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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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坐在书房时，大雪纷飞。但我已经不觉得我面前的是雪景，而是灾难。我站在街道上，和我少年时站在村口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村庄的雪也是这么大吗？
我一直设想，在退休之后，能够回到乡村去，不一定就是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我想种地，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在今天可能被视为一种浪漫，甚至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情调。坦率说，我并不完全厌恶我今天的生活，虽然在我的周遭有许多让我厌恶的人与事。一个人难免不碰上自己厌恶的人与事，因此，你若是想让自己清净，只有尽可能不做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洁身自好其实也是很脆弱的，这犹如我小时候，再怎么爱干净，还难免一出脚就会踩到路上的鸡屎、狗屎之类。不管怎么说，乡村的生活总是简单的。我二十岁之前生活在乡村，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人与事，但从来没有估计到二十岁之后，会遇见恶到极处的人与事物。所以，我想回到乡村，那里总是会比我现在的处境简单。我已经明白，一切最终都会归于简单。但如果是以前的乡村，我在生活上肯定不适应了，我适应的是其中简单的背景和清新的空气。以后的乡村怎样，我无法预测，可我相信总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我一直想有重新走进田野的机会。说亲近自然是矛盾的，文明的进步之一是让人部分地和自然分离；进步之后生了文明病，又需要部分地亲近自然。我想走进田野，是想劳动。劳动之美早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大学期间，唯一有机会赤脚走进田地，是暑假卷起裤管到水稻田薅草。水稻田里的泥柔和润滑，但你不能尽情地滑行，反而要控制自己的步子，否则会殃及水稻。稻田的水中有泥鳅、田鸡和蚂蝗、水蛇游动。我从小恐惧蚂蝗和水蛇，但学会了对付蚂蝗，如果它已经咬住了你的小腿，只要用巴掌一拍，它就会掉下来。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对付水蛇，唯一镇定的是，村里人总是说水蛇不咬人，即使咬了也不要紧。其实，咬了以后还是有些问题的。在水稻田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蛇，只有在河里捞水草时才有让我胆战心惊的时刻。我记得自己趴在船帮上手臂在河水中搅动水草，于是，蛇也顺着水草在自己的手臂上绕圈儿。这个细节，会让我一个夏天都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在稻田的水放过以后，薅草时留下的脚印就裸露出来，直到收割以后，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脚印。 。。
眺望与想象（3）
可能因为少年时与田野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后来对所有作品中关于农事的叙述和描写都有特别的好感。当我读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时，我清楚了自己的朦胧意识，我在关于这本书的札记中，说了这本书，也说了自己对过去和未来生活的理解。而种种想法，仍然是在“田野”之上生长的。在我认识韩少功时，他已经在八溪峒筑巢而居。少功移居乡村，曾经是媒体一大新闻，坊间也有种种传说和猜测。——在少功的新作《山南水北》面世之后，可能许多人会发现，当年的一些推测显然小瞧了韩少功的迁居之举。这些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的“怀乡病”之类的东西，以及这类符号背后空洞的或者扭曲的灵魂。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与思想文化界累积了众多这种文化符号的读本。《山南水北》对积贫积弱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无疑是沉重的一击。我在图文之间，重逢了当下汉语写作中久违的田野之气，重逢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既“仁”又“智”的韩少功。我不想描述少功的思想状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说到他在八溪峒的居所及乡亲时，他是忘情的，仿佛在农家聊天，卷着裤管、袖子，手指夹着烟吞云吐雾。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又杂乱的符号体系中。这是一个庞然大物，许多人面对日益逼近的庞然大物有着不安感。