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赤壁论博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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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当曹操将部队推进到了江陵，把他的陆水两军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绵延三百余里之后，下一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降东吴的孙权。
　　曹操对众将官说道：“今天刘备已经投奔江夏去了，那里离东吴最近，我恐怕他会联合东吴，你们说用什么办法可以破掉它？”谋士荀攸说道：“我们今天的兵威大振，可以派一个使臣到东吴去，请他与我们一起攻打刘备，抓获刘备之后，我们可以同东吴一起瓜分荆州这块地盘，以后就永结友好。孙权见到我们这样的阵势，很可能来向我们投降，即使不来投降，他能够保持中立也不错了。”
　　曹操认为言之有理，就派出了使臣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东吴，去说服孙权。
　　孙权的确拿到了曹操那封给他的信，这封信如此写道：“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
　　文辞虽短，但这封信包含的意思是多方面的：首先，我曹操是奉了皇帝的命令###叛逆的；其次，我的手中有雄兵百万，上将千员，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再次，刘表的儿子刘琮已经投降了，这一带的老百姓也都归顺了我；最后，如果你愿意同我一起攻打刘备，那么事成之后我将会给你两个优惠条件，一是同分荆州的土地，二是永结友好（即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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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一与减一的积累技巧（2）
说实话，曹操的这封信与使臣的东吴之行差一点就大功告成了。因为面对曹操如此强大的实力，孙权手下的一般谋臣都主张投降，而孙权的心中也是十分惧怕，是战是降犹豫不决。如果孙权选择了投降，那么，这次的赤壁之战就不会发生了。光剩下一个刘备，手里只有一万多兵马，他如何与曹军对抗？不被碾成齑粉那才怪呢！
　　同样，诸葛亮出使东吴是想说服孙权对抗曹操，也就是想为刘备的营垒增分。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的，刘备与曹操的实力比只有：8，如果有孙权相助，那才能够构成：８，虽然力量还超不过曹操，但已经能使自己的实力大长了。
　　到了东吴孙权要同刘备一齐抗曹的决策确定下来，然后是曹孙两军在长江上的相持，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增减实力指数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
　　我们且不说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东风”是在作增强自己实力的努力，就说曹营的蒋干跑到周瑜的帐中来盗书，这封离间的信到了曹操的手中之后，曹操把两员原为刘表手下的水军将领蔡瑁、张允杀掉了。这两人是曹操军中唯一懂得水战的将领，曹操从此就没有了训练水师的教官，也没有了懂得指挥水军作战的领头人了。这无疑在曹操的力量账簿上减去了几个数码。
　　按《三国志》记载的史实，这个“蒋干盗书”并没有发生在赤壁之战的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后一些的时候，既然《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情节安排在这里，那我们也按这个顺序来评说吧！
　　蒋干是周瑜的同窗学友，这次是奉了曹操之命来刺探情报的，周瑜便将计就计，弄了一封假的书信，放在帐内，故意装成酒醉，让蒋干把它偷走了。
　　这封信假冒是以蔡瑁、张允的名义写来的，信中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投降曹操，并非图什么官禄，而是迫于形势。现在我们已经让他们信任了我们，并把北军困于水寨之中了，只要一有可能，就可将曹操的首级拿下，献于麾下。到时便有信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覆。”
　　曹操看到信后，大怒：“二贼竟如此无礼啊！”他马上叫来了蔡瑁、张允两人，要他们立即进军。蒙在鼓里的这两个人都说还没有准备好，不能轻易进军，这下更激怒了曹操。曹操说道：“要是等你们训练好了，我的人头可能就被你们献给周郎了。”说毕，令人将这两个人推出去斩首了。
　　等到部下把这两个人的首级献上来时，曹操才突然想到可能是中了周瑜的计了，但人头落地不可能再安上，仗没有打，曹营就先折了两员水军大将。
　　这个计谋之所以能够得逞，一是因为蔡瑁与张允并不是曹操营垒中始终跟着曹操的亲信，而是降将；二是因为这两人品性不好，曹操对他们本来就不信任，只是因为要训练水军才勉强使用他们的，所以一怒之下就下了狠招。
