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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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安徽第一权力家族”集体送上了“审判台”。尽管“王系人马”纷纷解体，但是从王昭耀“权力家族”的发家到毁灭史中，我们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应该很好地思考些什么呢？ 。。
王昭耀：构建安徽第一权利家族（7）
第一，组织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组织部门应该是党领导下行使管理党员、干部、人才的职能部门。但是，曾几何时，组织部成了有关领导“打招呼”安排“提拔”干部的跳板和“官帽批发”的“集散地”。时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兼省政府党组书记的王昭耀，就是通过给有关组织部门领导“打招呼”而使其大舅子杨枫由砀山师范学校一名普通的化学教师一跃当上了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实在令人咋舌，组织部门选人用人的原则和标准还有没有？也正因为组织部门是提拔干部必经的一关，有着选人用人一定的“话语权”，所以也很容易成为一些*分子用以谋私的“肥口”。曾经是砀山县一名货车司机的王昭耀的二舅子杨哲信，从2001年担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开始，五年共卖出69顶官帽。由此可见，组织部门在“买官卖官”的官场“潜规则”中，的确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第二，对高官的监督到底有没有？在王昭耀做了省级领导后，王氏权力家族之所以能够得以萌芽，那是因为王昭耀的权力“大”了。试想，一个省级领导出面“打招呼”要求组织部门安排提拔一个人，还能不听？况且听了，可能还有“好处”。而为什么王昭耀敢向有关部门“打招呼”，还不是因为没人“管”着他。尽管目前党内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已经很多，但是一到主要领导的身上往往就会失灵，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担忧。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在“权为我所用”和“官官相护”的大体制、大环境下，常常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要想有效遏制权力*，强化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等体制外的监督就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对重要“人物”的监督一定不能或缺。否则，反腐的雷声再大，总会有人“铤而走险”。
第三，权力的魔力为什么如此大？权力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有着崇高品质和理想信念的领导手里，权力就是用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而在有着道德沦丧和信念缺失的领导手中，权力就变成了个人牟取私利的“机器”。王昭耀因为有了权力，可以“打招呼”安排自己人和“关照”他人；杨哲信因为有了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卖官；杨枫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在为企业提供经营活动上的帮助或便利时收受贿赂……权力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魔力”是因为它“失控”并被不配做“人民公仆”的人占有着。所以，要想使权力失去“魔力”，第一，必须削弱权力、分解权力，使权力受到制衡；第二，必须将权力交给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合格的人手中；第三，必须还权力给人民，让人民群众真正地行使起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四，干部选任能否群众说了算？走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也有相关要充分尊重民意、走群众路线等的规定。特别是不久前，中央组织部制定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更是成功引入了“民意调查”这一环节。但是群众能否真的参与进来，民意调查的结果能否真的使用起来，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群众已经对党组织的很多“形式主义”的调查厌烦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积极参与的兴趣。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内干部选拔上，组织任命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手段，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类似公推公选、公推*的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措施，但是，在选拔问题上，“一人说了算”或者“围着书记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试想，如果让群众说话，像曾经做过货车司机的杨哲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荣任”组织部副部长的宝座？其实，群众心中有杆秤，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用这杆秤罢了。
王昭耀案件留给人们的思考肯定还不止这些。但是，光有思考和反思，而没有实际行动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亡羊补牢”，更不能在一次次的反思中“束手无策”。“防火胜于救火”，只有在制度与机制的防范上多下工夫，才不致在“城池失守”的时候扼腕狂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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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闽旭：“不为省长”的“三宗罪”（1）
2005年6月25日下午，在池州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江苏牌照的丰田轿车将一名叫刘亮的行人刮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亮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110报警。接警后，九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将刘亮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并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肇事者被带到派出所后，部分围观群众跟随到派出所，并愈集愈多。此时，由于无法与何闽旭联系上，闻讯赶来的市领导出面与市民对话，但效果不佳。一些好事者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现场围观群众逾万人，部分不法分子开始点燃轿车，引起骚动，然后又瞄准了一辆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警车，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
现场虽有武警维持秩序，但围观群众太多，局面无法控制。很快，不法分子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后来，不法分子开始围攻附近的超市，他们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至此，此事已经发展成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深夜，何闽旭的手机响个不停。对方说，市里发生一起打架闹事事件，请他指示怎么办。何闽旭火了，干脆关了机。
池州市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与何闽旭联系上，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他竟然正沉醉在温柔乡里，只得向省委作了汇报。安徽省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要求池州市一定要妥善处理此事，尽快疏散人群，严防不法分子继续作案。23时40分，700多名警力冒雨开赴现场，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几名带头闹事的涉嫌人员被公安部门当即抓获。
