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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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小组成立后，立即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7人小组或5人小组。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此前通过的《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了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总动员令。
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开展更为细致的实地调研，摸索消灭血吸虫的有效途径。
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不断的督促，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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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会议确定目标（2）
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徐运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3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于1957年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格局已然形成，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
无心插柳找到填埋法（1）
1955年底，江西省成立了5人领导小组，时任省委书记方志纯兼任组长。一场面对“瘟神”的战役打响了。
要消灭血吸虫，原理上并不复杂。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只要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只要科学处理粪便，也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而对于人畜来讲，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钉螺是种繁衍能力极强的生物，一对钉螺在一年的时间内便可发展成25万只，加上钉螺个子小，喜阴凉，总是躲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而以当时中国农村的条件，想按照防疫的要求科学管理人畜的粪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让广大农民杜绝和疫水疫地的接触更是无从谈起。
尽管起步艰难，但工作还是在一步步稳健地进行下去。
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便是对钉螺的围剿。这个任务，让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5人小组组长方志纯颇费踌躇。当时为了清灭钉螺，提各种建议的人都有。上海有一位专家建议，买一种特效进口药，但后来计算了一下，灭一亩钉螺大约要花500元。方志纯埋头算了一笔账，一亩花500元，江西全省有300多万亩，要多少钱？出不起。而且光用药，也不见得灭得了。结果整个江西省都没有买药，防治组每人一把油纸伞、一双布鞋，在各地摸情况，再回来实验土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用中药。靠茶枯浸液灭螺。茶枯是油茶果实榨油后剩下的余渣，其中含有一种对水生生物有毒杀作用的皂角甙素。把茶枯浸液喷洒在有钉螺的地区，经过24小时，钉螺死亡在90％以上，经过72小时，钉螺全部死亡。不过，在实验中，茶枯灭螺的效果非常不稳定，经过工作组总结，有些地方一天之内的水位高低不一，水涨高冲淡茶枯浓度时就会没有效力，另外，气温水温有变化时都会损害茶枯的杀伤力。
第二个办法是用火烧，在河滩边上的芦苇滩堆上杂草和柴火，点起大火付之一炬，所有在地面上生存的钉螺都会被烧死，但生活在泥沼或浅水的钉螺却毫发无伤。
第三个办法是推广将水田改成旱地，或者不种水稻而改种黄麻、红薯、大豆等各种旱作物。这个法子杜绝了不少农民下田干活时被传染的传播途径，却不能在江南水乡大规模推广。
同期总结出来的灭螺方法还有发动群众查螺捡螺。从少先队员，到工人、农民，每人都带着一双筷子到疫地捡螺，每次都能捡来不少，可距离消灭钉螺的目标无异于杯水车薪。
几经摸索，防治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法子：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
无心插柳找到填埋法（2）
这个不要钱只花工夫的办法完全是在偶然中被发现的。说来也是巧合，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解决旁边两个省办农场的灌溉。工程中，开新沟的土把久已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在全县大规模查螺时，发现新沟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全被埋死了，变成了白色的螺壳。
有了这个发现，方志纯喜上眉梢，写了一首诗在《江西日报》发表，诗的标题就是《消灭钉螺歌》。
随后，余江县从马岗村开始了一个乡大面积的“开新（田）填旧（田）”试点，获得成功后又在全县推广。195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血防9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郑岗率调查组来余江县进行防治效果调查，为时10天，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
“开挖新沟填旧沟”的灭螺经验被正式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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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连五岭银锄落
有了“开新填旧”这个灭螺的法子，余江人开始了两年多浩浩荡荡的工程。毛主席《送瘟神》一诗中写的“天连五岭银锄落”这句话，就是对人们挖沟填坑之举的生动写照。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余江人共发动了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开新填旧”有着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吴水林老人回忆说，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树木，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3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如果开新渠时，一定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实际上，根据防治组的实验，只要把钉螺埋在距离地面15厘米以上的深度，1个月之后杀灭率能够达到100％，而这样远比钉螺存活能力更严格的操作要求，则保证了“瘟神”一去不再来。到了现在，很多当时填上的沟渠都已经变成了耕地，或是在原地盖起了大楼。
