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说新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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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天性是喜欢听故事，而不喜欢听刻板的叙述和空洞的说教。因此，记者要学会讲故事，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既然是讲故事，就要有人物、有情节、有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但记者写新闻、特别是消息往往不是感性地讲故事，而是习惯于理性、平直、呆板的表述方式。
其实每个记者都有讲故事的天赋。记得上周末的晚上，单位全体同志到建水古城去玩，夜里住在朱家花园的老宅子里，偌大的宅院里只有我们这些人，阴森恐怖得吓人。睡不着，大家就突发奇想，都穿上房间里备着的古装，扮出恐怖片里常见的僵尸模样，满院子乱窜着去吓别人。玩到深夜两三点钟还不尽兴，又约了###个人，找到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互相都看不见对方。大家就在屋中间席地而坐，轮流讲鬼故事。那些故事个个讲得绘声绘色，令人毛骨悚然。讲到恐怖处，屋子里会突然发出一些人的尖叫声，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我想，这就是讲故事的感染力吧。我们每个季度都要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演讲赛、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形式都搞过了，为此我还提出下个季度的活动就搞一次故事大赛。每个记者其实都是很会讲故事的，只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就忘记了给读者去讲故事。
记者采写通讯、特写这一类的新闻作品，还会讲出一些故事来；而写消息的时候却时常忘记也需要讲上一两个小故事，以增强消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昨天写的采编日记《反应报道何时才不“泛泛而谈”》，今天看到一篇跟帖说：“能有这样的记者，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属意外。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记者只能写‘八股文’。口号式的导语，说教式的叙述，让人望而生厌。楼主能有这样的思维和想法，相当不错。”
我想，有些新闻消息的写作之所以“让人望而生厌”，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不善于在新闻中多讲些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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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报道要跳出“公文化”窠臼
2007年6月21日 星期四
记者浦超传给我他执笔写的《曾经暴发蓝藻的洱海是如何变清的》。
通读了3遍，找不出文章有什么可以改动的地方。这是浦超的优点：文字干净利落，行文严谨，甚至很少能挑得出错别字。我又把稿子呈给总编辑李承祖，承祖也没有多少改动，只提了一个修改意见：把最后一段中大理州代州长何金平表态性质的几句话换成更有实质内容的话，并移到第二个小标题中去。我照此修改了一下，然后签发了这篇稿件。
似乎无可挑剔，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签发之后把稿件调出来再通读一遍，渐渐找到了些感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文章无懈可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无法传递给读者阅读的激情和快感。也就是说，在追求严谨的同时，往往会损伤到文章的生动性。
于是找了浦超过来，跟他谈我对这篇稿件的感觉。“不是说写得不好，只是觉得原本可以写得更好。”我说。
文章是传统的三段式，三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写的是洱海曾经两度暴发蓝藻，有一点现场采访的内容，村民回忆当年湖泊被污染的情景。第二个小标题写洱海治理的六大措施，第三个小标题写洱海变清的五点启示，都一二三四地进行了罗列。
“读起来有没有‘公文化’的味道？更像是洱海治理的经验介绍材料，新闻的味道弱了一些。”我请浦超自己体会一下。
经验报道难写，干新闻这一行的都有同感。记者都憷写经验类的报道，就因为稍不留神，便很容易流于公文化，让读者觉得记者在帮采访单位写一个工作总结。
“如果我执笔写这篇稿件，可能会这样来写。”我跟浦超探讨，“我可能不会面面俱到地去介绍洱海治理的六大举措五点启示。其实这些措施其他湖泊的治理中也都在用，只是抓的力度不如洱海。面面俱到地写，反而让人觉得洱海治理也没什么新意，本来有的一些新意也被淹没了。”
浦超好奇地问：“那你会如何来写呢？”
“我会尽量用新闻语言，而避免用公文语言。”我回答。
什么是新闻语言，什么又是公文语言？小伙子对此似乎仍然困惑。
我给他举例：“洱海周边建成了环湖截污工程”，这就是公文语言；而我会写如何到地底下去看这个截污工程，看到掩盖在城市地下的截污管道可以并排跑两辆东风大卡车，会写环保局局长介绍截污工程是怎样在困难情况下下决心说干就干搞起来的，这就是新闻语言。
我再举一个例子：稿件中写到为了抓好入湖河道的日常维护，环保部门专门从沿河村民中聘请了350多名河道协管员，这也是公文语言；而我可能会写我们采访到的一个河道协管员，写他每天要做的工作，写他如何劝阻和监督村民群众往河里排污，写他对管好入湖河道的感想和认识，而这些才是新闻语言。
要是我来写这样一篇介绍洱海治理经验的报道，我告诉浦超我的想法：我想没有必要去写环保部门介绍给我们的“提高认识”“理顺体制”等六大治理举措。如果六条都写，受篇幅的限制，每条措施都只能一两百字概述一下主要内容，这样对每条措施的介绍就只能是枯燥乏味的公文语言了。而我会提炼出洱海治理中创造出的几个最新鲜、别的地方没有做过或者做不到位的好办法，如“行政区划为洱海治理而调整”、“环湖截污管道可地下跑车”、“洱海边上连垂钓的身影都没有了”、“350名协管员管住入湖河道”、“沿湖农村也有了垃圾清运车”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办法远比“领导重视”“理顺体制”等公文语言更有新闻价值，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会把提炼出的这几条新办法每个做成一个小标题，用生动的细节、鲜活的例子来写。五点启示也可以全部不要，而把这些意思放到每个新办法之中，通过沿湖群众的感受来表达。群众的朴实语言要胜过记者自己去总结归纳出的几条干巴巴的“经验”和“启示”。
“如果采用这种创新的办法来写洱海治理的经验，应该可以跳出经验报道‘公文化’的窠臼了。”我说。
改进和创新正面报道是整个新闻界面临的难题，尤其是经验类报道更难突破。
“伍总，我就按照你讲的思路再写一篇，争取有所突破！”浦超的劲头上来了。
