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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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踢开门去讨钱：“我家在红安革命老区，给我点钱吃饭。”他说，这方法很管用，从没遇上麻烦，真是走运。我们问他不怕被酒店保安赶出门？他说，敢！如果他胆敢赶我出门，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就得跪下来求我们。“哈哈！你瞧瞧，我说吧，”黑子放声大笑，“我告诉过你会很开心，伙计，这种人真是很有意思！你肯定想像不出来，当你受到饥饿的威胁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时在越南战场，他也这么干过。他于是给我们讲起他第一次上战场的那些往事—
“1979年2月19日，越南人炸掉班翁水库后，将我们运输粮食的车队所经过的公路全部给冲毁了，粮食无法运到。我们出发时带的三天量的干粮已经没有了。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大地突然霜冻。这在与越南接攘的中国南部边境地区是罕见的。当时第43军129师把387团和一些先头部队的战友安顿在一座靠松山高地边缘的草地里。我趴下的那个地方，头碰别人的脚一行行排好躺着，像摆在纸盒里的香烟。在我们刚到来时，这草场还没有被践踏过，还干干净净。我一到就躺倒地上，饥饿难忍。我一直在想起那只野狗在啃吃烂泥，吞食一种有血、肉、骨骼的东西。在打扫战场，把地方腾清。我为什么不行？我努力想像，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匹狗，就在壕沟深处躺着死了，正在被蚂蚁啃吃着。我的全身由于无数细微的变化慢慢地变为一种无知觉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也许自己已成为草的养料了，我的血肉一定能够使土地肥沃起来。青草很高兴地继续地生长，爬地龙的根，就在我躺着的地方，它使我们布满水珠的身体冒气，使四处散发出草根的，艾蒿草的强烈呛人的气味。我尝试咀嚼草根，希望能稍减饥饿之苦，同时还想着：这像生菜，苦涩的绿汁使我的牙齿象粗齿锉似的，一条细长的根象剃刀般割伤了我的舌头，痛得像大烧。
在灰蒙蒙的拂晓中，粘湿露水的草呈灰色。我吮啜着青草，把它全吸了，使它全部进入我的体内。
天亮以后，我们在山下碰到一位越南‘农民’，起初，我想用越币跟他买粮食，可是这‘农民’就是不肯卖，也不愿意要钱。没办法，我们只好用枪顶着他脑袋，强行将粮食拉走，当然，不忘甩给他一叠人民币。奇怪的是一见到人民币，那越南‘农民’可高兴了。原来他就是广西龙州县人，他越境到越南承租了30亩田，已种了四、五年。中越边境形势紧张后，他也回不了国，而我们部队买粮食的越币早已在越南作废了（现在越南人用的都是苏联版越币，而我们当时拿的越币还是中国版的），所以他不收，他只收人民币。我敢说那顿早饭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吃得最香的，同时也是吃得最受罪的一顿早饭—”
黑子讲起这些住事非常激动，脸上都冒汗了。汽车来到湖口渡口。由渡船把我们载到鄱阳湖对岸。“下车吧，伙计们！我们得要好好瞧一瞧这清浊分明的鄱阳湖的水，听听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石钟山美妙音乐。”
黑子戴着太阳镜，叼着香烟，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们也跟着爬下车，靠在船栏杆上，望着这条犹如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长江腰带上、被称为众河之母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伟大湖泊。绿幽幽的波浪落魄似的向北奔腾咆哮，白鹤和红雁在蓝色的晴空中盘旋、飞翔。武宁的杉木、井冈山的翠竹、丰城的煤块、都昌的硅沙、星子的云母石，还有长江的浮物，以及在其三条支流上沉浮的杂物都一齐顺流而下。烟雾缭绕的九江炼油厂在河岸一旁渐渐远去；河的另一岸，昏昏欲睡的湖口县城弯弯曲曲的树丛离我们越来越近。在晴阳高照的春日午后，轮船扯起一缕青烟，发出突突突的轰鸣声。黑子正向最上层的船桥奔去。我听见他在喊：“石钟山，嗨，我看到石钟山了。”刘国全同他并肩站在一起。我在想，玉皇大帝当时真不该把两口玉石神钟脱落在这里。
我们的车开下渡船，在狭窄的缝隙中超了两三辆车，驶出湖口渡口。我们一直把吴正官带到湖口县城。
吴正官说：“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讨些钱，给你们加油，同你们一起到都昌。”黑子和我们真是喜出望外。他和我下车跑去买茶叶蛋和矿泉水，打算就在车上吃午饭。刘国全留在车上。
我们在湖口等了一小时，等吴正官上车；他不知道到城里什么地方混饭钱去了，我们一直没见他露面。
