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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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这个村庄时，庄上还是这样的：找人说闲话在供销社门前，看布告专栏在大队巷南，办事到大队部去，看电影进大礼堂。这是多年的秩序。
我离开的那一年，村子里两部电话机，大队一部，供销社一部。电话机是手摇的那种，很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用的电话机。在七十年代中期，大队部东厢房是公社邮电局的一个分总机，公社西部各大队的电话都由这里转接。无数的电话线和插头，是这间房子留给我的印象。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这个总机撤了。供销社的电话是内部使用，没有特别的情况，村庄上的人是不会去那里打电话的。
大队的电话机差不多是公用电话，那间房子是西厢房隔开来的一半，北面是大队以前来客人住的一个小房间。电话房还有一套扩音机，连着家家户户的广播和一只高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讲，比如春耕，秋种，防洪抗旱，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征兵，等等，就要通过广播宣传，由大队（村）领导讲话。先在喇叭里通知收听时间，然后每家的广播就传出领导的声音。这个喇叭还有一个用途，通知某人到大队部接电话。我寒暑假在家，这个喇叭就经常呼我的名字。我五分钟后就能赶到，等待电话铃声。这是一个进步。以前，大队的通信员张爹，一个和我外祖父同辈的老人，总是把电话挂下后拱着手跑到我家，在门口喊一声。这位老人在解放后一直做大队通信员，直到我上大学。他走路时不管春夏秋冬，两只手都交叉插在袖口里，个子又矮，碎步走路。大一寒假，好像还是他到家门口喊我接电话的。我跟在他后面，觉得他走路的速度慢下来了，人又矮了些。我记不得他哪年去世的，等别人在喇叭里呼我时，张爹肯定走了。张爹见证了这个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当他离世时，这个村庄与外部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熟悉与陌生（3）
等电话也是件麻烦的事。在你等的时候，别人可能正好往外打电话，给你电话的人则怎么也打不进来。知道对方是谁，我有时就打过去。打电话不好直拨，需要镇上的总机转。等我通完话了，大队通信员再打电话到总机，询问刚才的通话费用。读大学期间，没有急事不往家打电话。工作以后，父母亲两边跑。那时学校住房紧张，事业心特别强，有一阵子，我们索性把女儿丢在老家，这样，打电话次数就多了。不必说村上，我在学校的宿舍也没装上电话，总是跑到宿舍附近的小店，那里有公用电话。打两次，先联系上大队的通信员，约好时间，等父母带孩子来了，再打。后来有经验了，就约好时间，父母在大队部等着，我把电话打过去。女儿在那头说什么，听不清楚，只听奶奶对孙女说：叫爸爸。感觉女儿在电话里喊爸爸了。
女儿在老家学会叫爸爸妈妈时，村上已经不止两部电话了。不少老乡家里装上了电话，邻居家也是比较早装上的，这时，我就很少往大队部打电话了，偶尔电话，就打到邻居家。寒暑假回家，也很少听到那个喇叭呼谁接电话了。再后来，有手机的人也不少了。我在青年时期，听到电话铃声都突然紧张、兴奋，但现在，庄上鸡叫的声音已经几乎听不见，电话，座机和手机的声音就像当年鸡叫一样普遍了。
供销社东山墙上最后一批大字报专栏是揭批“四人帮”。山墙上是大队和各个生产队的专栏，大队的专栏从内容、图案到抄写几乎是我一个人的手笔。我只记得其中有郭老的词“水调歌头”，就是大家熟悉的“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我自己也填了一首所谓的词，那阵子很奇怪，我对填词兴趣浓厚，实际上我对词的常识知之甚少，真的是在写“长短句”了。这大概是大队最后一次政治高潮了。这面高高的、长长的山墙上渐渐失去了一张张白纸的覆盖，风吹雨打后，残留在墙上的纸片也逐渐腐朽脱落。我到大队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还像往常一样从这条巷子穿过，我当时已经忽略了这面山墙与政治的记忆以及我在上面曾经留下的印痕。我穿越的这条巷子，往昔的气息正在散去。
当我从学校回到村上时，大队巷子已经是另外一种商业的气象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这条巷子仿佛是镇上的那条老街，许多户人家的大门改成了商铺一样的结构，有柜台了。巷子还有卖瓜果蔬菜的摊子，卖肉的案子，甚至有人家捧着筛子卖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我少年时不曾有的现象。我在苏州城冷僻的小巷子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在我回到村庄后，农村商品经济的最初迹象已经在改写村庄的面貌。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的是，供销社的生意逐渐冷淡，甚至有些衰落了。当年在我看来无疑是一座宏大建筑的供销社，在这个村庄的位置越来越渺小了。小时候，在节前，我会有几次走进柜台后面的仓库，悄悄给父亲买回两包飞马香烟，这在当时需要有关系才能弄到，而这个牌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我们村庄也几乎没有人抽，后来也看不到这个牌子了。曾经短缺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在村民私人的小店里到处可见。这大概就是乡村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吧。
