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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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共识之一，文学一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学科的活跃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重返自身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在从“*”到“新时期”的过渡中，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既承担了传达新思想、新思潮的角色，又在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引领、文本的生产以及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经典或者重要作品的“初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于是文学批评，既介入了文学史进程，又介入了公众的思想文化生活，当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时，这样的文学批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反响。中文系的学生贴近了时代，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的人增多，与八十年代这一大势相关。
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似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比别的系科学生更具优越感。但中文系学生的这种感觉在八十年代末期后逐渐消失，人文学科中的史学、哲学专业越来越少考生报考；因为外语作为工具的原因，报考外语专业的学生长盛不衰，但其他文科的学生则以为母语都没有学好的学生如何学好外语；法学和商科在这时崛起，计算机、电子、信息之类的工科逐渐成为招生的热门专业。社会的变化，在校园里同样反映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消长。九十年代以后，人文学科在大学逐渐边缘化，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从许多校园中消失，母语的危机也成为最大的文化危机之一。
书里书外（7）
其实，即使到现在，我们当时疯狂购买的许多文史哲著作也未必全读懂。但那时只要有新书一出，无论是本土学者论述新思想的书，还是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都迅速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成为我们阅读和讨论的中心。援西入中，一时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思维。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这个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知识背景，甚至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在苏州这样一座小城，虽然新华书店无法和上海、北京相比，但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快地买到我们想读的部分书，我们学校小书店也不时进来一些新书。大学毕业后又住在校园里，有事没事就往小书店跑，这个位于学校中心的小书店因为专营学术书籍总是挤满了淘书的人。但这一状况慢慢改变，无论是观前街的新华书店，还是校园里的小书店，越来越少我们想买的书。以前只是偶尔去上海买书，后来不得不常去了。终于有一天，校园里的小书店只卖电脑书籍、外语考试类书籍了。
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再走进过这间不断变换承包人的小书店。刚进大学时，在一个亭子里，我穿着一件军装，手扶栏杆，微笑地望着前方，这个动作被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里。我视线的前方，就是附近的那间小书店。我的照片已经发黄，亭子不时被刷新，书店曾有的学术气息早已在这个校园的上空弥散消逝。
中国大学的围墙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才倒塌的。但是，强调学生的成长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个不变的原则。那时，我们不像今天的学生这样有更多的机会出游，不仅因为交通不便，不仅因为经济困难，还与教育的方式有关。终于有一天，我们有了游学的机会，这也是中文系第一次组织一个班级的学生去外地作文化考察：我们班级集体去绍兴参观鲁迅的故乡。