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是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而沉潜者是选择“书斋”，还是选择“田野”，又分出两条路径来。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支点，让自己的思想与美学在乡村中找到本原并深深扎根。正是在这个转换中，才有可能把“书斋”搬迁到“田野”，才有顶天立地的可能：亲近大地，仰望星空。回到“原来”已经不可能，但在那里重新出发仍然充满诱惑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回到生态之中的“新寻根文学”。《山南水北》是一本有关大地的美学，也是有关劳动的美学的书。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观察与描述，使本书生气勃勃。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是书斋之外的“象”，也是书卷的字里行间消失了的“象”。少功的文字因此和大地的血脉相连，而我们也因此听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的汗水，见到了他的两腿泥。而且，我特别想指出的是，那些带有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这本书的肌理，这已经是无数作家丧失了的能力。
当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优势时，不少作家虽然也深入民间，但书写历史的观点并未形成。几年前，我在与少功的对话中，他曾经批评我们的史学，认为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如果我们在生态史、生活史，或者底层史的视角里考察，那么究竟是选择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感慨，许多知识者盘腿坐在农家的小院子里，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阳台上仰望天空。以创作而言，众多的作家和学者已经处于无根的状态，甚至早已被拔根而起。我们心中可有自己的南山北水？
眺望与想象（4）
在诸多农事中，我喜欢的是收割，收割稻子和麦子。少年时，无法用镰刀，只提着篮子去拣麦穗和稻谷。再大些，快成青年了，我已经能够和大人一样在田里挥舞镰刀。在收割之后，就是晒场，晒麦晒稻。在春夏之间，在秋收之后，我和伙伴们就忙着晒麦，晒稻。
不必说乡场上，那些做了晒场的天井，到处都是赶来吃麦子、稻子的麻雀。随便站在晒场的哪个位置，你双手一挥，大声一吼，埋头啄食的麻雀反应迅速，一个雀跃就逃之夭夭了。大人要干活，不能成天站在那儿大声一吼，双手一挥，老人和小孩这就有了差事。
碰上星期天或节假日晒场，我们兴奋不已。坐在小凳上，拿根赶麻雀的长竹竿，不时挥挥，麻雀就不敢靠近晒场。但麻雀也有灵性，看你没有更切实的措施，它们照样落到晒场上啄食，你用竹竿赶它，它视而不见。我们要发火了，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麻雀这才受到惊吓，慌张而愤怒地离去。
但也有不赶麻雀的时候。我们让它肆无忌惮地啄食，然后把它捉住。不用天罗地网，用筛子就行了。先把筛子平放在晒场上，再用筷子长短的树枝将筛子的一边撑起，这样麻雀就可以进来了，树枝着地的一端扣根长绳子，我们牵着绳子的另一头，坐在隐蔽的地方，等待麻雀的光临。常常是这样，你不想捉它时，它翩翩而至；一旦有什么图谋，它姗姗来迟。晒场的谷物翻晒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有麻雀来了。我们忍痛让它啄食，屏住呼吸，捏紧绳子，等待麻雀入瓮。常常是这样，麻雀偏偏不上你的圈套。我们实在没有耐心了，只能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就在你心灰意懒时，麻雀又来了，而且真的如你企盼的那样，它钻到了筛子底下，可能是由于太兴奋，你一拉绳子，筛子还没有扑到地上，麻雀就在一瞬间飞了。就这样看着它飞了。麻雀会再来吗？会的，这只不来那只来。看着它飞到了晒场，看着它一跳一蹦地钻到了筛子下面，又看着筛子把它扑倒。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手插进筛子下面，探物囊中。麻雀在里面挣扎，折腾几下，束手就擒。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只麻雀吗？它曾经栖息枝头，曾经在我们头顶啾啾，现在则被我们“玩弄”于掌上。看它胆怯，对它说，我们不想伤害你，我们爱小鸟，我们爱麻雀的羽毛。看它孤独，对它说，我们团结你，我们和你一起唱歌，我们和你一起游玩。你们成群地鸣啾，不就如同我们早读时一起朗读课文？想飞吗？我们把扣你的线放长些，你不就飞得高些、远些？飞得太高、太远不仅自己累，而且让人担心。你知道吧，我们的父母亲从来不让我们走远，我们什么时候一人去赶集？麻雀说：吱吱，吱吱。懂了吗？我们不仅请麻雀吃麦子稻子，我们还请它吃蔬菜，请它喝水。麻雀好像并不习惯和人相处，也不习惯我们的热情招待。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就让麻雀独自呆在那儿。我们有些沮丧，麻雀好像也是。
我想把麻雀带到学校去但又不敢。同学让我借给他。他真的带到学校了，我既兴奋又紧张。上课了，我看到他把麻雀放到口袋里。老师读课文时，麻雀在它的口袋里叫了，同学赶紧捂住口袋。我松了口气。一会儿，麻雀又叫了。老师问什么声音，麻雀不再叫了。下课后同学对我说：麻雀被捂死了。
