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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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加紧了起义的布置工作，驻防内江一带的新三十四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推进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师长柏恒早知道我的意图，路过泸州时告诉我说，一○○团团长许汉洲是特务，必须想法把他除掉。这时部队已经行进，我急忙赶到蓝田坝对岸江边，以清点队伍为名，设法搞掉许汉洲，恰好许部缺少士兵一百多名，又丢失了几条枪，于是我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另派我的亲信参谋处第四科科长文涛继任。我又暗暗告诉柏恒，要他到江门后，不要真面目打仗，待到我向宜宾撤退时，他也迅速开回宜宾。
　　驻守新津飞机场的一○四师，师长是我的妹夫傅秉勋。傅师原属罗广文部向敏思军，由于他仗恃自己是黄埔五期学生，又与罗广文和我关系密切，毫不听从黄埔六期的军长向敏思管束，罗广文只得和我协商，以新拨给七十二军的罗君同师换来傅秉勋的师。我知道傅秉勋30年代是共产党员，我与他既是亲戚，又是黄埔、日本士官两度同学，所以我放心他，就打电报约他到泸州来商量军事。接连两天晚饭后，我同他在军部后门外桂圆树林里往来散步详谈，我劝他与我一道起义，他说：“新津与泸州相去很远，很难拉到一起来。”
　　“我打电报给你，叫你开宜宾，你得电就走，国防部直接打电通知你，你干脆不理。”我回答他说。
　　“万一国防部派兵打我呢，怎么办？”
　　“现在解放军旦夕入川，全川除我这个军而外，没有机动部队，难道我下命令叫你开宜宾，我还打你吗？”我说。
　　“成都地下党也与我有联络，允许我作预备党员。”他不正面答复我，仅仅这样说。
　　“这样好的条件你还不干吗？我接受考验四五年了，还得不到这个条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战事失败，我们逃到松潘里边一个秘密地方藏起来，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们再出来。”他又向我说明，他另有企图。
　　我见他不明世界大势，所出主意很不高明，连忙劝阻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根本就成问题，即使打起来，谁胜谁负也难预知，蒋军就是打回中国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跑在山沟里躲了几年，还想出来捞一把吗？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就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他固执地回答。
　　“能不能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也很难说哟，我们不原来就信仰共产主义吗？还是我们一道起义，以图恢复党籍为好！”我又恳切地劝他。
　　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宜宾起义（2）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时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产党员，多年不见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军事干部后不久，他到泸州来了，我以为他是党派来的，高兴地问他还与党有联系没有？他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断定他是什么动机来的，因此留他任高级参谋。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问说：“去做什么？”
　　他这样一问可把我愣住了，明明白白是去与解放军接头嘛，怎么还问“去做什么”呢？莫非他不可靠？于是连忙说；“去联络联络。”
　　“联络我就不去！”他回答。
　　“那就算了吧！”我想反正柏恒已向宜宾撤退，他去也只说明我已预有准备在宜宾起义。因此就这样回答。
　　我说完话过后，下决心立即撤往宜宾，并于当天上午把军指挥所移到泸州制高点——长庚宫，下令命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指挥后卫部队，掩护军部及直属部队撤退。这时全军状态如下：
　　1。新三十四师（欠一○一团）在由江门向宜宾撤退途中。
　　2。一○一团由叙永向长宁撤退途中。
　　3。军搜索连在泸州长江南岸警戒。
　　4。二三三师的六九七团到达了泸州西六十里的某镇（我11月30日令赵德树派来接我的）。
　　5。二三三师（欠六九七团）在宜宾。　。　想看书来

宜宾起义（3）
6。一○四师已由白沙向成都溃退。
　　7。军前进指挥所在长宁。
　　3日太阳落山，我便率队出发，4日拂晓前到某镇。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王瑞迎接到我。稍休息一下，又继续向西行军，6日下午到达南溪。赵德树已派轮船来接我，我布置好部队继续向宜宾行进后，即登上轮船，很快到了宜宾。赵德树与肖烈迎接着我，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的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我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宜宾起义（4）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吴让鲁莽，桀骜不驯。他不好在赵德树发言时反对，及见张纬发言，就趁机发泄，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等都低头不发一言。我本来以为形势逼人，诱导起义，已是水到渠成，我军装袋里装着我写好了的向解放军申明起义的信，以为大多数人一赞成起义，我便取出信来，派人送去。及吴让这么一闹，看样子会无法开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设法诱导，于是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