这是我第一次朝圣，一九八三年暮春三月的绍兴之行。纸上的江南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作者写《与陈伯之书》时，可能没有见到遍地的菜花。田野的菜花，是三月江南的一大景致。此时江南的颜色只是以姹紫嫣红点缀，除了遍野的绿，应该是遍野的黄，菜花的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颜色衬托下傍晚从南门码头坐船往杭州的，再从那儿转道去绍兴。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懂鲁迅，就像今天还有许多迷惑一样。我们几乎是按图索骥，去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去了当铺，去了鲁迅外婆家。在咸亨酒店，我们都学着孔乙己的模样写茴香豆的“茴”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看展览时，我们都留意有无朱安的痕迹，自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上海时，我跑到了虹口公园，和几个同学一起，向鲁迅的塑像致敬。在暑假去北京开会时，我也曾想去鲁迅博物馆，看鲁迅笔下的那两棵树。这个愿望直到二六年十一月才实现。北方的秋意虽然比江南浓了许多，但在北京的最初几天，和在江南一样仍然没有特别的感受。五日上午在去鲁迅博物馆的路上，我才有了秋风卷落叶的感觉，坐在会议室内，阳光从天窗穿过，照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用空调或者暖气调不出来的暖意。会议室的砖墙上刻着鲁迅杂文集的书名和篇名。能够把时空凝固，或者能够穿越时空的东。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里书外（8）
西，也许就是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灵魂。但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很少有人能如此的自信，自己的文字能够被后来者刻在墙壁上的毕竟微乎其微。我们在这样的空间中讨论莫言的作品，讨论文学的话题，自然还要说到“知识分子”。环顾四周，顿生时空错落的感觉。午间休息时，我们都挤到了鲁迅的故居里去寻找那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还是枣树；枣树早已死去，但文字留给我们的记忆却让我们相信枣树仍然生长着。在小小的院子里，我们说着鲁迅和朱安和许广平，现在能够公开谈论的爱情故事，都是与那些作古的人相关，活着的人似乎已经没有爱情可谈。
这是和二十多年前的绍兴之行不一样的感受，我也由青年而中年。
这几乎是我唯一的一次正式采风。
吴歌《五姑娘》的发现、整理、出版，在我们读书时就曾经引起轰动。这首两千多行的叙事民歌的发现，打破了学界以前关于汉民族无叙事民歌的论断。可能由于专业方向和兴趣的原因，我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在《五姑娘》荡漾的余波也波平如镜时，一位朋友说，你不妨去看看那个唱《五姑娘》的陆阿妹老太太。
我们便一起去了芦墟镇。这是个山歌之乡。在陆阿妹以一曲《五姑娘》闻名之前，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她参加柳亚子先生等南社诗人在芦墟举办的山歌赛就获得“山歌女王”的美称。但这实在太遥远了，那个年代的新诗尚未成熟。
镇上的人都知道陆阿妹。七拐八拐，问路问到了老太太住的那个院子，一排平房，住了好几户人家。去之前，有人做了介绍，老太太知道从大学里来了两位老师，非常高兴，把我们请到屋里让座，又和站在门口的小姑娘说了几句，后来知道是差她去买香瓜子招待我们。当老太太握着我的手时，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来访的人逐渐少了，老太太的话很多，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老太太口音方言重，语调悠扬。牙齿多数掉了，嘴巴瘪着。一根头发稀少的辫子，似乎牵连着她一生的磨难。虽然尽显老态，但举止大方利索，可以想象得出她年轻时的干练。我惊诧于她眼睛的清澈明亮，这样的眼神在我周围的人中是少见的。或许因为山歌像清泉一样从她心田流过，老太太让我领略到一种民间的清洁精神。老太太始终微笑的神情，让我想到我的外婆。
多年以后回忆那天下午的情景，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颤。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多场面，但能够让我激动地回想的并不很多。在那些看似热闹非凡的场景中，形式和内容都煞有介事，但是，人，缺席了，人情、人性、人生的神圣与庄严感从种种场景中退出了。老太太在为我们唱一段《五姑娘》之前，先后回到房间重新梳理头发、换上新头巾、穿上新褂子，然后再唱她的山歌。
唱山歌，在陆阿妹老太那里差不多成了宗教。她没有后人，生下来的孩子夭折了。别人告诉她，要孩子就不要唱山歌。阿妹不信。孩子的夭折不是山歌之罪过，阿妹的想法是朴素的。然而，在日常生活的视野中，阿妹成了疯子。阿妹没有留下孩子，但她留下了《五姑娘》。《五姑娘》里有阿妹。在老太太那里，我还看到了一些证书、奖状什么的。现在想来，这些认可对她甚至是多余的。对于歌唱的一生，这些东西算什么呢？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秋天。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陆阿妹的歌声在我听来是苍凉凄楚的。这与《五姑娘》的内容也与陆阿妹的唱腔有关。我甚至感受到歌声里的寂寞。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受挤上了回去的公共汽车，飞扬的尘土飘向汾湖的上空。在这个小镇，在这个湖畔，有诗人柳亚子的足迹，有民歌手陆阿妹的余音。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记叙这次采风之行。这些年来，我写过许多应景文章，但这篇自己想写的文章却未写成。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寄自芦墟的讣告。陆阿妹老太太去世了。不知是什么事情耽搁，我没有能去为她送行。曲终人去。《五姑娘》不朽。但陆阿妹不再唱了。也没有人像陆阿妹那样唱了。
“山歌唱来唱去唱勿清，各人各唱各人心。”陆阿妹这句话还会被我们记住吗？
初为人师（1）
这些年似乎有个变化，大学老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亲近，与本科生的关系疏远。八十年代不必说博士生，即便硕士生也很少，老师和本科生构成了基本的师生关系。我一直不习惯，也制止研究生称自己是什么“老板”。“老板”这个词在今日大学的流行，正是大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那时，我以“辅导员”的身份带本科生，这一经历成为我深刻的青春记忆。一个有机会和自己的学生一道成长的老师是幸福的。
