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演艺生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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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莎莱是演那个小妹妹。
　　后来大概有半年吧，吕骥同志就带着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音乐系当中抽调了大批的干部，组织成了一个队伍，出发到敌后去了。我听他们讲，路上打雷，鞋也都没有了，他们说吕骥同志披一件雨衣，也不骑马，就光着脚，在地上那么走。那时相当艰苦。但是这支队去了以后，文艺干部一下子撒开了，整个敌后文艺的工作，一下就展开了。实际上分出来相当大一部分力量，后来华北联大就是这部分力量。
　　李焕之：像卢肃，音乐上的话，钟惦斐。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出去的，延安还是放在“鲁艺”第三期，像陈紫，时乐濛，白韦，庄映，汪鹏，李莫愁，张衡，张泳，好多人呢，现在也都是在各岗位上，基本上这些同志还都是搞音乐工作的。第三期毕业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就留在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研究室。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差不多都去了。当时音乐研究室，还有瞿维跟纪明。第三期结束之后就是第四期了。第四期是学习最长的一期。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3）
从第三学期开始学制就开始长了，第三期改成一年毕业，中间没有实习。因为实习实际上三个月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从第三期就改长一点，让同学们多学一点。第四期是两年。
　　李群：两年，两年的学期中间也有实习。你像我，我就在华侨工厂呆过。
　　学员不是让你去敌后，是到延安附近，不是出去做音乐工作，是让你做别的工作，等于是接触群众，思想锻炼，一般工作能力的锻炼。这个中间你要做一年工作，它一点都不强调非得做音乐上面的事，我倒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回来再继续学习。但是四期实际上也没有按计划搞完，因为那些之后就开始整风了。
　　李焕之：不，其实你们是学完两年以后才出去的，出去以后实习是两个月，三个月后来就总结，就毕业，你不学习，就不能算毕业了。整风运动开始时第五期刚开了一个头。第五期的学习就不如第四期了，第四期的学习是比较正规化的。那时老师就多了，吕骥同志到前方去了，那么音乐系主任就由冼星海担任了。冼星海担任，向隅同志还在，唐荣枚还在，我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也就担任教学工作了。后来40年底李元庆去了，张振辅去了，你知道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了，那是一个老音乐家，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他是第一个，他也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所以后来教员力量也增加，后来也成立了音乐工作棚，像瞿维、马可、郑律成、任虹。
　　李群：都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第四期老师就多了。
　　李焕之：后来担任教学像声乐的杜矢甲、潘奇、郑律成、李丽莲、唐荣枚他们五员大将，任虹和我担任基本乐课、合唱指挥。《乐理》主要是我担任，《音乐欣赏》是向隅。
　　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指挥了。第二期时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里头你只要能干什么，就让你担任什么。当时吕骥知道我学过音乐，我在上海音专读过。因为当时二期学过音乐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42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1940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歌曲月刊》，《歌曲月刊》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是我一个人干。后来《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歌曲半月刊》，后来又是《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人，担任这个《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1939年初成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也好，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员当时印了一定的记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4）
可能是到42年，41年就开始了，把收集来的许多民歌的稿子进行整理，分类。我们组织了一个编程小组，成员年轻有为，像杜矢甲呀，干学伟呀，把材料分类编一编。后来出了10种丛刊，有《秧歌集》，《器乐曲集》，《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郿雩道情集》等，都是油印的。编了民歌集数种，如《江浙民歌》，《秦腔音乐》，《绥远民歌》，《山西民歌》，出了好多集。
　　李群：秧歌运动以后，学习民间音乐就提得很重了。大家都很自觉，很有感情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李焕之：座谈会开完以后，毛主席还到“鲁艺”去做一个报道，那是在5月30日。
　　李群：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让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迈开双脚走到“大鲁艺”去。这话就是毛主席做报告讲的话。
　　李焕之：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加注重一些音乐群众活动。就是创作时，更加考虑群众能接受。42年7月，写了《七月里在边区》大合唱，然后接着42年底10月开始搞一些秧歌了。到1943年春天，秧歌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秧歌运动当时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那个时候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因为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好多正规的课，也都不能够正常进行了。有很多的政治学习，占了一些时间。所以有些音乐活动就跟工作接不起来。每到一个什么节日，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假如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就搞一些这种作品。吕骥从前线回来以后不久，赖星就去了。他也去了音乐研究室。他是支部书记，但创作热情很高。