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出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壮观场面了。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那么长的沟渠，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靠着人们肩挑手挖干出来的。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当时，陈则民担任余江县水利工程委员会副主任，每天在工地和数以千计的人一起挥镐填沟。当年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至今历历犹新。
“大家都日夜奋战，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陈则民说，“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明知道身处在随时可能感染血吸虫病的疫区，却没有人顾得上做保护。工程每推进一米都要仔细排查，如果在旧沟旧塘里发现了不合规范的操作，或是在新沟新塘里发现了一个钉螺，整个工程就都要推倒重来。
其实，保护措施非常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
这样一来，感染便成了家常便饭。在陈则民记忆中，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但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查出来就立即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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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1）
消灭钉螺，虽然是围剿血吸虫时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却还远远不是全部。普及疾病知识，治疗既有病人，防止疫病重来……一项项更为琐碎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年冬天，17岁的陈世旭在全民普查血吸虫病时被确认患病，而在30年后，担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的陈世旭回忆起那段日子，却丝毫没有面对“瘟神”的恐惧，反而带着些欢乐和感激。
在陈世旭的回忆中，整个冬闲的日子里，他都是一个乐悠悠的病人。大队里通知去治病，就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赶到被改成临时医院的仓库里。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成了病床，一床棉絮半盖又垫。
开饭是一天最愉快的时间。每天3角钱的伙食补贴，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到了吃饭的时候，盛上一大碗白饭，菜里总是能有几块肉，每人抱着一个大碗蹲在仓库门口吃。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仓库前一字排开的饕餮场面。
唯一觉得难受的，是每天定时注射酒石酸锑钾时，包括陈世旭在内的很多人在注射后都有恶心呕吐的反应，但是，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别说抱怨，感激都来不及呢。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像陈世旭那样闲在自由地回忆当时。那段日子，对蒋庾华来说，便是匆忙和火热的。
蒋庾华当时是在临时医院里救助血吸虫病人的护士长。刚刚入冬，农村进入休闲季节，医疗队就一组组地下乡了。医疗队原则上是就地治疗。一乡一组，条件好一点的乡里能腾出办公室和民居当病房，更多的乡里则是把病人都集中在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墙上钉上两个铁挂钩用来吊输液瓶。
每天早上9时，蒋庾华就开始蹲着逐个给病人打针，总要到12时才能把一大仓库的病人全部注射完。这时，其他护士便四处巡视。对病人，可以说是照顾备至。医药费基本上都是减收或免收，病人在治疗期间，队里适当记工分，出院后照顾干轻活。乡里社里还经常杀猪、捕鱼、磨豆腐，尽量地改善伙食。
这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和快板进行宣传，这是其中一段：
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叮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白天，余涵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就掏出快板喊上一段。余涵说，那时很多农民是文盲，大都没有出过村。得了病就怪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遭报应。连血吸虫3个字都没听说过，只知道叫“大肚子病”、“黄脸病”。
群防群治（2）
到了晚上，县城里几个仓库、祠堂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家家户户都会来听宣传。说实话，农民来的真正目的是看“西洋镜”。穷乡僻壤，没见过放幻灯，更没听过留声机。医生、血防队员、医学生和农民融成一片。就如谈家常一样把知识教给了他们。
余涵和他的同伴们还把显微镜搬进祠堂，抬上街头，当场免费为农民查大便，让他们自己看大便里的虫卵。起初，农民总以为医生是在变把戏蒙骗他们，通过放“土电影”，听留声机，农民才心服口服。
同时，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也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知识广为宣传。教育村民们平日下地干活要穿厚袜、打绑腿、擦药膏，生活中要人畜分塘用水。
在余涵和他的同伴们无孔不入的宣传力度下，一个多月后，刘荷经和他的同伴们的工作终于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作为余江县血吸虫地方病防治站主治医师，他的工作是挨门挨户地告诉农民们如何处理粪便——装在统一发放的粪桶里，撒上统一发下来的砒酸钙闷上几天，保证虫卵被彻底杀死。
在工作的最开始，刘荷经每天的任务就是上门收集粪便，再统一处理。
“你们是屎医生。”刚刚上门收大便时，不少人的疑问让刘荷经无法作答。很多农民根本无法理解“大肚子病是因为自己看不见的小虫造成的”这种理论。在上黄村的一家农户里，刘荷经甚至吃了闭门羹。“我见过讨饭的，没有见过讨大便的。”这户的主人坚持认为，刘荷经他们是要收集了粪便“作法”的。凭他怎么解释，也都没用。
与此同时，疫区范围内饲养的耕牛被禁止下水，饲养的家犬全部宰杀。所有的疫病传播途径都被掐断，“瘟神”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第一面红旗”（1）
奇迹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1958年5月12日至22日，江西省血吸虫病5人小组组织医学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