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说新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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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切忌抽象
2007年10月22日 星期一
前几天，财经记者浦超送来一篇消息，我改了个标题：《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公开上市》。
他原稿的标题是：《普洱茶进入资本运作时代》。
这是我布置他去采写的，所以我对这件事的大致情况是了解的。但刚接到这篇稿件，我扫了一眼标题，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是我安排去采访的这条新闻。
一只基金上市的非常明了的新闻，记者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让人有些不着边际的标题？我觉得弄清楚记者做这个标题的意图和出发点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对以后新闻标题的制作有所借鉴。
看一看稿件的导语，就搞明白记者所起《普洱茶进入资本运作时代》标题的来源了。导语是这样的——
“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日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市，并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意味着云南普洱茶投资进入了资本运作时代。”
从导语可以看出，记者认为这件事里面有3个新闻点：一是“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市”；二是“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三是“普洱茶投资进入资本运作时代”。
新闻标题实际上反映的是记者对新闻价值侧重点的判断。如果同一个新闻事件中有多个新闻点，记者选取哪一个新闻点作为标题，说明他的意识里是把这一个新闻点当成侧重点，他认为这一个新闻点的新闻价值最大。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双题新闻（即主标题和副标题），说明记者或者编辑判断这则消息中有两个或以上的新闻点都很重要，不忍取舍。
记者、编辑给新闻起标题看上去似乎是信手拈来，其实都经过了一个思维的过程，哪怕是下意识地写下一个标题，他的头脑中也是有一个思维活动的。
上面这一则新闻，记者说他没有多想，下意识地就把“进入资本运作时代”用作标题了。
没有多想不等于没有思维活动存在。探究他在起这个标题过程中的思维活动，他是自然而然地判断“普洱茶投资进入资本运作时代”这个新闻点是整则消息新闻价值的侧重点。
而我判断整则消息中最有新闻性的新闻点是“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上市”，这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新闻标题。
我感兴趣的是记者为什么会“下意识”地认为“普洱茶投资进入资本运作时代”最有新闻价值。我觉得记者这种“下意识”的思维活动颇值得研究。
所谓“下意识”，其实指的是人的一种思维惯性。人的思维活动会受到各自固有思维模式的束缚，思考问题时就会条件反射地遵循这种思维模式，形成我们常说的“不假思索”的现象。
中国人是习惯于抽象思维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喜欢用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明明夸人高寿，我们不说他有###十岁了，要说“松柏常青”；明明想说世事无常，我们不说经历了哪些磨难和变迁，要说“沧海桑田”，等等。文人不屑于把话说直白，似乎一直白就没有“文气”、就不是文人了。
我读过的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记得都是这样一些书名：《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嘉莉妹妹》《大卫·科波菲尔》《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爱》《茶花女》《马丁·伊登》《三个火枪手》……比比皆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写谁的故事就以谁作书名，一目了然，明明白白。我们不，我们的名著里没有《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只有《西游记》；没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只有《红楼梦》；没有《梁山的108个好汉》，只有《水浒传》。别说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水浒”二字，就是现在的中国人，能知道“水浒”二字何意的恐怕也仅是少数。
这样的思维习惯反映在新闻标题的制作上，是很多记者、编辑喜欢在标题里堆砌形容词，或者大而不当地描述，读者看上半天也不知道究竟要报道的是个什么事儿。
但新闻毕竟不是文学，新闻就是痛痛快快告诉读者发生了件什么事，别云里雾里地把读者的头都绕晕。
