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 精校本-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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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他的日记，这份笔记开始动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我在给他的复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写，旧稿也不要毁弃，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过来的足迹。现在，查阅他的日记，部分的重写还是有的。不过，彻底重写。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
伯里克理斯时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峰，很可惜，笔记到这里戛然中断，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对此将作怎样的评述。我们从笔记中还知道，原来的计划，还打算对斯巴达的农奴制（即黑劳士Helots）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有所论述，这对于阐释马克思关于论述雅典奴隶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样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躯体一起已经化为灰烬了。
他所瞩目的当然远不止这些……
* * *
现代的中国人，除了教学和少数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腊史等）的人，为数不多。从来的历史学家，都以叙述史实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论，往往也是就史论史。把西方史拿来和我国自己的历史作系统的对比研究的，虽说不是创举，也实在罕见。这份笔记，不是简单的史实的叙述，也不是就史论史式的迂腐的史论，而是作对比研究的尝试，它的可贵处也许就在这里。
我对于西方史，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原来也是茫然一无所知。近两三年来，才开始读了一些西方史。乍读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腊的高度文明面前震惊不已（这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荣的经济，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学，它的灿烂的艺术文化……不仅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身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97页），茫然无知，固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难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对于西方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也就难以作历史的现实的比较，从而也就很难培养出一种鉴别能力。
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会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 * *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我瞩目于未来？？
陈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毕后记
顾准《顾准文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序
这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作者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继继写下来的笔记。时间是从1973年到1974年作者逝世前为止。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在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折；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这些文章都显示了真知卓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读了这本书我不能不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请想想看，他很早参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党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来往，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给他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淹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了内心的激荡，真所谓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
这里顺便说一下，抗战初我曾在孙冶方和顾准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我为此而感到自豪。当看了顾准兄弟写的回忆文章后，我才知道孙冶方于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我感到幸运的是文革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是，我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相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20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不会感到寂寞。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的时候，尽管困难重重，我没有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觉是一件憾事。
1989年2月24日寒夜
写于沪上
顾准《顾准文集》
陈敏之序
这本集子是作者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我觉得无论在感情上、道义上我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去关心他。老母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他，对他再要继续照顾，显然已经无能为力。离别将近10年的这次晤见，情景难忘。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内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
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里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引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书，下同），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这些笔记的主旨。
共产主义曾经是我们为之忘我奋斗的人类理想。然而，几十年来的实践，却历史地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命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问题，现在不仅困扰着我们，而且越出国界，正在困扰着更多的人们。作者在10多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严峻的现实，使他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他说，“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和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然而，从诗意转为散文，却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他说，“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那么，作者又是怎样克服自己这种思想危机的呢？他说：“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一个人用冷竣的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的轨迹，并且努力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不可能不经历一番痛苦。这是作者对自己思想历程的诚实的剖白。这里，作者只是提到了从诗意转到散文和说理感到无所凭依的精神上的痛苦；事实上，作者为了坚持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所付出的代价，远比他的精神痛苦巨大得多。他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妻子①、家庭、亲人……他的大女儿说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然而，作者的态度却是如此坚决，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按：指作为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本文作者）。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究竟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着他？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按：指《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精神的。”在良知、正直、诚实的科学态度和立志为人类服务的精神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① 注：顾准的妻子汪璧，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善良、诚实、贤淑的老同志。1937年入党，1968年被迫害致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中的诗句。作者从50年代就开始“求索”了。为了求索，他广泛地涉猎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经济等各个领域。不过，他的笔记，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诗意，而是一把锋利的“冷冰冰的解剖刀”。他在通信中曾经和我说过，准备用10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再作综合比较，为的是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轨迹，规划未来的方向。这个恢宏的计划因为作者过早地去世自然未能实现，但是部分地是实践了的。这些笔记，以及已经出版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这种求索的结果。
因为是笔记，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体系；因为是笔记，笔触比较自由；但是，它并不是漫谈、随笔之类信手拈来之物。笔记涉及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广泛的领域，看来似乎十分复杂，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