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名门闺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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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拗不过母亲，嫁人了。
这下段昌义更苦了，没有人为他讲话，也没有人理会他的悲哀。他跑到上海要见织姑一面，被段三小姐一口回绝。灰心丧气之余，他索性当兵去了，远远地离开段家——这个令他伤心的大家族。
可惜那个大袁迪新10岁的徐某，并没有预想的那样懂得疼老婆，倒是很懂得消费袁迪新带来的钞票。对于袁迪新来说，徐某这个丈夫简直像个严厉的父亲，整天板着个脸，动不动就像教训小孩子一样训斥袁迪新，这令她非常难过。抗战中他们到了内地，在贵阳、昆明、桂林、缅甸、重庆等地播迁不定。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因经常要跑警报，女儿就生在桂林的防空洞里。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某竟把老婆孩子扔在了重庆，一个人到美国去了。
再说段昌义那头并没有把旧情人忘怀，袁迪新过去写给他的信他一封也没丢。当他听说袁迪新的困境后，立马赶到了重庆，他要把她带走，包括两个孩子，他要跟她重新走回过去。可是袁迪新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她已经身为人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终于，段昌义还是无奈地走了。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而到了美国的徐某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就提出离婚。
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好心人吴绍球，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愿意与袁迪新共挑家庭重担。尽管袁迪新的母亲反对，这回袁迪新决心自己拿主意。1950年，袁迪新卖了自己的首饰，在上海建立了新家。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夫妻相携一同走过，直至白头到老。
若干年后有亲戚从台湾来，对袁迪新说：“段昌义好可怜，他到很晚才结婚，他一直惦记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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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一个偶尔的机会，袁迪新来到北京，在设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的“军调处北平执行处”下属的新闻处当翻译。“军调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面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将军，史称“三人军事小组”。而在北平执行处的三位首脑人物，共产党方面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是马丁。
北平执行处新闻处的翻译只有三个，二女一男。袁迪新是很受瞩目的一个，她从小在家时就跟家庭教师学英语，中学和大学读得都是教会学校，英语基础非常好，所以文件到了她手里，很快就能处理完毕。她的任务主要是把中文新闻稿件（大多都是各地的战报）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英文，供外国新闻记者取用。因为她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长得又漂亮，在那个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地方，显得非常出众。
新闻处为了联络各方人士，每个周末都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舞会，袁迪新成了很受欢迎的舞伴。叶剑英同志多次邀其一起跳舞，对她说：“袁小姐，你很漂亮！”蔡文治先生也曾邀其一起跳舞，还对她说，他想在北京成个家，请她帮助介绍女朋友。
当时蔡文治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最年轻的将领（人称贝贝将军），只有三十来岁，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其实他在老家已经有了家室，也许他只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故意在袁小姐面前叹苦经。袁迪新天真烂漫，不明就里，真的为其介绍女朋友了。结果把她的好朋友、当年贝满女中的同学吴佩琪（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在家排行老九）介绍给他。没想到这下反而弄假成真了。蔡文治非常喜欢吴佩琪，因其年轻活泼，青春焕发，将军加美人，好像天生一对。后来他们真的在北京结婚了，结婚时袁迪新的女儿还去当小傧相。
若干年后（20世纪80年代）蔡文治夫妇从美国回国探亲，受到叶剑英同志的接见。他们托人带话给袁迪新，想跟她见见面，可是袁迪新当时正在医院里为丈夫的病而发愁，无心他顾，错过了一次共话当年的机会。