所以我主张把真正的新闻做进标题，那些抽象的描述以及形容词、副词，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记者李怀岩从云南天文台采访完为“嫦娥一号”绕月工程配套观测所做的准备工作回来。我正在家里写这篇随笔的时候，他打来电话跟我商量，说想写一篇“嫦娥奔月在即，云南天文台严阵以待”的消息。
“什么‘严阵以待’！”我说，“找出真正的新闻来写进标题！”
过了一会儿，稿件送过来了，我先看标题：《北京、昆明将是唯一可以接收绕月卫星传输数据的地方》。小伙子接受了我的意见，算是把“新闻”做进了标题。
通篇看完之后，我将标题又改为《“嫦娥一号”传回的“天籁之音”将在北京、昆明两地接收》。一是因为既是北京、昆明两地都可以接收，就不能说是“唯一”，原标题不准确；二是因为稿子里讲届时接收的主要是绕月卫星传送回来的30首歌曲，是真正的来自太空的“天籁之音”。
。。
成稿之后，能不能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1）
2007年10月18日 星期四
“嗯，稿件写得有声有色。能把一篇正面的经验报道写得可读性这么强，说明你下了工夫。”伍晓阳站在我旁边，看我一字一句审改他的稿件《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这是我布置他采写的一篇稿件，完成得相当出色。只是看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疑问：矛盾调处中心好是好，但各地都已经建立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什么还要再搞出这么一个调处中心的机构？这不是机构膨胀、职能重叠吗？
伍晓阳根据他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向我解释：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组织，有很多问题单靠群众组织是调解不了的；而调处中心则是政府设立的，代表政府对矛盾纠纷进行依法调解，有相当的行政效力。调处中心统一接件，对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指导的职责，有些事情可以交给他们去调解……
“把你讲的这些写进稿子去呀。”我笑着说，“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对这个调处中心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关系算是弄明白了，可是很多读者怕是还弄不明白呢。”
既然我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普通读者也一定会产生这些质疑。我们既然已经预先想到读者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那么就应该在稿件中回答它。
“我觉得做记者要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写稿的时候我们尽可以一气呵成，但报道写完之后，能不能不急着交稿？不妨把自己当成普通读者，用‘挑刺’的办法，自己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
可能，自己能够想到的问题总是有限的，但要养成去想的习惯；只要拼命地去想，不挑出点毛病誓不罢休，我就不信提不出几个疑问来。
也许，自己给自己稿件提的这些问题不能解答读者的全部疑惑。一篇稿件见报、上网之后，读者特别是网友往往会提出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对你报道的新闻事实或者某个细节表示质疑。我们不可能让读者对我们的报道完全不怀疑，但如果我们在成稿之后、发稿之前经过了“自我质疑”这么一个思考过程，并在稿件中有所释疑解惑，至少读者有可能提出的主要疑问我们自己也还是能够预想到的。能把主要的疑惑在稿件中加以解释，报道的可信度定能大大增强。
有许多虚假新闻、失实报道的出笼，并不是记者有意要去造假，而是被捕捉到新闻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成稿之后没有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忘记了“自我质疑”一番。
像近一段被网上广泛质疑的“华南虎”照片，网友觉得疑点很多。如果编辑们在刊登这张照片之前也能有意识地去找找疑点，我不信读者都能看出的问题，经过那么多专业训练的编辑记者就愣是看不出来。
“华南虎”照片之所以备受关注，因为它不仅仅就是拍到一张照片那么简单，而是证明了华南虎在中国并没有灭绝，这就非同小可了。但读者、网友们自然不会轻信这样的结论，所以不能怪现在的读者太会吹毛求疵，要怪只能怪有关的编辑记者没有预先设想到读者有可能提出的疑点，并对这些瑕疵事先作一些补救。被疑有假之后，相关编辑记者才想到去采访一些当事人，并通过当地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称“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绝无疑问”。但是，已经疑窦丛生的读者还会相信这样的说辞吗？早干吗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成稿之后，能不能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2）
