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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刀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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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的风险,进行一场边界战争,目的是削弱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在中国看来,此举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出现,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

  中国终于明白过来,越南现在对中国未来的安全是个危险。对此,中国己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开始大面积的疏散边民,双方都作好了开战准备。

  中越两国关系更以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坠落。据当时中国驻越大使对两国关系的回忆:“我必须去(越南)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当两国关系到了只有接受抗议或是提出抗议的地步,其霉烂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而这时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无疑给两国关系雪上加霜。越南侵柬后,整个中南半岛基本连成一片,越南大军南下,直达泰柬边境,陈兵边境示威,泰国也面临着军事威胁,也就是东南亚有全面倒向越南的可能。面对被越南所甩的一记耳光,中国仍旧无所作为。

  中央军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决定对越南进行惩罚性回击。军事行动就此提上日程。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在内部讨论过对越军事方案,最终将决策权给了*。起始的方案是小规模进兵,拨除越军在中越边境的几个据点,以吸引越侵柬大军回防,但这个计划由于越军在柬埔寨的入侵过于迅速而流产。

  而后就是修改了的大规模进兵计划,既然出兵,讲究的就是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目的很多,最主要的当然是突破苏联对中国的国际包围圈,构筑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线;其次也是对越南的报复,对越南无情无义甚至倒向权贵冷眼相对恩人的报复。这些理由都很实在,也有必要,但在当时,却不好公开,毕竟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很多国家,对中国疑心很重,并不希望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角色。正由于此,中国在对越开战的公开文件上谈到作战原因时,基本上避开柬埔寨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以怎样的名义出兵,对内才能聚民心,对外也能兴义名?中国紧紧抓住了两点,其一就是领土纠纷。中越间确实存在领土纠纷,越南也多次在边境扰事。不过这只是个姿态,这个姿态更多地作给苏联人看的,并不一定是会大规模入侵中国。

  七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越南对中国越是嚣张无情,苏联人的援助就越慷慨大方,黎笋善于演戏给苏联人看,不过他忘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成语,戏演砸了,中国终于要以此出兵。以边境纠纷作为大规模出兵的理由,毕竟还不是很气壮,但中国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名义,也是更实在的名义,即越南对华侨的*。

  当时的西方人对此次事件的评论,应该说是非常客观的,他们称之为“惩罚战争”。

  不管是“惩罚战争”也好,“自卫反击战”也好,在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这场战争都应该打!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我们的边界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安宁,这样平静。

  下面还是让我们看看越南人是如何为这场战争做长期准备吧。

  “1976年6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决定调遣五军区三师到北方,执行总参谋部和三军区的机动常值任务。

  1976年7月13日三师开拔,1976年8月初,经过1400公里的机械化行军完成移防。河北省陆南、陆岸两县的机关和群众积极协助三师建设驻地。

  从1976年8月开始,三师一边执行机动值班任务,一边进行经济建设和为三军区训练新兵。这个时候三师仍然实行部队的复员、退伍政策。由于大批基层干部、技术骨干的退伍,使得三师发现一旦开战将遇到很多复杂的困难,三师主张动员有经验和水平的干部战士留下来帮助培训干部、炮手、卫生员、通信员以及训练新兵。成立了两个训练新兵和培训军士的营,相继开设了卫生员、报务员和炮手的培训班。因此在短时间内三师培训出了上千名富有战斗技能的战士骨干。这是一个被评价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各项工作刚准备完,1978年7月,三师接到命令编入一军区,防守高谅东南部(当时高平、谅山合为高谅省/译注)。

  1978年7月中旬,三师、166炮兵团、军区272高射炮团以及其他总参谋部直属单位已经进驻谅山。

  1978年8月9日和10日三师举行师党委会议,通过了师里的防御方案。此后,紧张而又热火朝天地开始开路和阵地建设。部队和谅山人民都奋战在开路工地和各个高地上。三师司令部一边督促阵地建设,一边让各单位训练、学习。5个月后,开挖了113500立方米的土石方,建设了近20000处工事,在边境上布置了上百个混合雷区、障碍场和伪装工事。

  1978年10月初,成立了南高—谅山统一战场指挥部,由三师司令阮维商同志任指挥长,中央委员、高谅省省委书记黄长明同志任政委。指挥部的成员还包括省人民委员会、省军事指挥部,公安厅和谅山市政府的同志。同时,各县的统一指挥委员会也成立了,成员包括县委、县队和团里负责指挥的干部。根据上级指示,南高—谅山统一战场指挥部安排三师的部分干部加强到各省属团里,为地方进行严格的战术训练。谅山市和文朗县、高禄县等各县地方部队中的营纳入各主力团里,归团指挥。

  到1979年1月末,三师第一梯队长达60公里的防御阵地基本建好;第二梯队阵地建设也正在展开;三师防御区虽然还没完全完成,但也充分的准备了弹药、工事、粮食和饮水。

  1978年7月初发生了难侨事件,数万华裔越南家庭涌过友谊关。7月12日,中国方面突然关闭关口,使得这些难侨被迫滞留在荒山野外。8月25日,正当一些医务人员和越南妇女在照顾这些病弱的华人的时候,中国让一些歹徒拿着刀具、棍棒从边界那边过来行凶。在友谊关的边防部队193边防屯的战士坚决还击了敌人,在惩治敌人的暴徒行为的时候优秀的战士黎庭征英勇牺牲。