眺望与想象（5）
我们都很伤心。我们对麻雀说过，我们爱鸟，我们爱它的羽毛。同学说，我们把麻雀放在盆子下面敲，会敲醒的。我想起来了，外婆说它敲醒过麻雀。小姨也说她敲醒过麻雀。对门的叔叔说他弄死过好几只麻雀，后来都被敲醒了。现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没有这种人性的故事，有时我甚至觉得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屠宰场。
现在已经没有孩子像我们这样玩了。一次，偶然在乡下看见和尚做道场。有个和尚在那儿敲木鱼。我想起了少年时为死去的麻雀敲盆子的情景。我记起了那叮叮当当的声音，记起了麻雀在头顶啾啾的鸣叫。
我很少在梦中见到我死去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但是，当我一个人独自在书房缅想时，我常常觉得他们在我周围。我有时甚至听到几位老人说：孩子，你也这么大岁数了。爷爷是最后离开我们的老人，*年的冬天。那一年夏天，我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回到村上，爷爷抱了抱曾孙女，但我竟然疏忽了没有拍照片。我没有想到爷爷这年会离开我们。在八十年代结束时， 一个老人走了，一个婴儿出世，这似乎也是我们家族在八十年代结束时的交接。
我对乡村的怀念，与那里埋葬着这四位老人有关。我每年差不多回到村庄两次，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春节。每次回乡，也就成为对四位老人的凭吊。在我离开自己的村庄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村庄葬着我的亲人，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了很远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埋葬了自己的亲人。
外公的去世，是乡村集体化道路已经开始崎岖的时候。我一直记得一九七五年外公在厨房里说的一段话，那时，关于社办工厂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在我们公社也很激烈。外公说，我参加革命时，没有想过农村办工厂。他认为邻县的那个公社不以粮为纲是危险的。我和外公有很多相处的机会。他在生产队看场头的那些年，特别是冬天，我也经常去场头站岗，经常听他说起这个村庄的人事。高中快毕业，我为生路犯愁。那时还不知道高考能否恢复，如果不回来种地，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去当兵，要么学一个手艺，比如做木匠。外公说，推荐上大学，肯定轮不上你，但你倒是个读书的料儿；当兵不适合你，你太文弱了；我看还是学个手艺，什么社会也饿不死手艺人。这几乎是外公留给我的遗言。他们几个解放前入党的人，后来至少做了公社以上的干部，而且都把子女安排得很好。所以，当外公说如果推荐，轮不上我上大学时，外公的落寞是明显的。
八十年代以前，村庄的大小变故都牵连到外公。在“还乡团”还乡的前夕，外公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村庄上少数几个解放区入党的同志；合作化以后，外公做了信用社的主任；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又到了公社养殖场做场长；六十年代精简人员，他又回乡做了农民；“*”一开始便受到冲击，被造反派逼迫下跪，直到一九七四年恢复党组织生活；“*”一结束，提倡火化，外公的遗言是一定要土葬。外公只是那些在乡村中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普通党员，但这些经历却折射出一个村庄的变化。外公被冲击的恐惧和恢复组织生活后的喜悦弥漫在我们那个大家庭，这也让我从小感受到了人生因为政治的起伏。 。。
眺望与想象（6）
一九七七年的秋冬之间，阴雨连绵，外公走了。老人死于胃癌。在他的病确诊后，当时还不知道可以做手术，县城医院也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四处寻找药方，包括偏方。外公一直以为他的病能够治愈，他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胃癌，说是一个“块”，又说从前哪个老人也是这个病，后来好了。我们知道这是一厢情愿，但所有的人都顺着外公的思路安慰他。
在外公身后，一切秩序都发生了变化。他在晚年看管了差不多十多年的生产队场头，所有的建筑都被拆除了，生产队消失了。他从县城捧回来的那只挂钟早已停摆，大队部也已经搬到庄前的几间小房子里了。外公在九泉之下，一定看到了他认为面目全非的村庄。
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外婆去世了。我和大弟弟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小弟弟也快毕业了。外婆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大姑娘如果再养一个，也会考上大学的。
我妈妈排行老大，所以外婆说她是“大姑娘”。一九八六年暑假回去时，外婆的身体还不错。我从单位里借了照相机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