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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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不换。我觉得如果我换了干净衣服，就说明我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脏的。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我说：“干吗呀，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我不是还不洗不换吗？”第二天回到学校，我还穿着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上边有大补丁。可是一看见同学我就傻眼了，所有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我这时才想，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
“革命化运动”（5）
叶：我们第一次下乡，是去大兴县的一个公社。我们的卡车快进村的时候，我看见前面路上有座柴火堆在慢慢地移动。等我们的车开过去，我才发现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背着比他的身体大好几倍的柴火在走，腰弯得低低的，看不见脸。这是“农村”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次下乡是去割稻子，有件事我总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班是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我们管她们班叫“姐姐班”。这是女附中的叫法，初中班管高中班叫“姐姐班”。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高的人。她干起活儿来一刻不停，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运稻子的时候她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双手使劲拽着衣角，肉都露出来了；她却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干活，光看着她，直为她累。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但她即使这样干，也没有听说她受到表扬。我觉得她有点儿可怜。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别的内容都忘了，我就记得校长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那时农村正在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有出戏叫《夺印》，里面有个地主婆叫“烂菜花”，企图腐蚀村干部何支书，给他做了一碗元宵。戏里面有个很长的唱段是烂菜花唱这元宵有多好吃。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真是滑稽，今天的人们怕是看不上。
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听了校长的话，心里很紧张。到村里后就是干活，和老乡没有接触，不了解任何情况。有一天吃过晚饭天很黑了，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一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人悄声说：“他可能是个地主”，好像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我听了有点儿怕。后来插队了才知道，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我们雁北管蹲着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饭，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
那时候一讲阶级斗争，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因为不知道谁是什么阶级成分，对人就不能随便称呼“大伯大叔”的。小时候咱们受的教育是对人要有礼貌，现在行不通了。这又是对咱们从小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说起阶级斗争，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你不知道他的阶级成分，该不该去救？你救的人万一是个地主呢？有人反驳说如果一个人马上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分，就来不及了，舍己救人就没有意义了；可又有人说他要真是个地主怎么办呢？我们翻来覆去地兜圈子，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这个讨论真有意思，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你们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都提不出来。虽然雷锋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但当时并没有特别强调那一面。对咱们小孩子来说，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帮助人，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在街上看见老人拿不动东西就帮着拿，不会先问人家是什么出身。到1964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的讨论其实给“文革”中如何对待“阶级敌人”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马：革命化时开始强调阶级性，对什么都要做阶级分析，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我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有点困难。记得当时上演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都很喜欢，可它们都被批判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概像多愁善感、软弱、动摇都算吧。《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为了帮助一个生活无助的年轻寡妇，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和这个寡妇结婚，就批判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不明白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但我努力批判自己，向革命化靠拢。
叶：你努力靠拢“革命”，而我开始感到不合拍。我爱看的东西差不多都被批判了。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叫《陶渊明写挽歌》，我也读不大懂，但喜欢它含蓄压抑的风格，和通常激昂慷慨的文章不一样。很快它就被批了。你刚才提到电影《舞台姐妹》，里面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一听就想，这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有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但不敢告诉别人。革命化中批判很多咱们从小珍视的东西，我从心底是困惑和抵触的，也没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都没道理。
“革命化运动”（6）
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脸上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落落寡合，和革命化的气氛很不协调。我就注意他，每次去图书馆都看看他在不在。我想他是吸引我的。这要在“暴露思想”中说出来真是“不健康”，所以我不说。
对那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我也有怀疑。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劳动，抬黄土垫操场。我跟一个同学一前一后担着个大筐，来回走了几趟，越走土越沉，压得肩膀疼。走着走着，前面的同学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刚才想起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突然觉得担子轻了。”我心想“是吗？”不以为然，当然没敢说出来。
马：我想她的话可能是真心的。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学《毛选》，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说法越来越多了。有了毛的思想武装，就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对她的说法我就不会怀疑。你能这样质疑真不容易，我是整个地投入进去了。
叶：我不可能一点儿没进去，周围是那么样一个大环境，但就是心里有些疑惑，感到自己跟不上趟儿了。
那一段革命化运动对我个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从那以后，我对待周围事物总像个旁观者，有疏离感，心存几分怀疑，这种态度跟了我一辈子。但在当时那种革命调子越唱越高的形势下，我又感到深深的自责，从十几岁起就觉得自己是革命对象，得接受改造。我内心开始痛苦，这是小时候从未体验过的。