池州发生这样的大事，作为刚刚上任的副省长且分管政法、又兼任市委书记的何闽旭却“不作为”，不能说他没有责任和严重失职。事后，安徽省纪委对此事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事发当天何闽旭根本没有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而是在跟情妇鬼混。深入调查后，又发现了何闽旭从刘培龙处收受30万元好处的证据。因何闽旭是副省长，根据管辖权限，省纪委马上向中纪委作了汇报。
这起渎职事件正是何闽旭“倒下”的起因。经济问题、生活腐化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池州，越过雷池
与一些落马的贪官不同的是，何闽旭在当地的口碑很好，是一个能干、敢干、会干的“能人”。尤其是在他主政池州期间，干了不少实事，提出了“工业强市”的口号，使池州落后的经济面貌得到改观。令人遗憾的是，何闽旭在权力和女色面前，终究没有把握住自己，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年51岁的何闽旭是福建邵武人，1971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部队服役，转业浙江后曾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1999年1月，何闽旭被中组部交流至安徽工作，并先后担任池州地委书记、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5年6月17日，在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何闽旭被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分管民政、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在仕途上，何闽旭可谓平步青云，３６岁即成为副厅级干部。但他的贪欲也在很早就暴露出来。
何闽旭：“不为省长”的“三宗罪”（2）
长达16页的起诉书、52页的判决书、27起罪行、100次受贿索贿的经历、841万余元的受贿金额……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在检察机关指控和法院确认的事实中，何闽旭的罪行主要集中于池州任上，但其黑手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便已伸出。
在担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期间，何闽旭曾帮助一名县级市的干部调至省劳动厅工作。1994年～1996年连续三个春节，何闽旭收受这名干部贿赂万元；
1995年～1997年8月，何闽旭在担任*浙江省丽水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期间，收受或索取贿赂元；
初试牛刀尝到了甜头，到了池州，位高权重的何闽旭胃口越来越大，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无不照单全收。
然而，何闽旭的官越做越大，思想却越来越麻痹。终究禁不住金钱的诱惑，钱权交易成了家常便饭，公诉人临沂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金庆开始宣读起诉书，共计16页，涉嫌受贿841万元。起诉书涉及他受贿始终离不开一个地方——安徽池州。
在池州的那几年，是何闽旭仕途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何闽旭最终没有经得住考验。初到池州，他也是抱有期望和抱负。
何闽旭到池州上任和别人不同。一到那里，他不是忙于喝上任酒和看堆积如山的材料。而是对池州的山山水水作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与富庶的浙江相比，池州太落后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何闽旭就暗下决心，要改变这一切。于是在不久以后，他就提出了池州要“工业强市，融入长三角”的发展战略。
为了把工作落实到行动上，他率先在安徽省搞了个对外“全面开放”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资。然而，“庙”建好了，“和尚”却不多，那个阶段，开发区门可罗雀，冷冷清清。于是，他又提出，“来到池州，便是池州人”的招商理念。
何闽旭的观念带动了池州的发展，池州经济发展速度连续3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排名往前挪了好几位。
这个时候，何闽旭想到自己有在丽水任职多年的背景。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有钱的大老板，不少人跟他还是不错的朋友，“如果能吸引他们来投资，开发区岂不就活了？”何闽旭被自己的想法打动了。
可是，要想吸引别人投资，就必须有优惠条件，而要做到条件优惠，首先就是放宽政策，政策放宽多少，文件不好规定，于是何闽旭的嘴巴就成了放宽的尺度。精明的商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讨好何闽旭，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金钱贿赂。肆无忌惮的贪念，让他在步步为营的同时，也走向堕落的深渊。
2000年7月至2004年3月，何闽旭作为池州市委书记，为某置业公司在池州地区贵池市委市政府大院土地开发、拆迁、规划方案审批、工程验收等事宜提供帮助。2001年春节前至2006年4月，何闽旭11次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孙茂照元。
2000年至2006年春节，何闽旭为安徽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建设拆迁、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事宜提供帮助，2001年7月至2006年3月，何闽旭15次索取或者收受该公司董事长李明（化名）元。
另外，在帮助别人发财自己获利的同时，何闽旭也帮助别人晋升。在检察机关指控的何闽旭受贿中，何闽旭共向27人或单位索贿受贿，其中有10人行贿原因是为个人或亲属职务晋升或工作调动，金额达194万余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何闽旭：“不为省长”的“三宗罪”（3）
2000年至2003年，何闽旭为时任*池州市贵池区池阳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的张某晋升为贵池区政府副区长以及留任原职等事宜提供帮助，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春节前，何闽旭7次收受8万元。
2001年至2003年初，何闽旭为时任*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党委书记的陶某晋升为池州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调任为池州市贵池区政府副区长等提供帮助，2001年10月至2006年春节前，何闽旭7次收陶某万元。
在收钱方面，何闽旭从不手软。多者几百万，少则几万，甚至自己出国旅游、国内出行的住宿发票都让那些他曾给提供便利的人“报销”了。
２００６年３月，何闽旭为安徽一煤矿矿长王某的女儿工作调动事宜提供帮助，并承诺为王某晋升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提供帮助，先后两次向王某索取人民币１６０万元。
虽然私下何闽旭没少搞钱权交易，但那几年他在池州用工作的“出色”掩盖了真相。再加上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方面“卓有成效”，2005年6月17日，在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分管民政、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同时兼任池州市委书记。
惊人的17笔受贿
除了卖官所得外，房地产商是何闽旭最大的摇钱树。在其受贿金额中，与房地产公司有关的就达５３０余万元。何闽旭从2002年至2004年4月为安徽和泰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取153亩国有土地开发使用权和变更建设规划等事宜提供帮助，2002年9月至2006年3月，何闽旭17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华（化名）给予的202万元。这也是何闽旭受贿案中数额最大的行贿人。
原来，在任安徽省副省长之前，何闽旭心中一直扣紧一个扣，他和王华算是老相识，那17次收钱的经历太长、太深刻。何闽旭依稀记得，早在2002年9月，他到池州任市委书记不久，便在杭州市的家中收了受王华的2万元。至于做什么事情，不用说就是为行个方便。
何闽旭起初认为，那只是个小方便，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没想到的是，有了这个第一次，接下去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直到2004年4月，他为王华争取到了153亩国有土地的开发使用权。
2002年10月，在宁波市新晶都大酒店收了王华给的5万元。此是第二次收王华的钱。
2003年元旦，在杭州市黄龙饭店收了王华的2万元，这是作为“过节费”收的。此是第三次。
2003年5月，在杭州家中收了王华的2万元。此是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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