　　本来在刘表的辖下，有马军五万人，步军十五万人，水军八万人，船只七千余艘，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刘琮投降，一下子使曹操增势不小。但由于杀掉了蔡瑁与张允，不仅没有了水军头领，也使原来蔡瑁、张允的手下想到曹操的反复无常就心惊肉跳。再加上曹操杀掉了刘琮和蔡夫人，更觉得投降了曹操并没有好下场，因此军心涣散，丧失了战斗力。我们无法估计这让曹操的实力锐减了多少，起码可以说是减少了不少个“数”，尤其是水军的力量，而这场战争，主要是靠水军来打的。蔡瑁、张允的被杀与水军力量的损失（包括没有训练好），是这次赤壁之战曹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等待着那个阶段的来临（1）
我们知道，一年四季中，冬至是寒冷与阴气的极点，现在假定用最高的六个阴来代表；夏至是炎热与阳气的极点，用六个阳来表示；而春分则是三阴与三阳；秋分也是三阴与三阳。当然这两个点有其相似之处，也有其不同的地方。同是三阴、三阳，春分是处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过程中，而秋分是处于阴气上升、阳气下降的过程中。
　　做完了这个假设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数字化的过程来描述一年四季的变化了。
　　现在假设从这一年的冬至走到下一年的冬至，即地球绕着太阳走一圈，也就是一年的全过程。那就是阳气从全无（实际上不能说全无，还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一天开始成长，长到了三个阳（到了春分），再长到六个阳（夏至），然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阴气从夏至那天的零长到了三，就到达秋分这一天，当地球再转到冬至这一天时，阳气就完全降到了零，阴气就成了六的数字了。
　　宇宙中的许多事物，一些集团与党派甚至包括我们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代替了另一个方面而占据了统治地位；然后对立面又成长起来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再进行第二次否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一个运转过程。
　　我们说，当一个新生事物只有“１”，而旧事物却有着“６”的力量时，它们之间的斗争，是新生事物不断躲避旧事物的攻击，或是进行有限的抗争，新生事物的最重要任务是宣传自己，成长自己，以便“快快长大”。在这样的过程中，只有局部的斗争（或战争）发生，但绝不能进行决定命运的大决战。大决战必须是新生事物的力量成长到与旧事物力量相当的时候才能进行。再拿上面的四季打比方，大决战只能在春分与秋分这两个时段才能进行，而绝不能在冬至或夏至。
　　刘备与曹操的力量比，在赤壁之战之前，就是如此。刘备是弱小的“新生力量”；曹操是强大的“旧势力”，刘备与曹操相比，简直是寒星对皓月，不在一个层次上。
　　所以，从弱小到能够与强大的势力决战，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一个准备的过程，也是团结力量的过程，即把自己１的力量努力添加到２、３、４、５、６的过程。
　　刘备联合了孙权，是力量的一次递增；周瑜用离间计杀掉了敌营中的蔡瑁、张允，也是一次力量的递增；在长江上进行一次摸底性战斗，稍稍挫了一下曹操的锐气，也是一次力量的递增；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东风”，同样是力量的递增。这样，在两军对峙到大战爆发之前的整个过程中，孙、刘两家的力量在不断增加，曹操的力量在不断削弱，一旦周瑜与诸葛亮认为这个仗“可以打了”，那其实就是估量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与对手平起平坐，可以同对手较量的时候了。
　　自然，我们这里所指的力量的对比，不仅仅是指军队的数量，还指军队的士气、战术水平、装备、粮草的准备等多方面的因素，还有就是能否借某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待后再讲）。当这种综合实力到达了相对强于对手，或者可以一拼的程度，决战就爆发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周瑜把其他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即通过连环计，让曹操的船都锁上了铁索，如果遇到了火攻，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只需要一场东南风吹起，大事便可以做成，火烧曹营水军的预期目标就可以实现，孙、刘联盟就能够打败曹操。
　　或许，在这个时候，有读者会提出来，即使孙权与刘备再增势，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军力增加到与曹操平起平坐的程度，人员的数量还是相差很大，现在曹操有八十三万人马，孙权才只有十万，刘备或许只有一万五千余人，这怎么能够说是力量相当而定能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呢？
　　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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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着那个阶段的来临（2）