我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师居然找我谈话，说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不像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我心想都被看出来了。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觉得我“有问题”，团组织也发觉了。我成了我们班干部子弟中极少数没入团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入团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我们班干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满了15岁就会入团。你是什么时候入团的？
马：我是15岁生日那天入的团。可我们学校没有干部子弟一到年龄就入团的规定，那也太明显的是特殊化了。
叶：我们也并没有明文规定，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管多不起眼的同学，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满了15岁就入团。谁入团了团支部就在黑板上宣布，祝贺某某入团了，班上同学就都知道了。到了1966年春天，我们班十几个干部子弟几乎人人都入了团。到了黑板上宣布年龄最小的同学入团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我一看到黑板上那行字脸就红了。我是感到被排斥了。说得轻松点儿，像别的小孩不带我玩儿。说得严重点儿，就是不让我进“革命队伍”了。当时革命的压力那么大，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没入团还不那么显眼，我这样的，要是不入团，就有问题了。
我没有入团，不是因为和团支部里任何个人的关系不好，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我想是因为我“不追求进步”，不积极靠拢组织。我曾经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要入团还不容易，不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吗？可是我不写，觉得那东西假。我们班有的同学为了入团，写了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放在别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上，在底下议论她。她不是干部子弟，要是干部子弟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机。我知道如果我想入，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写。
马：别人都争着革命，你为什么会这样？
叶：我也觉得我有点特别，后来想过是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长在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家庭。我爸爸妈妈从来就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养成了我比较能够独立自由地去思想而不会受到斥责。在这点上我终生感激我的父母。其实我妈妈已经意识到了我和当时的革命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她开玩笑说我是“名士派”，从小我妈妈就喜欢给我起外号。
马：什么叫“名士派”？
叶：就是有些清高，对待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那么投入。倒是我爸爸比较担心，那段时间他常在饭后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问问我的想法，但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很关心我的入团问题。
新华社大院的环境对我的“自由化”倾向也有影响。在五六十年代我能生活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比较丰富的环境里是很可贵的，有些信息你甚至可以反过来看。反修的时候，新华社办了一个展览，都是关于苏联的照片，目的是说明苏联变质了。那个展览是开放的，谁都能看。我记得里面有一张照片，题目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是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剧场演出后的情形，一些苏联姑娘很仰慕地看着他，台上的地板上满是散开的花束。照片的题目和画面给人的感觉都很美，至少对我来说，它没达到“反修”的目的。 。。
“革命化运动”（7）
我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也和我的大家庭有关系。我虽然是干部家庭出身，但因为亲戚中伯伯舅舅们有政治问题，我不那么理直气壮。每次填家庭情况表时，我都发憷填亲友中有无被“杀关管”的那一栏，因为我五伯伯被关押，我不能不填。我心理上是有这个阴影的，也减弱了我的家庭出身优越感和革命冲动。
马：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是争着要革命的。
叶：对，所以你比我“典型”。
马：上中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你的榜样？
叶：我一下子说不上来。你呢？
马：在我看的所有书里，保尔和牛虻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在美国，我有一次发现我们那个小镇的图书馆里有电影录像带《保尔·柯察金》。我一愣，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决定不看了，因为我怕勾起太多的回忆。
叶：你有“保尔情结”啊，好多中国人都有。
《海鹰》描写了人民海军某英雄鱼雷艇队击沉蒋军“中字号”军舰的战斗故事。（新华社稿）马：确实有。牛虻也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看《牛虻》一夜没睡，打着手电一口气读完。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坚韧的人，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把它表露出来。那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又能忍受、又不诉苦的人是特别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些俄国革命者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年轻人有很深的影响。说到坚韧的性格，有个电影叫《海鹰》，是讲共产党和国民党海军打仗的。共产党的一艘军舰被打中，有个水兵负了重伤，但为了不成为大家的负担，他咬牙忍受，没人知道他负伤了，直到他牺牲。这个水兵在影片中不是主要角色，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希望能做得跟他一样。我常常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很遗憾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错过了做英雄的机会。
叶：其实当时对咱们的教育是挺矛盾的，一方面要轰轰烈烈，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成名成家”，要我们做螺丝钉。你说过你不愿意过普通人平庸的生活，结婚生孩子什么的。可你要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还是默默无闻、真像个螺丝钉似的，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马：怎么说呢？那时候个人英雄主义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成了非常丑恶的东西。我就是特别向往一种跌宕起伏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成名。保尔和牛虻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如果不是被写成了书，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我是羡慕他们曲折的经历。
叶：你刚才问我谁是我的榜样。保尔、牛虻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我没有像你那么着迷，我没有想过要当英雄。我喜欢看屠格涅夫的书，他的《父与子》和《罗亭》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的人”，不是英雄式的人物。我看的书很杂，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有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叫《月亮宝石》，我看得入迷，有一天把它带到学校去了。一个同学看到了里面一幅插图，是一个英国贵夫人，还批评我。
说起革命者的形象，我比较喜欢《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家川，他不修边幅，风趣幽默，外表不那么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儿吊儿郎当，但内心却是很坚强的。不过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一个可以称做榜样的人物。
你说的保尔和牛虻都是男性，他们对你的吸引，除了英雄主义的东西外，有没有别的因素？
马：我想是有的。保尔、牛虻都能打动我，对我有魅力。我当时主要不是看重外在形象，而是欣赏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故事很吸引我。当牛虻和琼玛再次相遇时，他已经破了相，琼玛一开始认不出来了。后来琼玛从牛虻的举止言谈中感到他就是自己过去的恋人，但牛虻认定他早晚要为革命献身，就没有向琼玛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