把新闻采访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
2007年6月19日 星期二
记者李倩来说，《新华每日电讯》编辑曹波又打电话催我们写一篇采写罗金勇、罗映珍夫妇感人事迹背后的故事。
《电讯》开设了“新闻背后”的栏目。以前，记者觉得采写经过之类的东西不是新闻，只有写业务文章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写这些，认为只有圈内人才会对新闻背后的故事感兴趣。
其实不然，把采写新闻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有助于读者增进对新闻本身真实性的认识。尤其是典型人物的报道，读者往往心存疑虑：是不是真的就像你们写的那样好呀，怕是你们记者笔下生花吧。
这时候，你把采访的前前后后，把你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感受和认识都原原本本和盘托给读者，既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也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所以，新闻背后记者的活动和经历，也是新闻。这样的新闻能拉近读者与记者、读者与新闻人物之间的距离。
2004年，我写交通局长的楷模赵家富，除采写主打通讯《有这样一位交通局长》之外，还专门写了篇《对一位英模人物的“污点”调查》，讲的就是我们作为记者对赵家富事迹调查核实的过程。新华社破天荒地作为通稿播发，结果引起的社会反响甚至超过了主打通讯，还被认为是典型人物报道的重大创新。
新闻背后的新闻，某些时候新闻价值甚至大过新闻本身。
“那写些什么呢？比如，我们是从公安厅的一台晚会上知道这件事的，罗映珍一开始很不配合我们采访，还指责我们是不是想通过写她来出名，这些事能写吗？”李倩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笑了：“为什么不能写呢，就是要把新闻背后鲜为人知的那些细节告诉读者。要写读者想知道而又无从知晓的东西，如，这个人物是怎样发现的？是记者自己采访到的还是有关部门策划的？罗映珍的日记真的是她自己写的还是记者代笔的？记者写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等等。把读者的这些疑问原原本本、老老实实作个交代，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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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转变才能使报道“三贴近”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
打开电脑，看到陈鹏发来一篇稿件：《云南“无障碍旅游”时间表遭到质疑》。
这是陈鹏在西双版纳、大理、丽江进行旅游业专题调研的成果。小伙子这回没少花力气，调研非常深入，问题抓得准，稿件也有相当的思想高度。看得出来，小伙子努力想把稿件写得生动一些，遣词造句都很讲究，还引用了大量采访对象的直接引语。然而，通篇读下来，仍然略感枯燥。
为什么呢？大概还是因为工作性、专业性太强的缘故吧。旅游业界的专业人士也许尚有兴趣读完这篇稿件，但要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读，就要耐着点性子了。
将近3000字的稿件，只听见云南省旅游局说：要抓紧推行“无障碍旅游”。然后又听见旅行社和各州、市旅游局说：“无障碍旅游”行不通。推行者、反对者都各有一番道理，讲道理时还都是一套一套的旅游专业术语，能不枯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报道视角的问题。所谓报道视角，就是我们站在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以及我们采写的新闻是从谁的角度来反映问题。记者采访新闻，往往习惯于“采访对象视角”，把我们的报道视角等同于采访对象的视角。我们采访谁，就自觉不自觉地从谁的视角出发来写新闻。
在实际工作中，工作性、专业性太强的新闻离老百姓的生活很遥远。而受欢迎的新闻，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新闻。工作新闻是记者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采写的，是不是工作新闻就一定是工作性强、不受读者欢迎的呢？工作新闻能不能也尽量做到“三贴近”？
答案是：工作新闻也是可以做到“三贴近”、可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关键是要转变报道的视角——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来转变。
比如说，新闻讲政府近期开展了某项工作、出台了某项政策，这就是“工作视角”。但我们如果不直接讲政府的工作，而是讲某一个群体的老百姓最近生活状况有了些什么新的变化、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不停留于转述政府出台的某项政策，而是深入挖掘这项政策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和改变，这就成了“百姓视角”了。
《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在一次新闻学术研讨会上给我们讲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国手机用户突破3000万。就这么一个新闻事件，绝大多数记者写了我国通信事业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机从无到有，现在突破3000万了。而有一位记者则别出心裁，写了一个特殊的手机用户——“我买到了第3000万部手机！”前者是工作视角，而后者则是百姓视角，孰优孰劣，不辩自明。
报道视角，是个习惯问题，是个意识问题。你在报道中有没有换个视角看问题的意识，而不拘泥于仅仅从采访对象的视角看问题？我们是不是跟着采访对象的视角跑了呢？我们的报道视角是不是被采访对象的视角所局限了呢？
回过头来再看陈鹏的这篇稿子，调研“无障碍旅游”，除了旅游局和旅行社的工作视角，有没有百姓视角呢？当然有，那就是广大的旅游者。从旅游者的视角来看，在推行“无障碍旅游”之前，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旅游的，有些什么苦水要倒？在他们看来，“无障碍旅游”将怎样改变他们的旅游生活？“无障碍旅游”在云南一些州、市推不开，最近有没有旅游者因为这些州市的“抵制”而遭遇“障碍”？这样的事例多不多？旅游者对此有些什么议论和看法？
如果从百姓视角来报道“无障碍旅游”，陈鹏不妨再多采访一些旅游团队、旅游者，换个角度，重新采写一篇《云南：“无障碍旅游”遭遇重重“障碍”》，相信会产生“轰动效应”。因为从百姓视角来采写的报道摒弃了工作性，实现了“三贴近”，自然也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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