赤壁之战，虽然说是一次决战，但不是与曹操的全局性的大决战，而是一次在长江岸边上的局部性决战。这个局部性决战，只要在相对的实力上达到了与曹操相当的程度（或者超过曹军）就可以进行了。
　　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曹操在全国虽然能够动员起百万大军，但这次带来的也就是四十多万人（曹操起兵时有五十万人，被诸葛亮的博望、新野两场大火烧掉了七八万人），然后就是吸收了刘表的力量，号称八十三万人。但是我们知道，曹操的北方兵马，没有水军，他的水军，基本上是刘表的水军，所以史学家估计，曹操部署在长江边上的军队（水军和步军），其实只有七八万人，而周瑜所带的军队，约有五万人，加上刘备的军队，大约是六万人。虽然曹军还是占据了优势，其实实力相差也不大，这是因为周瑜的军队是训练有素的长期在江上作战的士兵，而曹操的军队则主要是投降得来的水军，士气不如周瑜的军队，这是可以预见的。假如我们把士兵数量与士气相加的综合指数算做“实力指数”，那么，在长江边上敌对双方的实力指数已基本相等。而在周瑜增势、曹操减势的过程中，这个局部地区的两军的实力指数，已是孙、刘略大于曹操了。
　　让我们再来举一个解放战争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在山东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在陈毅与粟裕的指挥下，接连打了莱芜战役与孟良崮战役，改变了整个山东的态势。莱芜战役的情况是这样的：
　　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于１９４７年2月20日至23日在山东莱芜地区进行的一次运动战。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31万余人的兵力，南北对进，企图在沂蒙山区同我决战。遵照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的运动战方针和“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陈毅提出“舍南取北”的设想，粟裕做了周密的部署。华东野战军装作打南线、要西进的模样，秘密移动全军，不失时机地抓住北线之敌，予以全歼。经三天激战，我以临沂空城和损失仅为敌军1/9的代价，歼灭敌1个绥靖区指挥所、2个军部、７个旅，共约６万人。（《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版）
　　在这次战役中，粟裕在指挥上的行动艺术表现为：
　　一是在集中与分散的数量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我军主力转移北上之前，粟裕曾以第三纵队阻击南线之敌的中路，诱其左右两翼突出冒进。以8个纵队等待歼敌良机。这时集中与分散的比例是合理的。后来又派第二纵队挺进东南，歼击位于白塔埠附近的叛军郝鹏举部，并直接威胁海州，造成敌之错觉，使其东援。再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配合第二纵队在运动中歼灭东援之敌。这时的集中与分散的兵力数量仍是6：3，这个构想是合理的。主力向北转移时，留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在南线阻击敌人，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急行北上，这个分合数量比例，还是正确的。主动部队到了北线之后，用一个纵队担任阻击，用两个纵队担任穿插分割，用5个纵队担任主攻，这种5：2：1的比例是非常恰当的。（王乾都、蔡世经主编：《十大将用兵韬略》，黄河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这段话说的是粟裕指挥有度、有方，不管怎样调整兵力，怎样分散聚合，都保持着用６个纵队集中歼敌，用３个纵队分散打援。他集中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共5个纵队，再加上第二纵队赶到增援，一共是6个纵队，要包围和消灭的是国民党军的第七十三军两个师和第四十六军。即在具体的作战地域上，始终保持着２：１的数量上的优势。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是在具体的战役上，必须有相对的优势，必须保持我“２”敌“１”的数量差才可能获胜。
　　在具体的战役中，我军都是用“２”吃“１”的办法削弱对方。这样，每战消灭掉敌人的一个“１”，经过几战之后，一个胖子就变成了瘦子，一个“６”的数就降成了“４”或“３”了。最后，总的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便开始了。
　　用这个观点分析赤壁之战，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可以占据总体的优势，但是在局部上孙、刘却必须保持相对的优势，这个仗才有胜利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可以来评价长江岸边上曹操一方与周瑜一方的实力指数了：曹操一方虽然在士兵的数量上略占优势，但这支水军士气不高、训练不足、还得了传染病；而周瑜一方的军队数量虽略逊于曹军，但识水性、身体壮、士气高。因此，就从长江两岸两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