有北京，北京在北方。
我的村庄在苏北。一条长江把江苏分成南北，苏南在我说的那个江南范围里。一江之隔，划出了两个世界。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北方，我们处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带，后来有了苏中的概念，确认了我们原先为自己保留的特权。这不是个一般的地理概念，而是经济的、文化的，因为“北方”是通行的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在同一个地区，和我们相邻的几个县被称为“北三县”。再往北，我们只知道那是比我们还穷的地方，其他一无所知。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嫁，没有愿意往北的。如果说南方还能够顺藤摸瓜地想象，那么不寒而栗的北方则存在于寒冷和饥饿的传说中。我在苏北，但那个大而无当的北方却常常如芒在背，那是一种在贫困之中对贫困的恐惧。
在进京之前，我们所有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到省城南京报到，集中去北京。正是暑假当中，我从老家回学校。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团委的老师找我谈话，最后是学校党委副书记，一位老革命，把我约到他的住所谈话。我被反复告诫要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和责任，因为是代表，不仅代表我们学校，而且代表新时期大学生。领导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带回学校。我则做作了不辱使命的保证，请领导和老师放心。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长久怀有政治热情，而参加这次会议则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既遥远而又现实的政治责任感，甚至滋生了有些飘渺的抱负。诚惶诚恐的心态，在南京等待省领导讲话送行时，差不多达到了顶点。当我在南京上了火车躺在铺上时，我感到这些天来，我的躯体都僵硬着。那是一种紧张。
北京的宏伟、壮观，让我在震惊之余不知所措。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开始在地图上寻找天安门的位置，首先想去看的就是天安门。大会多数活动都是集体性的，一个人不便出来，代表团有很严格的纪律。在获知会议日程安排之后，感到失望的是，发现没有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安排。后来知道，毛主席纪念堂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没有机会瞻仰毛主席遗容，我还是到纪念堂周边转了一圈。
会议结束，我从北京回去时，这成为我在北京开会的一个遗憾。另外一个遗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我们没有见到*同志。在接见的上一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猜测这次能否见到*。一走进接见大厅，我们几个代表就分头看第一排中间座位靠背纸条上的名字，我们看见了“*”等，可没有找到“*”三个字。现在回想自己等待接见的心情，联想到当年红卫兵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场景，尽管这是不同的事件，但青年一代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常常与领袖有关。在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毛泽东与*这两个伟大的名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昔我往矣（2）
一九八六年秋冬，我去湖南长沙一家出版社送书稿，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去的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年的足迹。那时，毛泽东已经从神坛走下来，但即使如此，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割不断和毛泽东的思想联系。因为天气降温，我在长沙买了一件风衣，站在橘子洲头时，落叶满地，想象“层林尽染”，“浪遏飞舟”的意象，看湘江东去。匆忙看了第一师范后，去攀登岳麓山，在爱晚亭坐了片刻，雨大了起来，我还是去看了蔡锷墓。隔天又转道湘潭，再往韶山。在匆忙的脚步中走过我少年时痴迷的革命“地图”，我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红卫兵的跋涉路线。这次湖南之行距我一九八三年站在金水桥前仰望天安门城楼已过了三年，我对“革命中国”的理解也有不少变化，但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读顾准的书，我仍然觉得不能把乌托邦和专制主义划等号。
现在想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中国的认识，其实是与我们对*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那天中央领导的接见，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