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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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当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文革”前两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里也搞 “四清”，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类似革命化的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叫“热身”。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作准备，而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当时的提法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小学的时候叫咱们“祖国的花朵”，还挺纯真的，现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闹着玩儿了。
马：我是积极参与革命化运动的。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
“革命化运动”（2）
叶：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去创造的岂止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过，现在想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马：当年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什么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个胡同小学，周围有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没觉得自己和她们多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问爸爸怎么填，他说填“职员”。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老实说，心里挺得意的。
叶：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薄。在我们学校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引人注目。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因为那个时候老填家庭情况表，小学时没怎么填过。
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子椅子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说话富于煽动性，能让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由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一个干部子弟《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封信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没开过类似的会吗？
马：我没印象。当时讲出身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优越感，而是做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叶：可是“责任感”和优越感是分不大清的。干部子弟成了特殊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
有出身“好”的，就有出身“不好”的，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同学开始被排斥在一些集体活动之外。那时候经常要欢迎外国元首，一欢迎就停课，排着队站在学校附近的长安街上等着外宾和首长的车队通过。有一次欢迎外宾，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一个人中途返回教室，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见我进来，她显得若无其事，忙于做她的作业，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前几年我有一次见到她，提起这个场景，说很佩服她能那么镇定，没想到她一听就放声大哭，接着就诉说因为父亲是关在监狱里的“历史反革命”，她那个时候心中承受了多少压力。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革命化”以后家庭出身变得重要，她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她也记得那天教室里的场景。她当时在我面前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流露任何情绪。她的大哭使我明白，当年的伤害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抚平。
革命化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暴露思想”，暴露完了就批判自己的坏思想。十几岁的孩子就得自我批判，就要思想改造。开会发言时每个人都得暴露思想，暴露得好的到全校大会上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成名成家”思想。我们班有个同学说自己想当演员，演出成功后大家给她献鲜花。她说现在认识到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把它清除掉，努力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记得吗，上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我们班同学谈理想都是要当什么“家”，现在这种思想受到了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 。。
“革命化运动”（3）
马：那时候有点儿“私心”就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年级有个同学检查说赛跑的时候她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她思想怎么坏了？
马：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事是听她们班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吓得都不敢去睡觉，怕那女孩想不开跳楼，守了她整整一夜。
叶：真有点儿走火入魔了。那时候暴露什么思想的都有。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她爸爸是个文化大名人。她在学校广播里说她看不起她妈妈，嫌她粗鲁。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她说她妈妈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她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自己的母亲？她妈妈知道吗？“文革”开始后，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她走在大街上觉得别人老看她，她想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心里挺美的。她现在认识到这么想是不健康的，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听了心想，她怎么什么都说啊。
马：那时候就得有什么说什么，不能隐瞒，她能这么说是勇于暴露思想。
革命化运动给我最具体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要艰苦朴素，和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梳妆打扮的思想决裂。自从革命化以后，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爱美、爱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因为这些人，我不应该像她们那样，我要把矫揉造作全去掉。
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讳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就显得“洋气”；穿裤子要穿瘦裤腿的。我也曾追过这类的时髦。革命化开始以后，那一套全都不讲了，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要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好。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像戏台上的小花旦。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了短发。以后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我那时年轻，头发很多，洗完头干了以后短短的头发全蓬起来，看起来要多傻有多傻。我常常在晚上洗头，头发快干了就马上去睡觉，把头发压平。
叶：你小时候很爱美，现在不让美了，你不觉得别扭？
马：我确实从小爱美。有一次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里面公主头上的桂冠和身上的披风羡慕不已，我就自己做了个纸冠，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把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觉得自己变成了童话里的公主。但到了革命化的时候，这些想法全没了，连一点儿影儿都没了。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是我积极追求的，并没有人强迫我去那么做。
叶：我也穿得很朴素。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是，咱们外表装束上的变化似乎发生得那么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变了，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约在1965年。第一张照片上我们班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衣服不是灰就是蓝，没有了色彩和花样，成了“中性”的了。而那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的变化是有象征意义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咱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江苏海安县角斜公社红旗民兵团五好班的女民兵，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新华社稿）女性服装男性化并不是在60年代才开始的，咱们的母亲都穿着男女不分的干部服，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这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革命化运动”（4）
马：毛泽东为女民兵题过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形象对咱们这代人都有影响。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地步。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别人觉得我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其实我是故意不想知道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觉得女的什么都应该和男的一样。如果一本书里写一个姑娘笑，总是什么“咯咯咯的笑声”，“吃吃吃的笑声”。我就想讨厌不讨厌啊，她就非得这么笑不可，她就不能“哈哈地笑”吗？
叶：哈哈，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还这么写。
马：我认为那种笑声是为了取悦于男人的，我从来没有学会取悦男人。再给我一个青春，我也学不会。
叶：说得好，我也学不会。
马：虽说我处处都想跟男的一样，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有人说：“嗨，别看现在咱们女生的功课都不错，人家男的小时候淘气，到了高中、大学，功课就比咱们好了。”我听了很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大哥在郊区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工作。我去他那儿玩儿，听到一种说法：“女的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我对这话特别反感，我想我将来绝对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
叶：你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就不如你。我从小一直以为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看看周围，咱们的母亲都工作，再看看小说、电影，里面尽是女书记、女厂长什么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家里受歧视，至少我的朋友里没有，学校里的班干部也尽是女生。你这么敏感是因为有人刺激过你？
马：没有，我在集体里总是比较强，比较冒尖，没有人敢欺负我。在家里两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好。尤其我大哥，对我十分呵护，而且我最受父母宠爱。
《战火中的青春》剧照。这是其中的一个镜头：高山和雷振林在斗争中建立了崇高的革命友谊（新华社稿）叶：那你的敏感和你母亲在家里比较次要的地位有关系吗？
马：我想在潜意识里是有关系的。我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我特别向往做女兵。有两个电影给我的影响最深，一个是《红色娘子军》，一个是《战火中的青春》。我特别羡慕《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她女扮男装，管一个排的男兵，让他们服服帖帖。我想怎么机会就落到她身上了？如果我有那种机会肯定能做到她那样。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我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上中学后我们开始了下乡劳动，一年两次，一次秋收，一次夏收，这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们也去吧？
叶：去，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听说在我们之前，女附中的学生劳动是去摘草莓，听起来像是郊游。从我们开始，真正参加农业劳动。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受锻炼，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也是在收割的季节去，干最累的活儿，手被镰刀磨得满是血泡。
马：有一次我们去郊区帮助农民收麦子，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吃苦精神，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将近傍晚开始走，100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才到家。半夜下起了大雨，淋得我们像落汤鸡。有的同学来例假，卫生纸上的血都被雨水泡白了。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到家，我就倒头在父母的大床上昏睡，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
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不换。我觉得如果我换了干净衣服，就说明我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脏的。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