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尧访谈录·贡献者-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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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1）
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吴怀尧
　　门开之后，朱大可出现在记者面前：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没有想象中的肃然或张扬。“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他笑着说，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吴侬软语。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这次他来北京，是作为嘉宾参加中央三套的一档节目。“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
　　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地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文化　恐龙”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记者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澳大利亚感觉到压抑
　　1994年，因为一场“不愿详谈的家庭变故”，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掉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去国离乡，远赴澳大利亚。7年后他回国定居，就教于大学，又宣布与文学“离婚”。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谈起那次“变故”，朱大可轻描淡写。
　　刚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不久又离开，然后有一段失业经历。期间，“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此后开过广告公司，还在一家上市公司网站做过媒体总监，但时间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验。”他说，最长的一次是在另一家报社做了四年总编，后来又在悉尼理工大学读博，一直到回国为止。“反正就是什么活都干过了，还包括自己创办网站。”
　　网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成“文化先锋”，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网站关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更长，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过没关系，这显得更有趣了。”现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从中触摸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在澳大利亚定居期间，1999年，朱大可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藏象诗歌论坛版主阳正午说：“他那些貌似瑰丽的批评语体后面，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原创性’力量。在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文化语境中，他对当下文化现象敏锐的洞察和大义灭亲式的批判，更显出了他的难能可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2）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宣布与文学“离婚”。原因听起来有些令人心酸：“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实上，当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时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当下甚嚣尘上的文化现象。他写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时评，其中包括对余秋雨散文和张艺谋电影的批评。
　　回忆国外的那段时光，他觉得“没多大意思。”“那个国家对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语是汉语，在那里属于少数民族。连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视中国人。留学的唯一好处，是得到了文化比较的机会。”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经验奠定文学道路
　　朱大可觉得自己童年结束是在17岁那一年，父亲的死让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学毕业，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技校读书。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病逝的。当时正值“*”后期，“亲友彼此都不敢来往，人际关系非常冷漠。”说到这里，他两眼向上凝视，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亲是*党派人士，在‘*’中备受折磨。他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四周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们都逃得很远。”
　　在朱大可的记忆里，“父亲是和蔼的，可亲的，宽容的。”小学时，朱大可和母亲住在一起，并且在母亲执教的学校读书。
　　“我母亲最先是音乐老师，后来改做语文老师了，她很严厉，而且不苟言笑，从来没有宠过我，对我就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我对音乐和语文的喜欢，主要是受她的影响。父亲是历史老师，所以我对历史也很喜欢。”父亲在很远的浦东教历史课，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他从来不打骂呵斥我，因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确表现卓越，小学还没有毕业，“已经通读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执教的两所学校的图书馆他全都看遍了。进入中学后，西方古典文学他也过滤了一遍。
　　“这些‘*’残留的书，被保留得很好，而且传播非常广泛。很多书破旧发黄，封面、书底都没有了，你只能猜它的书名和作者，但我们通常都能破解这种迷案。”朱大可和母亲轮流看书，很多时候通宵不眠。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雪莱、拜伦和但丁的长诗，“是我的隐形的精神摇篮。”他神色惘然地回忆说。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机四厂担任钳工。“我是做照相馆用的相机，海鸥牌，”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那种大的。”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喜欢音乐、想做钢琴家、指挥、后来又想当作曲家的少年来说，钳工无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烦做工人，“开始琢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3）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年，朱大可21岁，这个年轻人摸不准考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没敢考”。次年，他终于明白，只要上了大学，就有可能逃离工厂，改变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我是新三届里面的最后一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第二志愿才是中文系。在他看来，文学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课堂教诲。“我曾经想考音乐学院，结果这个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了。由于父亲的影响，我想做历史学家。”
　　没想到阴差阳错，他“被弄到了中文系”。说起当初为何选择华师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当时我母亲每月的退休金是70块钱，我们家的房租是25块，还剩下45块，两个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时华师每个月有18块5的补贴，基本上能够解决我的伙食问题。”
　　刚进大学时，他兴奋，如鱼得水，“戴着校徽到处走动”。而且挑肥拣瘦，非常清晰地辨认哪门课重要，哪门课不重要，他觉得教科书上的资讯几乎都是垃圾。为了保持个人自由和知识获得的正确性，他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不重要的课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图书馆，“从早看到晚上。”
　　现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当记者询问如果有学生逃课他会如何处理时，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从不点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说完后他笑了笑，补充道：“事实上，我的教室都坐满了人。我不需要靠点名来维持出勤率。”
　　老师希望我“戒骄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4）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访谈
　　文坛：垃圾的工业化生产
　　中国文坛是垃圾生产基地
　　凌晨一点多手机响，是朱大可的短信。他问见面时间能否推迟一个钟头。想了想，我回好。原本约的是九点。当天上午十点一刻，我出现在他下榻的宾馆。这次他来北京，是参加中央三台的一档节目，他是嘉宾。“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钟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
　　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的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然而，相对于他的随和、友好以及犀利的发现眼光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文化恐龙”的中年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稳沉，唯独没有我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吴怀尧：在过去，抄袭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你怎么看待这种文坛以及学院论文造假的现象？这与教育制度有关吗？
　　朱大可：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机制瘫痪的结果。国人的道德防火墙不仅没有更新，而且被卸载了。当然，腐朽的道德机制是应当被卸载的，尤其是对身体过多的禁锢。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溃，却引发了另外的危机。
　　吴怀尧：从图书销量上来讲，近几年80后作家异军突起，你如何看待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你读他们的作品吗？
　　朱大可：他们的书占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这是市场资本催化所带来的市场价值。人们可能觉得书卖得好，文学价值就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市场繁荣不等于文学繁荣。他们的作品有时我会看一下，文学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面临一个严重的瓶颈，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场价值向文学价值的转型，从市场英雄变成文学英雄。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5）
近年我能够看到的这代人，李傻傻是个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说家。韩寒，我欣赏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博客写家之一。至于郭敬明，王朔已经有过很好的评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吴怀尧：你曾经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对于先秦文学，你怎样评价当代文学？
　　朱大可：当代文学，诗歌的成就最高，更弱一些的是小说。散文最差。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学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题目，都受杨朔文体矫揉造作、其酸无比、粉饰太平的风格的支配。这种散文后来被叫做“歌德派”，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耻辱。一直到现在为止，各大学的校刊，中文系学生写的散文，还继续沉溺在“杨朔体”里。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认为散文的问题相当严重。
　　吴怀尧：你早期的文学评论几乎把“终极价值”视为最高甚至唯一的标准，并有浓重的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取向。但你对“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评论很少。是不不屑于评价，还是阅读有限？
　　朱大可：那个时期大约是我去澳大利亚之前，也就是从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进入了神学写作时期。写作的母题和核心价值，主要环绕基督教神学，而现在，我转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诗歌总体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过一个高点，90年代再次发生退化，整个中国文化都在退化，诗歌自然是小命难保啦！退到现在，好像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所谓的80后写作，根本就没有接过优秀的传统。他们的话语方式，继承的是50年代杨朔、秦牧之类、以及中学作文程式的传统，跟80年代的文学成就没有任何关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