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演艺生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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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校长带他去串暗门子，就是暗娼，可以玩，闲下来带着人去住家跟一个女人吃吃喝喝玩玩，校长带他到这么一个地方去。他又很老实，结果他一去，这个女人他认得，是他一个老师的女儿。他念书的时候，这个老师很器重他，让他到家里去，在老师家他曾经看见他的女儿，那时不像现在，不介绍也不说话的。旧社会教授也可以破产，破落了就完了，这个老师破落后死掉了。他的女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应该很有教养，要生活，被逼为暗娼。他一看，很难过，每个月给她送一点钱。她也很感激他，两个人有了感情同居了。我父亲就变成两个家，可以租房子，也可以上户口，过去不管的。我站在母亲的立场反对他，他不同意，闹翻了，我也出走了，我不做他的儿子，和他决裂了。
　　谈起来这是一部小说，后来我父亲的结局很惨。我母亲也很善良，劝他说：“你把她请到咱们家也不要分大小，一齐生活，不要两个家，开销很大。”但那个女的不肯，她很简单，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到你们家也是小的。最后她跑了，不辞而别。据说我父亲坐着火车全国到处找也找不到，回来变成神经病，后来死掉了。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要是像那个校长一样玩一玩就算了，可他是很认真的，真帮助她，真产生了感情，最后成了神经病，什么也不能看了，也不翻译了，也不写东西了。
　　我离开家跟他决裂以后，要念书，要生活，自己要奋斗。上学要交学费，住房要交房钱，吃饭、穿衣服都靠自己挣。我就画画，主要在王府井一带画。王府井有一个中原公司，现在是儿童商店，北京最大的一家，还有同陞和帽庄、盛锡福帽庄。这三家是挨着的，三家商店都是我画广告。我住在盛锡福帽庄，不交房钱，还可以拿到稿费。
　　这时候，我还搞业余戏剧工作，跟蓝马搞剧团。所以美术学校毕业以后，我又考进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美系，搞布景。这当中我在学校演了不少戏，还主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演斯托门医生。
　　学校里好多戏的布景是我搞的，特别是曹禺的戏，曹禺自己导演的《日出》、《镀金》，还有余上沅导演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我记得《日出》和《威尼斯商人》两部戏给了200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设计费。那时候200块钱已经是很高了，很了不得了。四块钱可以吃一个月包饭，一菜一汤，一块多钱一袋洋面。我在学校是半职工半学生。考进剧专上学同样没钱吃饭，我就给学校刻钢板，学校的讲义都是我刻我印，学校每月给我四块钱，正好吃包饭，工作得很好。后来学校离不开我了，每月给我20元钱工资，白天上学，晚上工作，业余搞学校的各种工作。想想现在年轻人念书太幸福了。
　　

与父亲决裂，闯荡人生（2）
在剧专我学习也很杂，我在美术学校学了两年西画，一年工艺美术，最后毕业是在雕塑系。所以我可以画油画，画水彩画，画图案。设计图案、封面我也可以搞，雕塑也可以搞。
　　中国第一个毛主席像章是我做的，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那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做为延安“鲁艺”向主席团献礼，“七大”主席团每人一个，小圆的，是用锡铸的。
　　我学舞美，可是我又演戏，后来也搞导演。我这个人比较活跃。“七七”事变，要毕业了，学校留我做助教，我不肯，因为我早想上延安。1936年我就想到延安去，那时候红军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我姐姐也在延安，她来信叫我上延安。可我没毕业，没拿到证书，所以没有去。
　　南京撤退前国立戏专迁往四川，我没有走。我到了汉口，又没钱了。到延安没有路费是不能去的，我暂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被聘做美工师。
　　抗日战争以后，全国很多电影艺术家都集中在武汉，其中很多大师，蔡楚生、史东山、应云为、袁牧之、陈波儿都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很多剧校的同学也在那儿。我去的目的就是要挣点钱好走，要吃饭，要坐火车也要钱，订了半年合同。他们说：“从来订合同没有订半年的，都是五年，最少也是两年。”我说：“你不订就拉倒。”后来王瑞林找我谈：“你非要订半年就半年吧，艺术家嘛，反正也走不了。”果然我就呆了半年，每月拿薪水，有了钱了，1938年4月份就到了延安。
　　除去给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外，我还演过几部戏，都不是主角。我演过史东山拍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崇美导演的《热血忠魂》还有应云为导演的《八百壮士》。我在戏里也搞布景，也演戏，演了三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也从事戏剧活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接触电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电影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