吴正官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便开车离开湖口。汽车继续往南行驶，我们又搭上了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女孩，看上去长得还挺漂亮。她的毛线衣衫口开得很低，乳房丰满高耸，十分勾人。可这女孩傻乎乎的。她说她有一个姑妈，在蔡岭开着一家杂货店，只要我们到了那里，就有钱给我们。黑子笑得嘴都合不拢，就差一点没从驾驶座上滚了下来。这使他想起了在新港我们搭的那个家伙，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好啊！好啊！”他大声说。“咱们大家都有姑妈，听见没有，咱们上路，一路上去看姑妈、姑父，还有杂货店！”我问她这次要去那里？她说去中馆。我问他干吗到中馆，她说回家。“那你来湖口干什么？”刘国全笑着问她。“我姑父在这，他说替我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服务员的活干。可结果那服务员没有走，我只好回家。”我问她农村的夜晚都干什么，她说没干什么，在门廊上用麦杆编织草帽。“除此之外还干过什么有趣好玩的事吗？”我试图暗示她讲一些男女之间诸如谈情说爱之类的事。她脸一下红了起来，黑黑的眸子扫了我一眼，有点敏感、懊恼。她一片茫然，不知道渴求什么。她只是不停地唠叨什么洗衣服啦，喂猪啦，打柴啦，割稻子啦，去外婆家过生日啦，想到县城去看场电影啦，什么衣服穿起来最好看啦—她去年春节穿的那件最满意，红色尼绒外套，水晶扣子。“星期日下午你干吗？”我问她。她说，坐在门口看日落。她喜欢坐摇摇椅。“夏天晚上，你干吗？”又是坐在门口，看庐山上的车灯，只有萤火虫那么大，同她母亲一道剁猪草。“夏天睌上你父亲干吗？”他总是干活，在稻田里，看水库放进来的水灌进田里没有。“你哥哥在夏天睌上干吗？”，他打牌赌钱，整夜不回家。她问我们要去哪，我说去都昌。她说，都昌她去过。她有一个叔叔在都昌民政局当退伍安置办主任。
“我有一个兄弟，打算今年退伍，找你叔叔是不是有用啊？”我说。
“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他家的住址，你们可以上他家找他。”
“唔，太好了！”黑子转过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叫卢平，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你，你可以去问好了。”她说，看起来很难受，那说话的口气和模样儿挺逗人喜爱。
我问她都去过什么地方，她说，她只到过县城，但想去九江。
“九江没什么好玩的。”
“不见得吧。”她说，抿着嘴唇。她年纪太小了，看上去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我们的汽车一路沿着九景公路行驶，南方温暖的气候使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河流、山谷、稻田、村舍和站在路边，手牵着牛肩扛犁耙直望着我们的农民，我真想自己有两只翅膀能够飞越这千山万水。
我说，我小时候每次坐车看见车窗外的风景，总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有时候又幻想自己飞出了车外坐在白云上，静静地俯瞰大地。“这感觉真是太好了！”黑子嚷道，“我也这么想过，可我不想用手去摸什么－伙计，我是用刀。我用的刀应该非常长，能够一下子把远处的大山都拦腰砍断，削平山峰，一直伸展过去，把更远的山也夷为平地，同时把沿途的每一块语录牌统统削断。说到这事，我就想起了*后期的一些事儿。那时我还不到七岁。有一次，村里来了一帮红卫兵，他们个个拿着砍刀往我家果树园子里冲来。那是一个两三亩大的梨树林，是我爷爷解放前留下来的。当时，我正爬在树上摘梨子吃，这些红卫兵就冲进了果园。他们手舞着砍刀，不到半天时间，一大片果园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哭着，喊着，但没有用，没有谁理睬我。那时候，我真想冲上去咬他们几口。我记得还有一次，也就是1971年的冬天，一辆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开进了我们村，车上一群红卫兵押着三个‘地富反坏右’份子。他们头戴尖顶的白纸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打倒地富反坏右份子xxx’字样的大牌子，个个兢兢惊惊，低着头；而红卫兵们则昂首挻胸、斗志昂扬。村子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批斗完这些‘地富反坏右’份子后，解放牌汽车就要往下一个村子开去，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我父亲也被他们戴上高帽子押上了车。那辆解放牌汽车开得很慢很慢，所以我现在最讨厌开慢车了，我跟着它跑啊跑啊，我想把父亲从车上拉下来，我父亲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我后来经常问我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抓他走？母亲告诉我，要我相信父亲没做过任何坏事，他是个好人，一生勤劳俭仆，不善言语，性格内向。”