我曾经熟悉的、几乎是几十年不变的场景在读大学的那些年逐渐改变甚至消失。当我带着记忆回到村庄时，有许多印象已经无法吻合。我在变，我熟悉的村子也在变。
熟悉与陌生（4）
原先的那个大集体没有了，村庄上各种大集体的气派也没有了。四合院式的大队部成了私人住宅，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搬到了桥南新建的两层红砖楼上。这块地原先是农田，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居民点，而且以楼房居多，到外面打工或者以其他方式赚了钱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造了楼房。和这些村民的楼房比起来，村民委员会所在的那幢像教室一样的红楼实在是简陋和粗糙。这是个变化，而且极具象征性。多少年以来，在一个地方，标志性的建筑物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我所熟悉的村庄、公社、乡镇都是这样。在八十年代，当苏南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时，各级办公场所在当地总是标志性的建筑。我们这个村、镇也在发展中，但它和苏南的乡镇是不同的模式。苏北的乡村缺少企业，农民自由了，也比过去日子好了，但集体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在一个村庄，如果没有企业，没有称为农民企业家的能人，这个村庄其实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庞大的集体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原先体制对农民的约束，另外一方面，集体经济的匮乏，无力改变这个村庄的面貌。这样一个特点，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不在农村长大的人不知道，改革后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在“大集体”时代，村庄上的路灯到了晚间总是亮的。我夏天回去时，感觉不到路灯的变化，夏天没有路灯巷子里也是亮的；但到了冬天，夜间没有路灯就乌黑一片。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路灯不亮了，就问起原因。这才知道，路灯是公共事业，需要由村民委员会付费，但村里经济很紧，无法支出，只得关闭了路灯。这让我唏嘘不已。可能也因为这个情况，每家的大门前差不多都装了电灯，这个费用是各家付的，自然节约用电，有人进出门时，门前灯才会亮起来。我注意观察，有些大方点的人家，到了夜间，睡觉前才会关掉大门前的灯。平时，巷子里通常是黑的，只有厨房里灯光会透出窗户。差不多到了春节的时候，每家都不再节约，大门前的灯都亮着，这个时候才有了万家灯火的气氛。
大礼堂已经基本不开会，也很少放电影，更不必说文艺演出了。偶尔放电影，差不多是在外地打工的人赚钱后包场的。放映电影少的原因，除了费用问题，也与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有关。八十年代初中期时，有电视的人家还很少，如果有特别好的电视剧，邻居会集中到有电视的人家看，客厅坐不下了，会把电视移到堂屋门口，这样，天井里会站着更多的人看。这个情形，就像当年在场上放映电影一样。后来，逐渐有电视了，从黑白到彩电，从无线到有线，电视也构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性在村庄消失了。
文艺演出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是多彩多姿的，“大演大唱”的光景自然不复再现，但从七十到八十年代的过渡中，文艺演出仍然是乡村生活中的亮点。我们这个村在“*”时期的文艺活动持续多年不衰，也因此出了不少具有表演才能的人才，我的两个阿姨当年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声名。样板戏从乡村的舞台上退出了，极具政治性的节目也不再是一种任务，每到冬天就集中活动的文艺宣传队也早已解散，我的两个阿姨以及当年和她们一道演出样板戏的人已经进入中老年。作为乡村文艺活动传统的延续是，每到春节，有两个姑娘挑着花担子到一些门户走几步，表示祝福。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挑花担子的姑娘也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远处的民间艺人在春节期间会挨家挨户地走，唱几段吉利的词，主人给了钱后便离开。也有些人家听见琴声过来，便迅速关上大门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熟悉与陌生（5）