　　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还有《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找我，说：“你来吧。”应云为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
　　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这只是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电影。
　　参加抗战以后，我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那时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这时候我跟张仃组织抗日艺术队，搞艺术宣传。当时抗日艺术队里人很多，艾青、田间都是我们队的，队里有很多搞戏剧、搞文学的。从武汉到西安，从西安到榆林，从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许多弯路才到延安。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们去延安，要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虫”和棒子面
我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轰炸以后。延安大疏散，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跟贺龙的一二○师过平汉路、同蒲路前往晋察冀，这时我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我参加“西战团”的当天晚上，行军到了青边，在青边搞群众晚会，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借来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我也不管拿起来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说：“你还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
　　抗日战争我长了六七年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冬天穿棉衣，我们那时没有衬衣衬裤光身穿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翻过来挂在外面冻。睡老百姓家里，睡之前借老百姓的笤帚扫。有句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我们身上虱子多得随便你说哪儿都可以摸到，脖子底下、胳肢窝底下、裤腰里，一抓一个。女同志最倒霉，头发没办法，虱子在头发上下虮子，一个个小点，撕不下来，烫也烫不死，没事在太阳底下你给我抓，我给你抓。我们管它叫“革命虫”。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晋察冀活动。魏巍过去在晋察冀一分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们在那儿演出，他在那儿搞部队报纸。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做编导委员长、团委，团长是周巍峙。团员很多，有田间、卫浪、方冰、邵子南。丁玲是前任团长，到河北换成周巍峙。这个团是很了不起的，一直坚持在敌后活动，给群众给部队演出。我们几年一直穿老百姓服装，经常深入到敌后，搞武工队，所以我搞武工队时间比较长。
　　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住在老百姓家，身上长满虱子。这几年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不管觉不觉得自己都在变。虽然你看这屋子里很热闹，但我还保持着农村的风格。我一直和农村保持着联系，经常有农民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现在每天都要吃窝头，不吃不行。昨天来了两个香港朋友，我说：“我请你们吃窝窝头，蒸的棒子面的小窝窝头。”我们家经常喝棒子面粥，连阿姨都觉得挺奇怪，现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面有营养。刚开始下去吃小米饭，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挨饿，饿得受不了了也得吃，慢慢就习惯了，现在总是想吃。
　　

大实景演田庄剧，“皇协军”小队长发传单（1）
在敌后我提倡了田庄剧。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田庄剧》。农村要搭台演戏得动员人，得竖旗子、杆子，很麻烦。田庄剧就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实景演戏。
　　当时田庄剧很出名，我们演了几个田庄剧。