她在军调处新闻处当翻译，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因为这个北平执行处总共也就存在了一年时间。从宏观上讲，因为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从直接原因讲，还受了沈崇事件的冲击。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案发，北京市民反美情绪顿时高涨，上街游行的市民举着“美国鬼子滚回去！”的标语和横幅，把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军调处新闻处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几个头头在忙着打电话，直到夜深人静之后，才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一个月后，美国方面宣布退出调停，中国方面也就宣布撤销军调处。袁迪新也就回到了上海。
关于这段经历，袁迪新解放初在财经学院工作时，都向组织交代了，还写过书面的材料。那时搞思想改造运动，人人都要写个人的经历。想不到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据此硬说她是美国特务，逼她交代跟王光美的关系，大会斗，小会批。其实她跟王光美根本没有关系，她只是一个翻译而已。为此造反派还去北京和南京大搞外调，弄得她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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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当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为拍他的马屁，他的部下到江西景德镇烧制了两套非常精细的专用餐具，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洪宪瓷”。“洪宪瓷”一套有数百件，每一件都用白纸包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箱子里。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有一套到了老段的手里。老段最喜欢三小姐（袁迪新的母亲），在她出嫁时就作为陪嫁送给了她。
这套珍贵的餐具在三小姐手里最初并不很当回事，只要有客人来就拿出来用，时间长了也打碎了一些，后来听说很值钱，才包包好，不用了。到“文革”爆发时，还有二三百件。当红卫兵冲进家来抄家时，这箱“洪宪瓷”正袁迪新家的桌子底下，红卫兵看到了，翻开看看，不过是些坛坛罐罐，根本没当回事。倒是对她们保留的段祺瑞的军装和勋章等东西，以及家里的手表、首饰很感兴趣，统统用车子拉走。等红卫兵走后，袁迪新和母亲害怕出问题，赶紧把那套“洪宪瓷”上交政府部门，同时上交的还有两套银台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理抄家物资，“洪宪瓷”又回到了袁迪新家里。但是有人劝她们最好还是卖给国家文物部门吧，放在家里迟早也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她们母女经过十年浩劫，早成惊弓之鸟，只要有人要就请出门吧。说是能给五千元钱，五千就五千吧，能换个安宁比什么都好。“洪宪瓷”就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被搬出家门。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解放后不久去世。他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事，生活上主要靠吃遗产，后来遗产也吃光了，每月就向妻子要零花钱，这些零花钱多半都去买戏票了。他很喜欢京剧，是个终身票友，也是个终身的花花公子。
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活到92岁高龄（1992年去世），生前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受到政府的款待，每月有固定的薪金。她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和国画，曾请晚清时代的旧文人来家讲解《左传》和《聊斋》。她曾跟汪声远先生学画，学习石涛的泼墨笔法，所以无论他们家搬到哪里，房间里总有她一个大画桌。整天跟她来往的不是前清遗老，就是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学究。这样的环境对袁迪新无形中也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袁迪新至今随便拿起笔来，那一定是横平竖直，毫不马虎的。
袁迪新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到老了性格还是很活泼，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她觉得只要跟学生在一起自己就觉得年轻。钱多钱少，好话坏话，外面物价涨不涨等等，她不是很上心，只是专心于她的工作。她当了几十年中学英语教师，先在延安中学，后到广中中学。由于她口齿清楚，熟悉学生的情况，教学效果好，多次被推上公开课。1979年退休后也不得休息，先后被请到上海大学、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市第一职工业余学校、侨联业余学校等学校教英语。76岁以后，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辞去了各校的差事，在家个别辅导前来求教的学生。这样一教又是好几年，直到眼睛出了毛病方罢。
现在她已经87岁了，仍旧保持了一颗年轻的心，不仅关心时事，还关心世界杯足球，有时竟半夜起来打开电视看球。平时常有学生打电话向她请教问题，拎起电话，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年轻、爽朗，笑起来，还是一串银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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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跟上海一些豪门望族的老太太们聊天，但凡提起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她们就会睁大眼睛，很有兴致地说：“你知道吗？赵四小姐的嫂子还活着，就在上海，98岁了，脑子还非常清楚，也是个大家闺秀，天津吴家大院的后代，外公是上海的传奇人物严筱舫……”