在我离开村庄之前，耕牛已经没有几头，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消失之后，一头耕牛也没有了。我出去之前的拖拉机自然早已报废，现在使用的拖拉机和收割机则是个体买的。说来也很奇怪，上大学之前，我好像没有吃过牛肉，耕牛老死病死之后是如何处理的，我毫无印象。我读高中时，物理课有一学期几乎全是讲授拖拉机原理，还有不少实践课。让我们回到大队，任务就是开拖拉机。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拖拉机，有专门的人负责，从学校回来实习，也只是协助，结束时带一张大队盖了章的表格回学校。劳动对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让机器代替手工，也就是实现机械化，一直是农民的梦想。
然而，拖拉机、收割机是私有财产以后，所有的使用就存在一个费用问题。有些人家舍不得花这个机械化的钱，还是靠体力、靠原始的劳动工具去耕种收割。我假期中回去，就发现有许多人家还像当年那样用锄头、大锹、镰刀等。特别让我不安的是，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在田里干活的几乎是中老年人。在现代化也成为乡村的关键词和现实生活时，耕种的传统方式并未消失。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耕牛，它毕竟可以代替部分人力。但是，我们这个村上已经没有人会养耕牛了，也没有人会使用耕牛犁地了。
我至今无法说清楚在我离开之后，这个村庄的变化究竟怎样。无论如何，乡村发展进步了，但“三农”仍然是个问题。以前的集体化，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农民的出路。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村庄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不少人家已经富裕起来。我们以前羡慕的县城，越来越多的人下岗，或者在低效益的企业工作，而这个时候在农村，有土地的人至少是可以吃饱肚子。我在村上，在县城，也听到一些人说农民的日子比城里人好过。其实这是彼此都隔膜的原因。乡村生活的改善，除了农民有了土地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副业和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个变化减少了农村人口，富余劳力在城市里有了出路。但同时，另外的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村庄上最后的农民了。我的那些同学，没有出去的，成了农村的主力，比我们年轻的几乎很少有在农村干活的。我不知道，以后这个村庄上的主人是谁，危机就在不远的将来。
七十年代留给我们太多的争议和纷扰，乡村也是如此。大寨式记工、赤脚医生、河工、文艺演出等在八十年代的村庄已经成为旧黄历，但是当这一切消失或者改变时，却少了一些新的事物衔接。特别是在村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后，乡村社会基本处于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人民公社化时期，村庄的公共事业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总在发展中，现在能够用于公共事业的经费短缺。有乡镇企业的乡村，这一点似乎不同。我们这个村没有一家企业，也就没有经费投入了。让我悲伤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村庄的公共事业及其管理，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这是个称为里下河水乡的地方。“*”前省委书记到村上视察，看到绿水碧野，说：“这个地方像江南，就叫江南大队吧。”我读大学时，河水仍然是饮用水，但因为污染，担回来的水存到水缸后必须用明矾澄清一天才能使用，缸底会沉积厚厚的泥土。而到后来，河水基本不能饮用了，水太肥，绿油油的，还有其他污染物。乡村的污染已经废弃了祖祖辈辈饮用的那条河。当年在没有煤球和煤气时，村里烧火基本是用麦秸、稻草和棉花秸，而现在村子里用煤气的人家也是多数。以前的麦秸、稻草有两个基本用途：盖房子，烧火。现在，已经没有草房子，烧火也不用草了。我每次回去，都看见路上、巷子里、村头，只要是空地，都有草堆子，不必说田地里，巷子里都散着稻草麦秸。有些河段的水发黄，冒着气泡泡。问了以后知道， 有些村民把没有用的稻草沉到河里去了。一个没有工业的乡村， 生态问题也如此严重， 这实在让人吃惊。我从村上再到镇上，沿途几乎和我们村一样，而镇上的河道虽然没有稻草的沉入，但生活垃圾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
熟悉与陌生（6）
这是乡村留给我的新的记忆。我不知道，那些被污染的河道有无清洁的可能？在这个村庄生长的孩子们，会不会终于有一天不能下河游泳，甚至有一天这些河道终于被垃圾填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