　　第一个田庄剧是方冰写的剧本叫《石头》。故事简单极了。石头出去打柴，老婆在院子里洗衣服，日本人乘机从筒楼下来到他家去调戏他的老婆。这个女的一看“太君”来了无理，就往屋子里跑，日本人追到屋子里，她又从屋子里跑出来，想跑掉，日本人堵着门不让她走。靠墙边有一个梯子，这个女的上梯子爬到墙外面去了，日本人追上去，这个女的就从墙上房，从房子的这边上去从那边下来，绕了一个圈，又跑回屋子里去了，日本人追进屋子里抓着她了。
　　这时演员在屋里，只看见枕头、被子、瓢、碗、罐从门、窗户扔出来，打在观众席上，一会儿没有声息了，她被日本人杀了。正在这时，石头背着柴回来了，一进门见情景不对，就拿着斧子在门外面等，日本人一出来，他就拿斧子把他砍死了。砍死后可惹了大祸了，日本人在村子里有据点啊。村长来了，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是我们的人，说：“你赶快走，你惹上事了，别待了。”给了他一个通行证，让他赶快到山里去参加八路军。石头跟村长两个人把他妻子扛起来，用席子一卷，拿着铁锨出去埋了，随后村长送石头走了。
　　这个戏是我导演的。演戏就在院子里，用院子的一个小门，院子里有两间房，有一个梯子靠在墙上。观众是伪村长和岗楼里的伪军，放一枪下来看八路军演戏。他们坐在院子的一头看演出，跟真的一样。演日本人的是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很多日本人被我们俘虏以后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演日本人，说日本话，穿着他们自己从日本带来的衣服，跟真的一样。老百姓一看吓坏了，特别是伪村长一看以为是真的，结果都是我们的演员。这个田庄剧演得很好。
　　还有一个田庄剧叫《慰劳》。写剧本的是王黎，我导演的。我们武工队在敌战区的边缘区活动，这个村庄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老百姓，她丈夫参加了伪军，而且是“皇协军”的小队长。日本人在保定集结要扫荡晋察冀边区。没来之前，她丈夫给她发来一封信，问能不能请她去保定见见面？这个伪军想他老婆了。他老婆在我们解放区，我们武工队正在村子里，经过村支部讨论可以让她去，而且劝他回来看看老母亲。妇救会长也认识他，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她说：“我给你保险，保险你回家没事。”她走了以后，我们就布置了，编了这个戏叫《慰劳》。
　　没有两天，这个“皇协军”的小队长回来了，穿着便装，还化了装。来的那天，村子里为了迎接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街道都命名了，什么解放路、光明路啊，还杀了一口猪。村长、村委会委员都是他的叔叔大爷，首先请他到村公所坐坐，然后让他回家看看。他到家一看，家里很好，又请他在村里看看，村政权请他吃了一顿饭，吃完饭请他看戏。
　　我们选了一个大院子，有三间北房，是地主的，摆了一排桌子，还有茶壶、茶碗，他的母亲、老婆都陪他坐着看戏。
　　这个戏编得也很简单。日本人扫荡抓了两个“花姑娘”，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糟蹋完了以后再“慰劳”伪军，伪军配合皇军“作战有功”。伪军的队长有点不高兴，说：“皇军岂有此理，他们玩剩了的给咱们，咱们不要，我们也去找。”没想到两个女的送来一看，老的是他的妈妈，年轻的是他的老婆。他妈妈骂他：“你还是人啊？是畜生！你跟日本人一样。”他老婆打了他。他就给他母亲跪下来。这时，我们就在台底下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戏的小队长也激动了，也伸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完了，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了，他意识到不对了，他是“皇协军”。大家看到他把手慢慢放下来。
　　

大实景演田庄剧，“皇协军”小队长发传单（2）
看完戏以后，他一定要和演员、导演见一面。我们和他见了一面，他很难过，也很感动。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人，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不该欺负中国人。”他要求工作，说：“你们给我点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们说：“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好好地回去，你只要不打中国人就行了，不欺负老百姓就行了。”
　　结果他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也吃不下饭。他的老婆来了，我们劝他，没办法，给了他好多我们印的反日传单，送走了。
　　第二天，保定就乱了，日本人发现火车上，很多地方都有共产党的传单，实际上就是他搞的。
　　郎宗敏演母亲，演媳妇的叫宋琦，华君武的夫人。我们演田庄剧用实景演戏，有的在街头演，有的在村口演，或者在工厂演，不用搭台子，晚上演戏没有汽灯就拿一个吃饭的碗，放点油，搁点棉花，一烧呼呼冒着黑烟。
　　我们有时在敌占区演戏，演到半截敌人来了就跑。我那时也画画，在农村画壁画，写标语。在敌后这几年知识分子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为抗战做了贡献。我本身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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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走，在敌后演《日出》
在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