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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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一个军以胡宗南两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1）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垒，见几个美国兵来到此地，亦被人们抱起，来回往天上抛，场面之热闹，不可言状。
日寇无条件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实出国民党意外，此时，蒋军主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在广西和湘西，六战区在鄂西，一、五战区在豫西、陕西，二战区在山西西北部，八战区在西北和绥远西部，第三战区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战区在广东北部，第九战区在湘赣两省边区，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蒋介石得日军投降消息，令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国投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一方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又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指定七战区在广州、三战区在杭州，九战区在长沙，六战区在武汉，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卢汉在河内（北纬十八度以北归中国受降）。汤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中接收主权。蒋介石又与美帝勾结，由美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
何应钦亲临芷江（王耀武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军政部随同前往。一时间，王耀武的司令部宾客盈门，受降人员纷至沓来，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礼。每日清晨，王必来各处招呼，见人就说“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顾得十分周到。
交际应酬和拉关系是王耀武的拿手戏。记得还在上海作战时，他的三十一师归五十四军指挥，我同军长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并招待我们吃梨。他很快就削了一个梨子给军长。然后，他从我手中将我正在削的梨子夺过去，一边说：“你打仗做点计划很行，削梨子不行，我来。”王态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处。
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别人的钢笔借去写一写，然后说：“您这支钢笔不行，我把我这支‘派克’笔给您，用过了的不要见怪！”其实，他的笔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灌上墨水。装满满一口袋，送别人一支，又另外佩带上一支。见第二个司长、科长处，又如前表演一番。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金井参谋长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时，金井的飞机在机场降落，部队用汽车将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举行授降仪式。因金井要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何应钦特别用一支“鼠须笔”要金井在投降书上签字，准备签字后将笔珍藏起来，做一个历史的纪念物。谁知，签字后，“鼠须笔”却不翼而飞。
参加受降（2）
受降仪式结束后，金井乘专机返回南京。何应钦令其副参谋长冷欣同机飞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准备。冷去后，瞻仰中山陵，并于当日报刊上登载一则消息，称：陆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冷欣某日到南京谒陵。蒋介石在报上见此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报纸撕得粉碎，并接连骂道：“混账，这家伙简直是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电话将其撤回。
冷欣撤回后，何应钦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无非想一箭双雕，他是想派我去南京，借以拉拢，挖陈诚的墙脚（因他常把我作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后又要我去美国作他的军事代表团团员）。万一我出了洋相，他就借此搞陈诚。何的参谋长肖毅肃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后，私下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难搞。你知道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很难捉摸，连冷欣都出了问题，你还去得吗？”
这时候，肖毅肃为什么要阻挡我前去呢？说来话长，肖原来是我堂兄郭汝栋的旅长，并甚得重用。1931年，张发奎的部队由广西打到岳州，当时，郭的部队驻黄州、仙桃镇一带，肖要带兵响应张，郭不同意，肖对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后即向部队团长写亲笔信说不得我的亲笔信，不得听其指挥，轻举妄动。此时，肖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郭越发不满，便给肖几万元钱后礼送出部队。肖离开部队后到上海，去赌轮盘赌，把钱输光，时遇我从日本返国，见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后，在堂兄面前与肖说情，郭才同意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后来，我在陆大时，陆大要招收特别班，我认为肖有能力，写信给堂兄，主张保送。郭回信说：“肖烂烟、烂赌，此人已成过渡人物，无培养价值了。”我回信说：“如将肖送入陆大学习，可使其重新做人，还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肃考陆大特别班时，我也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于友好，故有此说。但我曾受肖指挥。在郭汝栋部队时，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挥下的营长，后来，他任何应钦的高级参谋，我则任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终因有肖的劝阻，我放弃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壮大*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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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三人会议谈判（1）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机飞抵重庆。现国共双方首脑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同许多人一样原来都担心八年抗战刚胜利，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好了，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表明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的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愿望的体现。但是，《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及*的中国。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共两方都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主要内容是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的各项协定。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又已开幕，中国似尚可得休养建设的机会。我对此兴奋极了，内心以为：停战谈判虽由马歇尔促成，不免耻辱，但是总比兵连祸结，直打到亡国为止的好。我这种天真的乐观，不久便被边谈边打的现实冲洗掉了。
三人会议达成停战协定后，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去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没想到这份差事会落到我的肩上；也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