  此后,在各单位掀起了向英雄榜样黎庭征学习的活动。12团刚入伍的侦察兵阮文新,一次巡逻的时候被一帮中国士兵跳出来围捕。一个家伙冲过来抱着阿新,阿新转身避开,用刀插进那个家伙的腰部。这是被金星师战士消灭的第一个中国士兵。

  1978年末,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上将,国防部部长文进勇大将,总参谋长黎仲迅中将,军事学院院长黄明草中将相继视察三师。 

  1978年8月25日的友谊关事件之后,省委和谅山人民委员会要求全省的机械厂停止生产商品,集中力量生产铁蒺藜、铁桩来建设防御阵地。民军、部队和边防力量共同巡逻,随时准备惩治潜入的探子和挑衅的武装人员。

  1979年春季,三师获得孙得胜主席赠送的花篮。在迎接仪式上,师政委阮克豪表达了感恩之意并表决心:‘如果敌人敢悍然侵犯祖国的边界,我师务必首战胜、连续胜、利落胜,保卫祖国的边界。’” 

  边界这边,中国军队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自*在电视上誓言“要教训一下越南” 之后,中越双方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

  1978年11月底,广州、昆明、成都三大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统计了人数。《纽约时报》在战前的一星期报道说,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集团军。云南,广西。西线,东线。

  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场虚惊。

  “1月5日。”又一次警告。又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再度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

  从动向分析,进入一月中下旬,*在公开场场合绝少露面。作为迹象之一,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不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不可漏报的心理作用。无论是对头还是朋友,都没有理由讥笑越军的屡备屡空。全世界的军人都推崇这样一个信条:有备无患。

刀锋19…7
19…7

  
  一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旧历春节。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千里冰封的漠河,到热浪汹湧的曾母暗沙;从最早见到日出的乌苏镇,到最晚迎来日出和送走最后一抹晚霞的斯姆哈纳村,神州大地,人们同样在迎接流光异彩的一九七九年新年的来临。

  十年前,同样是中国旧历春节,那时黑黑的天上似乎总有飘不尽的横幅;泛黄的路灯,就投射在“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跨马路横幅上。被跨着的马路,便是菜场了,只是路灯照明的不是夜,而是黎明时分。猎猎北风,瑟瑟裤腿,啸啸人声。鸡鸭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蔬菜摊……每一个摊位前排队排队尽是排队,在为买到最后一条带鱼而亢奋,在为排了一个钟头队却没有买到做汤团馅的生猪油而沮丧,在为掉了一张一直紧拽在手心里的鸡票而成春节之长恨歌。

  1970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菜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于排着队的老百姓来说,做什么人呢?做排队的人。菜场还未落市,食品店排队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十年弹指一挥间。一九七九年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于三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口可乐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一年,日本影片《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在这一年,《跟我学》(FOLLOW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在这一年,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二十五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在这一年,一吻定江山。《大众电影》作为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的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在这一年,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的女性画像,要不是画的是少数民族,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得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在这一年,忧心如焚的*在困境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而一举改变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八点,当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07象雄鹰一样,昂首从北京机场冲向蓝天时,此时天空却下着蒙蒙细雨。*坐在机窗边,看着苍茫大地,感觉天地都灰蒙蒙。他点着一支熊猫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浑浊的烟圈弥散开来,而*的思绪也随着烟圈而散开。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美国总统卡特已准备好了欢迎盛典。他本应该笑,一个月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面溃败,改革者昂首挺胸。作为改革派核心力量,他赢得了民心,势利的美国时代周刊则急着把他登上了1978年人物周刊封面。

  不过此时的*实在笑不出来。就在两个月前,黎笋和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条约,而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黎笋在签约后加大批判中国的力度,指责“北京和帝国主义结成新的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并说“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河内便无法打败南越政权“,简简单单的一句,彻底把中国几十年来近200亿元的援助抹去了。而勃烈日涅夫则高兴地称“(越南)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碉堡”。现在越南占领了柬埔寨,在积极筹划越、老、柬三方签订友好条约,实际上就是印支联邦。苏联苦心经营十来年的亚洲安全体系,已隐约成形,而在中国背后捅一刀就是中国援助了几十年的越南。作为新领导班子的实际掌权者,他必须要率领中国冲出包围圈。

  这一段时间来,七十五岁的他频频出访。在此之前,*已访问了日本与东盟三国,访问的地点虽不相同,但主题却只有一个,建立反霸同盟,既反对全球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外交突破是从访日开始,但访日之前的激烈辩论却似乎比访问本身更耐人寻味。在中日建交后,订立了一系列双方友好合作协定,但是最抢眼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却一直没有订,原因是日本方面怕得罪苏联,不愿接受中国的反霸条款。

  1976年后,福田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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