“辅导员”这个岗位是指那些专职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人，业余的则称为“班主任”，每个大学的情况不同，但只要讲“政治辅导员”，大学里的人就知道这是什么身份。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政治辅导员的身份，也有很难界定的一面。可以像行政人员那样定级，后来也可以评职称，编制是教师的一种，这又比其他行政人员优越。可以评职称，是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大学行政化的势头尚未出现，做业务教师好像比其他岗位更具吸引力，用这样的办法既可以稳定政治辅导员队伍，也可以提高政治辅导员在学生中的威信。这都是强调这个岗位的重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学生思想起伏，时有*出现，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也因此显得重要。后来行政人员也可评职称，但不是教师系列，是管理系列。在一般的观点中，这两个系列的职称“含金量”不一样。其实，这并没有解决这个岗位本身的困境，辅导员队伍是否稳定，不在于体制赋予其什么重要功能，而在于大学体制中它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
能够在党务行政系列不断升迁的总是少数，就个人而言，或许你已有副教授、教授的头衔，但这与学术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个系列中，评上教授、副教授的，自然也有不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著，但只要考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我们就知道多数论著其实并无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它只是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某种指标而已。我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走进辅导员队伍，又走出辅导员队伍的。
送走一九八二级学生，系里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你把这一届学生带好，我给你磕头。”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如是说。我新带的这个年级，一九八五年入学，据说是“*”恢复招生后最难管理的两个年级之一。我在带八二级时，和八五级的一些同学有些接触，已经感受到这一届同学和我这一代大学生的差别，用传统的说法，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偶尔和学生会干部去宿舍楼查卫生状况，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总是最脏的，很多学生喜欢踢足球，床上、脸盆里散乱着臭袜子和衣服，而不少女生宿舍的桌子上也从来不缺瓜子壳。别的年级男生宿舍很少有女生，而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常有做客的女生。系科不赞成男生到女生宿舍，但没有明确不赞成女生到男生宿舍，所以班主任很难管理。当时，我还年轻，像学生模样，如果去女生宿舍看学生，也会被管理宿舍的人拦在门外盘问，后来我只好带上工作证，这样可以自由出没。传闻中，这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一次在操场从口袋里掏香烟时，竟然掉下一只避孕套！这一传闻传了许多年，有一天当传闻中的这个女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的感觉特别复杂。
领导说，把这样的差班交给我，是考虑我思想比较解放，可能与他们容易磨合。此时的我，思想观点也确实处于转型之中。当时我们还不习惯区分个别行为和思想品德的差异。而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背景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思想方法的转型，我更多的是以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由这些学生的表现，看到了自己过去分裂的自我。我们是在传统的尺度规范下成长的，先有这个前提，才有后来遭遇到的变革，在变革之中，我们逐渐打破了一些陈规，因此和变动中的秩序没有对立、尖锐的冲突。而我此时面对的学生不同，那把传统的尺度在他们身后，不在他们身上，他们首先习惯的是变革，不是既有的秩序，于是我们看他们，总以为他们脱序。我的这些想法被视为“异端”。在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研讨会上，我常常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这些想法。后来有人提醒我，你的这些想法并无不妥，但不适宜在会上说，这样让领导很为难。这个提醒尽管善意，但反而让我和我的学生一样“逆反”。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几个部门都集中在东吴大学时期的一幢红色小楼，我很少踏进那幢楼。暑期学校通常组织政治辅导员去外地考察，我也从来不报名参加，因为我听到了太多在窑洞或者什么地方通宵打牌的故事。而我则选择去北京、上海、南京的图书馆去查资料，当时，我的兴趣集中在写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书。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当时的政工系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