　　李群：他也写了很多的儿童的歌曲。
　　李焕之：儿童歌曲。林静写的《小毛衣多好看》。
　　李群：对了，对了。
　　李焕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打毛衣。
　　李群：那个演出活动简直频繁极了。像我们当学生，实际上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学习也工作，工作当中也学习了。一个礼拜七天，我的印象当中就总是有五天需要各种不同的活动跟演出。
　　李焕之：当时组织的合唱队，从40年开始就不光是音乐系的学员，还有音乐工作室的一些同志去参加。一个礼拜只排练几次。
　　李群：那时候指挥是任虹，时乐濛，还有李焕之，指挥小组是由这么三个人组成的。那个时候唱的东西还挺广泛的，绝大多数是苏联歌曲。另外也唱我们自己创作的。除此以外，还唱一些30年代的歌曲，像《海韵》、《花非花》。
　　李焕之：还唱一些俄罗斯的，像什么《金色的红岩》。
　　李群：对，《金色的红岩》的合唱。
　　李焕之：还唱巴哈的《弥撒》。不是《弥塞亚》，是巴哈的一个《弥撒》。还唱过这些歌。
　　李群：后来吕骥同志写的《凤凰涅槃》，古老的诗，就是在这儿唱的。我记得好像是郑律成跟李丽莲。
　　李焕之：郑律成，李丽莲，夏青。
　　李群：夏青，现在改名了，叫祝平康，在文化部，现在他算是办公室主任了。他以前的名字就是夏青。他是很漂亮的男高音，那个时候他是戏剧系的。可能他的声音很好，后来就吸收他唱歌了，唱领唱。整风以后，这个合唱团就没有了，就全力以赴搞秧歌运动了。
　　李焕之：后来秧歌运动，这种合唱基本上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批判“大洋古”。
　　李群：其实是要怎么看它的。
　　李焕之：一期，二期，三期，都没有他们第四期接触的东西多。
　　李群：那时候人家说我们正规化，所以后来批判的时候，也集中在我们这了。音乐课，我们基本上都是唱固定的唱名，听也是固定的，唱也是固定的。
　　那个时候音乐系并不分科，就是大家都要上这些课，都是一些共同课。举个例子吧，像基本的音乐课，我们都是五线谱，唱固定的唱名，都是他们给我们编讲义，课呀，唱呀什么的。就是不分科。但是同学本身，他无形中好像有那么一个分法。有的同志，他提琴比较好，就多下点功夫；有的同志他声乐比较好，也有兴趣，他在这个方面就多下点工夫；有的人就是喜欢搞作曲，他就在这个方面多写一点，多下点功夫。所以在无形中好像张三李四他自己分了，但是课本身并不分，门门课都上。指挥呀，合唱呀，欣赏呀，和声呀，作曲呀，声乐，全部都得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喜欢那一课吧，大家也知道，但是你也别不上，稍微偷一点懒。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5）
（杨劼　整理）
　　李焕之（1919—2000），原籍福建晋江，生于香港。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936年春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学。1938年8月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结业后又继续在高级班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到张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活跃在音乐战线上，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自1954年起，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音协创作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主编等职务。1985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1935年后，即开始创作歌曲，作有《牧羊哀歌》（郭沫若词）、《黄花曲》（蒋光慈词）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蒲风等诗人合作抗日歌曲，作有《厦门自唱》（蒲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40…50年代，他共创作了三百余首声乐作品。其中较突出的有《青年颂》、《民间建国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等。他还为电影《暴风骤雨》、《在长征的道路上》、《鲁迅生平》等配乐，为第二届、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大型团体操配乐，写作主题歌合唱曲《新长征颂》、《红旗颂》。为演出冼星海的大合唱《黄河》，他对其总谱进行过多次整理，并为《国歌》等作品编配合唱、钢琴伴奏与管弦乐总谱等。
　　几十年来，李焕之根据中国民间及古代音乐的丰富素材，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创造出既表现新时代精神而又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其代表作有《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合唱；琴歌合唱《苏武》与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以及管弦乐《春节组曲》、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等。
　　李焕之在合唱指挥、理论著述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多次指挥大合唱《黄河》、歌剧《白毛女》的演出。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他指挥北京青年业余合唱队的演出获得金质奖章。他的音乐理论著述有：《作曲教程》、《怎样学习作曲》、《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散论》、《论作曲的艺术》等。
　　

与父亲决裂，闯荡人生（1）
我原来是搞美术的，小的时候在学校念书时就是画画好，喜欢美术，喜欢手工，兴趣最高。因为我家里搞美术的多，我姐姐是齐白石的学生，姐夫是李苦禅，也是齐白石的学生，他俩的画挂在家里，我看画比较多，受影响。我上了初中二，没上初中三，就跳班考了美专，学了美术。
　　那时候，我家里条件比较好，家里人搞艺术的比较多，比较自由。父亲是一个语言学家，会好多国语言，搞翻译，头脑比较新，对儿女不大管，因此儿女的个性比较强，有时候也比较任性。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美术，玩泥巴的时候喜欢捏泥巴人。
　　开始时我学了两年西画，后来因为我跟父亲产生了矛盾，留下一封信就走了。分歧很简单：
　　我父亲是一个搞学问的人，很老实，从来不玩，也不准我们打牌，不准烧香，不准迷信。他也很少去看电影、看戏。家里图书很多，除去门窗都是书，他的书各国文字的都有。北京解放的时候，我约沙可夫到我家，我说：“你可以尽量拿书。”他懂俄文。他说：“这个我不懂，这个是意大利文，那个是德文。”我父亲大概会八国文字，一个朋友请他去教书，私人办的学校，但那个学校的校长不好。他说：“你让我教什么课都行。”外国语当然没有问题了，历史、地理、数学他都可以教，中学他无所谓，在学校他教英语跟地理两门课。
　　这个校长带他去串暗门子，就是暗娼，可以玩，闲下来带着人去住家跟一个女人吃吃喝喝玩玩，校长带他到这么一个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