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 精校本-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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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怎么办呢？不许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作庄”。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轮流作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轮流着来，走马灯——螺旋就转得起来了。
甚至两个党政纲没有差别也是好的。大将军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成为皇帝，还痛切地指出了美国有一种军界－工业界膨大的威胁。
当然，这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像我们这个农民占80％的国家，不仅现在的政治家（不论他原是工人出身的）是精神贵族，科学家、工程师是精神贵族，中学教师还是精神贵族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培养更多的贵族，“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了。陈毅就说过，日内瓦会议时他受到了各国外长的特殊的尊敬，因为那些外长，只当一任，下台就是平民，哪里有一个元帅的威风。那个发表了白皮书的艾奇逊现在在当教授，费正清其实是基辛格的老师。美国工人子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多。唯其多，美国现在倒有一种强烈的呼声：美国社会上有一些底层的集团，子女受不到足够的教育，成不了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社会中的有销路的劳动力。天天在反对精神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们下乡两年回来以后，他们的贵族气味打掉一点没有？而现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上来了。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
十一、官僚机构和代议政治
行政机关，亦即官僚机关当然是取消不了的。不过常务的行政机关应该稳定，要换班只是政务官。
这一点其实已经无须解释了。行政事务本身是复杂的专门行业，政党所争论的是政策问题。
其实，在政党政治下面，部长和司长、科长的关系也不是像现在那样的“领导”关系。常务次长和司长干他们的日常性的专门性的行政工作，他们可以为这种政策服务，也可以为那种政策服务。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能受到监督。你别看清淡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此段PDF没有，疑为从别处补充CTJ121＇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此段PDF没有，疑为从别处补充CTJ121＇
十二、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
你说到李自成和洪秀全。何必设想他们如果胜利怎样呢？朱元璋不是一个李自成吗？农民造反，没有知识分子成不了事，而刘基、宋濂、牛金星、李岩这一类人，除四书五经、廿四史而外，还能读到什么？不按照老一套，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权吗？萧何是秦吏，西汉的法制全套照搬商鞅、李斯那一套，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才做了第二秦始皇，拓疆千里。洪秀全已经沾到一点西方味儿了，可是他只搬来了令中国士大夫十分厌恶的“天父天兄”，其他一切都是皇朝旧制。太平军中开始还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纸空文。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东西，在朱元璋军中也有（朱元璋“明教”起家，明教是波斯传来的袄教的中国版），当了皇帝以后，在史籍中把这一套涂抹得只剩下一点影子了。
所以“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枪杆子、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一点也不错。
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十三、补论：何以“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上面“当作家主”一节，对此论述未详，补加申论。
首先，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
还可以作一些理论的探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历史学家写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理由何在？列宁作了最妥当的回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进一步发展列宁的命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陈胜、吴广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的历史，主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
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你还可以觉得政党、政派，无非是政客组成的集团，可以认为他们当主角的这种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这个原则不合，因此还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认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许不幸只好如此。到共产主义时代，谁都知识丰富，目光明澈，那就不会如此了。
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
何况，现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1973年4月20日
顾准《顾准文集》

民主与“终极目的”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
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生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20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