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 精校本-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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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至少奴隶是无份的。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是萌发出来的。
三、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据现在的史料，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地下发掘，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真的，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辂”）、武器的生产有关；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牧羊种地的人，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而商人眼界开阔，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不像希腊城邦那样，是商业、航海、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大陆上的“百工”和文化势必成为一个王朝权力的依据。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后，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
我猜测，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独占”的态度。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文王时代，“四伐”而仁义播于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纣，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灭纣以后，又广事分封（史籍上未见夏、商有分封的传说）；王朝本身，只保留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当然传播文化，也是带了刀剑去的。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战车、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宰相）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秘密所在，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但是，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你看，描写得多好？于此可见，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顾准《顾准文集》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一、直接民主的理想，来自《法兰西内战》
一个人，要民主，又被“议会清谈馆”、“国家消亡”等等唬住了，当然不免向往直接民主制。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应该是从基层开始的，采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议士，虽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议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须是可以随时被选民撤换的；又这个代表机构，必须是真正的主权机构，等等。
不过，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有必要从西方史的演变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搞的。《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看一看他们现在议会政治和政党制度怎样演变过来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递嬗关系如何等等。
还想讨论一下更切近我们的当代的问题。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
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Bureau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
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了一次筋疲力竭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衰落了。亚力山大从马其顿统一了希腊（至少有二三十个雅典这类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国。后来这个大帝国分裂成几个帝国，不过这些帝国，都是凭借希腊文化统治东方民族，是彻底东方专制主义的。
2、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这有元老院，选出两个执政官（现在的圣马力诺这个小共和国还有共和罗马的遗风），任期二年。作战，由执政官当统帅。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军队，也由自行出资装备的公民军组成。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我国解放以前的大学法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罗马法。契约、债权债务、所有权，他们都咬文嚼字地订成法律，如此等等。
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人好战，虽然罗马城还被高卢人攻破过，不过它终究先是征服了全意大利，后来和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地方，由腓尼基人组成的一个商业国家，腓尼基人是犹太人同族，老家在黎巴嫩的西顿、推罗等处）打了几十年生死存亡的仗，直到这时候，罗马还是城邦共和国。不过征服中的俘虏越来越多，原先都是自耕农民的公民，现在专门打仗去了，分到奴隶的人成了奴隶主。贫穷又不打仗的公民，共和国免费发给粮食，逐渐成了彻底的寄生阶级。可是他们还有选举权，打仗发了财的统帅们对他们施舍。共和罗马就这样准备了帝国罗马。
打胜了迦太基以后，罗马征服了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希腊、巴尔干全部、小亚细亚、埃及、北非，把地中海周围都统一起来了。征服和防守征服的土地，使军队成为雇佣军（原来是公民军），它造成了军阀，军阀自然变成皇帝。不过，罗马的皇帝还由元老院选举，事实上有世袭制。皇帝却从来不敢说他“富有四海”，不敢说他统治下的人民都是他的臣妾。甚至，拉丁文的Emperor，不过是“掌军政权的人”，不是“主人”。皇帝称为“主人”，那已是西罗马帝国接近灭亡的时候了。
至于4世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那是长久承袭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所以，马克思称之为“没落帝国”。
二、中世纪的欧洲，它怎样转变到“宪政时期”的？
罗马的灭亡，是由于蛮族的入侵。蛮族是日耳曼诸族。经过一些变迁，他们实行了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这就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初期，君王和诸侯一样，靠他自己的庄园的农奴来供给，而且，直到后来根本没有普遍全国的“田赋”。农奴只对他所属的长上负有贡献和徭役的义务。军队，是由封建骑士组成的骑士军队，所以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坑长平降卒40万”那样的事，最大的军队也不过几万人。
据英国的梅因考证，这种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十七八年前，我惊讶卢梭怎么写出他的《民约论》（全译应作《社会契约论》），后来懂得，那不过是他们历史传统的结果。
中世纪西方城市也不同于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历史上最早是朝廷所在地。手工业是王室的，同时在法律上是皇帝的私产。汉武帝时，城市的税收进入少府（帝室的财库，不是帝国的财库）。西方的城市，是由向封建主付钱赎买了他的农奴身分的自由民自治的，公社（une；munism，其实是公社主义）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们对谁也不担负什么义务。它得防卫自己。它本身好像是一个城邦。
十四五世纪以后，在我们熟悉的英、法大革命以前，西方经历过一段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那些有名无实的国王，要统一民族国家，削弱诸侯的独立性，他们所依靠的办法有几条：（1）组成等级会议；（2）和城市联盟来巩固王权；（3）对外作战；（4）把诸侯弄到宫廷里等等；逐渐统一军权和政权。直接的征服（即王室消灭诸侯，使之“郡县化”），是有的，不过，这显然不是主要手段。
这样，议会制度就逐渐形成起来。
英、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