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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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们要懂得射击方法（瞄准的方法、击发的方法）。并要求训练时射击枪要无依托，战斗时枪要有依托，每个连的射击成绩我亲自检查。同时规定，凡按射击教范的要求达到特等射击的战士每月津贴一块钱，特等射手生病时，医务人员送医上门。每连有九个特等射手的，连长升少校，遇缺即补营长。有人说你哪有那么多营长。说也奇怪，一年多我师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却没有一个连长能升少校。其余两个环节，纪律养成和力的养成，我也要求甚严。就拿培养战士的土工作业力来说，我首先教士兵筑城作业，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捣固，并要求步兵用小圆铲每小时要除土立方米，工兵用大圆铲每小时除土一立方米。进行班战斗教练时，我将德国军用书籍中的图复制下来给士兵们讲解，轻机枪组要与步枪组交互火力掩护，向前跃进。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规定，这是战斗纪律。我教军官守阵地时要懂得侧防，进攻时要懂得制压，要他们熟记“没有侧防就不成阵地，舍制压就不能进攻”这两句口号。然后，作阵地示范，侧射火力如何与障碍物配合，并教官兵们进攻时如何制压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为了使干部战士（当时称官兵）懂得这一套如何进行，我不断办教导队，亲自指导。这样仅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便大大改观。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6）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筌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狼狈不堪。接着，我又在距离五十米远的大树上画了一个人头大的圆圈，命全师军官手枪射击，整整一个下午，竟无一人击中目标。当时，暂五师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见。
　　然而，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在一次九战区举行运动会的射击比赛中，我派出的射手，夺回了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全部锦标。
　　世人皆知，国民党军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官上任，带来一大群亲友旧部，把前任的大部换掉。但我出任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卫士郑国辉和秘书王石夫，旅团长一个不换，连军需处长和副官处长都不换，录用干部，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采取人事公开的办法统率全军（我到师就提出“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口号），如全师有一个连长缺，必将全师的副连长、中尉排长、参谋、副官等凡有任连长资格者，均集中师部甄别、比试、考核，论其战功年资学历，择优而用之，师内的打手（有战功的人）、军校学生，特别心悦诚服。
　　长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属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辰溪来到部队。副官处吴主任见我家属至此，无栖身之处，要特务排让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后对副官主任说：“当兵的人住的地方，怎么能让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坚持，我仍执意不肯，并在老百姓那里找了一间草房让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责怪我说：“你也做得出来，房子这么漏，一下雨，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这说明我对得起我的士兵嘛！”
　　这件事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
　　1942年冬，陈诚叫刘云瀚打电话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国防研究院去学习？”此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又惊又喜。心想，到国防研究院，一定可学到不少东西，机会难得，即对刘云瀚说：“我愿意去，请你报告长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国防研究院。在我离开暂五师时，有一件事给全体官兵们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我临走时没有多要一个钱。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但在国民党部队中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官兵们见我来去一身清，无不为之感动。其实，要想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真正当一个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贪财。今天解放军不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不要钱就真不容易啊！
　　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一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九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一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一个，不意弄这么大九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一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3）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