自己精心采写的报道受到置疑，编辑记者心里都是很郁闷的，也会很委屈：读者为什么会往那个方向去想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读者还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很简单，记者和读者都有各自的思维定式：记者总是因为相信自己所采访的东西才会去写稿，而读者的思维定式是“值得怀疑”。记者和读者思考的方向自然不是“一路”。
这就是说，如果记者能够改一改自己的思维定式，对自己所写的新闻也能像读者一样去“怀疑怀疑”，那么他跟读者的共鸣就会更多一些。读者能想到的问题，自己自然也就会想到了。
晓阳有些犯难的样子。我看出他心里一定在想：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发稿之前都要自我质疑一番，那还不要累死了？
是的，新闻往往是“急就章”，有时候抢时间是第一位的，容不得慢慢去自己给自己提出问题。每篇稿件都要去自我质疑一番，谁也做不到。但是，对自己精心经营的重点稿件特别是正面报道，还是值得去下这样的工夫的。记住：新闻价值越大、越是有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报道，越容易受到读者的质疑，记者、编辑就越应该多给自己提几个问题。
正面报道尤其难以让读者信服，他们会本能地怀疑是记者在做人家的“吹鼓手”。这时候记者问一问自己“读者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把读者的疑问尽可能地想到、回答到，你采写的正面报道才能在读者挑剔的眼光中为他们所心悦诚服地接受。
2004年，我采写“交通局长的楷模”——云南省盈江县交通局局长赵家富的先进事迹，我就给自己提出了几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交通是腐败多发的部门，赵家富作为交通局长，真的就能如此廉洁奉公？说他清廉，为什么他家是一栋三层小楼？他有个亲戚在交通局，是不是“以权谋私”？他育有一儿一女，是不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等等。想到这些疑点之后，我便有针对性地去采访，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当时，所有媒体的采访记者都在忙不迭地采访赵家富的先进事迹，而我却很“不合时宜”地提出这些看起来有些“刁钻”的问题，有关部门和赵家富的家属当时对我要问这些问题还不那么高兴。但是我想，我要问的这些问题，也一定是报道赵家富先进事迹之后许多读者心里的疑问，我必须回答读者心中的这些问题，赵家富才会真正可信、可亲、可敬。我还是坚持按我的思路去作了采访。
最终的报道效果证明我是对的。在对赵家富事迹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最让读者和新闻界记忆深刻的还是我采写的这篇《对一位英模人物的“污点调查”》。有研究者为此专门撰文指出，我采写的这篇通讯对于正面典型报道具有“破冰”意义。新闻界谈及正面报道的创新，至今还对我的这篇报道津津乐道，在网上能够搜到不少对此的研究评价文章。
现在回想起来，对赵家富的报道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当时我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给自己提出了那么几个“自我质疑”。我“自我质疑”了，读者对赵家富的先进性就再没有更多的怀疑了。
伍晓阳听从了我的建议，高高兴兴回到办公室里去修改稿件。除了我提出的机构重叠问题，他还自己又想了几个问题：政府设置的调处中心效能会高吗？调处中心如何才能不代替其他调解组织的职能？群众不服调处中心的调解又怎么办？针对这些疑问，他在稿件中都巧妙地有所回答。
“这样，稿件就更完美了。”我一边看稿，一边对小伙子的努力给予赞许。
统计数据这样用 新闻才不乏味
2007年10月17日 星期三
一则新闻，通篇都是阿拉伯数字——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1月至9月，云南省生猪出栏万头，同比增长；猪肉产量万吨，增长。9月末全省生猪存栏为万头，增长，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为万头，增长。”
读起来是不是味同嚼蜡？这样的新闻你肯定不喜欢。
偏偏值班过程中屡屡遇到记者拿来这种满篇数字的稿件，审这样的稿件我总是头昏眼花，头皮发麻。
也难怪，记者从统计局拿份材料回来就发稿，真的很省事。
有的记者似乎离开了有关部门提供的文字材料就不会写稿了，但机关里搞材料的人同记者的思维习惯却是不同的。记者最需要的是事例、是细节、是人物！
记者浦超今天写来这篇《云南生猪存栏开始回升》。还好，小伙子总算动了点脑筋，除了这一堆数字之外，还对生猪存栏为何回升作了简要分析，加了几句“云南省政府最近出台了《扶持生猪生产的意见》”之类的话，好歹还有那么一点点新闻。
可是还很不够。小伙子已经有了“用活数字”的意识，但说不上已经把数字“用好”了。
我们提倡少用干巴巴的数字，而用生动形象的事实说话；但新闻里不可能把数字都消灭干净，统计数据也并非毫无新闻价值。关键是新闻写作中如何才能把数字用活、用好、用生动。
浦超这篇稿件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当我们遇到有关部门提供来的统计数据的时候，能不能不只是把这些数据照抄一遍了事？我们完全可以多下点工夫。
一是解读。这些数字表明了什么？数字的变化预示着什么？冷冰冰的数字跟群众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如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