我们就聊着这些事儿，越来越兴奋、激动。很快就要进入都昌境界，我们高兴极了。黑子握着方向盘轻轻拍着掌。“到家了！”他大声叫起来，面对窗外，“我到家了！”。他开着车从一辆拖拉机旁驰过。在我们眼前，在落日的余晖下，汽车开上一条长长的显得荒凉的大街。小孩们正在离街道不远的小河里玩水；姑娘们穿着毛线衣，在河边走过。黑子对街道上的一切都很有兴趣，四处张望，指指点点；此刻他容光焕发，正沉浸在回到家乡的喜悦之中。刘国全坐在后排，大概他已经睡醒了，他向窗外东张西望。我们让那位姑娘下车，告诉她前面一公里就是蔡岭，赶紧找你姑妈要钱去。她问我们等不等她，我说不等。她就问我们有没有纸？我说干吗？她说她要把她叔叔家里的地址写给我们，到了都昌我们可以找她叔叔要钱。看来这姑娘真是傻得可爱。
走出街道，在河岸上的丛林中便可看见持着鱼竿钓鱼的男人的身影，从远处望去，是那么微小；河岸附近像一条蛇似的主流绕张岭街蜿蜓而下，沿着广阔的树林哗啦啦奔流。
我们在靠近水库附近一条通向湿地的道路旁找到黑子的家。房屋破旧，门廊的青石板已裂开了一条细缝，上面长满了青苔；小院里有一个古老的石碾，有几颗杂草从碾石缝里爬了出来；猪圈的栅栏歪歪倒倒。我们没见到任何人。黑子领着我们往房子的后院走去，他说，“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生下的，小时侯总感觉房间里非常暗，总是想睡。现在这幢房子已给了我一个远房堂兄住，当然，我退伍回来房子还归我；在村里按政策我还有两亩地，我也不知道它是长了树还是长了草，反正没有人种它。”就在这时，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站在后院门槛上，合着手心，遮住眼睛望着太阳。“堂嫂，”黑子大声喊，“是我，我回来了。”
她显然并不惊奇，“噢，我知道了。你堂哥现在不在家。你瞧，那边好像发了大火。”我们都朝着落日方向望去。
“你说是太阳？”
“我没说是太阳—我看见那个方向有一道青烟，你们难道没有看见？”
的确，朝南华山口那个方向望去，一团烟雾正在冉冉升起，但我敢肯定并没有发生火灾。
“你都有五年没有回家了，你妈妈去世的时候，你干吗不回来？”她狠狠地望了一眼黑子。黑子好像是被雷电击中似的，整个人都鄢了下来，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我都在前线打仗啊，怎么能回得来？”
黑子的堂哥这时也回到了家，“黑子，黑子，真的是你啊！你回来了呵？”。
黑子的堂哥是一个热情随和、精力旺盛而性格豪放的人；他身材粗壮，一开口讲话，就笑容满面。他吩咐堂嫂去厨房做饭，自己跑去另外一个房间拿出了一瓶红高梁酒。“这瓶酒我存了五年，也就是你当兵的那年开始存起，我说一定要等你回家再喝。”他大声说着，依旧是红光满面，笑声朗朗。
不一会儿，绛紫色的睌霞就把这片四月的绿色乡野笼罩了。黑子要去拜访几户村里的邻居，他们在那里聊开了，我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刘国全说，他刚刚去喝了一口井水，发现那水很甘甜。
后来，他和我们一起坐着喝酒，吃菜，聊天，我们吃了青椒炒腊肉、红烧胖头鱼和香菇炖鸡，非常可口。“嘿，黑子，”堂哥说，“你参军五年，都成老兵了，要好好干。”
“是的，是的，这当然。”
“在部队一定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可不能由着性子来。该拉的关系要拉，该送的礼也要送。我们都指望你有出息，混出个人样来。”黑子耷拉着脑袋，点了点头。他不停地问了许多问题，都同部队有关，黑子都一一回答。后来他们就谈到小时候的一些往事，黑子似乎又来劲了，他兴奋起来。我们喝完那瓶红高梁酒后，堂哥又跑去拿来一壶足足五斤装的自酿米酒。他可醉得一塌糊涂，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黑子回来了！黑子回来了！……”，声音惭惭微弱，他太困倦了。这一天太漫长。
黑子家里一共有六间房，房屋里都没有遮帘或玻璃类的东西，窗子因年久失修也破破烂烂，雨水都可以直接流进房间。“黑子的母亲就是在你隔壁的那间房去世的。”堂嫂说，“那一年黑子没有上完大学就参军了，他母亲也是那一年生的病。黑子把每个月的八块钱津贴费全都寄回来了，可是那够用，我们都垫着钱；你要知道，我们家那时经济也不宽裕，生了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念书。”堂嫂一边说着，一边从衣柜里翻出被子，一切安排停当。可我睡的那间房子的天花板上却栖息着一只毛茸茸的蜘蛛，真令人毛骨悚然。
我只好走出房间，来到屋门外。在深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