的确，吴靖老太太仍健在上海，仍住在她66年前就住的那栋小洋楼里，每天早起看书读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即便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她看书看报也不用戴老花镜，只是耳朵有些背，跟她交谈大多要借助于笔头。但是，一旦亲眼看见人家98岁老人笔下流出的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哎呀，真教我们这些人汗颜死了！
提起吴调卿（名懋鼎，1850－1927），天津的老人们立马会说：“哦，吴家大院！”。
吴家祖籍安徽婺源（现划归江西），吴调卿9岁时为避太平天国战火，随家人逃难到苏州，在一家笔店当学徒。17岁时经一位老师介绍来到上海，开始时给外轮当跑舱、干杂活，给汇丰银行赶马车，后来学会了洋泾浜英语，逐步接触了洋行业务。在汇丰银行服务十年后，凭着安徽人的精明和勤勉，他当上了该行的副买办。1880年汇丰银行要向北方发展业务时，他被派到天津创办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担任了该行的买办，并且把汇丰银行的业务发展到了北京。那时，正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天津的时候。他们是同乡，原先在上海时也间接地打过交道，现在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于公于私都可以互补，于是成了好朋友。
吴调卿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达25年之久，是该行的首任买办，也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他在为汇丰银行效命的同时，也为清廷做过不少事。如1894年，清廷决定修筑关内外铁路的时候，所需巨额贷款就是吴调卿在汇丰为之办理的，同时为之从英国进口了路轨和机车，聘请了多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山海关创办了一所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他亲任学校总办（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西南交大的前身。为此，李鸿章也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关内外铁路局的督办、淮军银钱所总办，还向清廷保荐，授予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汇丰银行方面自然也很信任他，凡是遇到有关借款和一些需要与李鸿章直接接洽的事项，都交由吴调卿去办理。所以若干年间，他充当了清廷与洋人之间的桥梁，是个两头都搞得定的人。
与此同时，吴家也就有了充足的钞票去投资，去创办一些近代新式企业，先后办起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硝皮厂、天津织呢厂、天津打包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其中吴家独资创办的企业就有5个。在天津1900年之前创办的4家新式企业中，属于吴家的就有3家。可知吴调卿早已经具备了现代工业的眼光，有了钱，并不去捣鼓那些传统安徽人擅长的典当和茶叶之类。
久之，天津首富就非吴家莫属。吴调卿在天津达文坡路（现建设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私宅，世称吴家大院。他的大儿子吴颂平则在天津昆明路117号建造了更为洋派的花园别墅（现为天津花园饭店）。到吴调卿1927年去世的时候，他名下遗产还有500万元。那年他的孙女吴靖（原名吴佩琳），正在读高一。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吴靖的祖父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深知洋学堂的重要，把儿子一个个都送出国留学。唯独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号吉臣，排行老三）没有出国，一生都在天津，打理吴家的产业天津硝皮厂。据说是因为他19岁结婚后，一年生一个孩子，共生了九个孩子（还不算中间夭折的）。孩子多，奶妈、佣人就更多，拉拉杂杂一大群人，要出国，实在带不动这么庞大的家眷队伍，干脆就不出国了，就守着家业过也觉得不错。
吴靖的父亲掌管的这个天津硝皮厂，表面看来是个民间制皮企业，其实是个跟官府有密切联系的行当。北方天冷，皮货本来销量就大，加上那时军队也有穿皮军装的，尤其是骑兵，马靴马鞍都是皮质的，吴家的生意就只愁做不完了。所以这家工厂在1898年创办的时候，资本就达万元，机器均购自英国，技师也是聘请的英国人，常年雇佣工人五六百人，活儿忙的时候工人达一千余人。产品的销路，最初大部分是供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需军装，后来到了宣统初年（1909年），清廷禁卫军的军装也由该厂包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厂还向英、俄两国提供炮车套、马鞍、马靴等军需产品。所以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在北方是一个挺风光的实力派。
吴靖的母亲是李鸿章另一个重要幕僚严筱舫（名信厚，1838－1906）的大女儿，名严淑英。严筱舫同治初年在上海时就加入了李鸿章幕府，后来由李鸿章派到天津掌管长芦盐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