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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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饰暮竺妫缴狭秸潘瞿讯拥恼掌�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只收集到20几张照片，有的还是画像。这与30万的死难者人数太不相称了。
怎样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正在用电脑给顾客画像。这一幕触动了他的神经。“可不可以采用电脑画像的方式来给遇难者画像呢？”回到馆里，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寻找电脑画像的设备。几经寻找，他们终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侦查的电脑画像软件。软件中存着几百张人的五官类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这些五官拼起来，遇难者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发现，让他们非常激动。
软件买来后，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和司机小孙开着车，带着设备开始了对幸存者的走访。时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还能否记得当年亲人的相貌，燕龙溪没有把握。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绘出那些逝去的脸。那段惨痛的经历，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画像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燕龙溪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这套系统原来是为公安部门作刑事侦查用的，所以图谱中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资料。怎么办？他们只好求助于软件开发商。
为此，两个山西工程师特意赶到南京来为他们改进系统。图谱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龙溪又拿着照相机，到幼儿园和小学去给孩子拍照。“当时也不敢告诉人家是为了给遇难者画遗像用的，怕人家忌讳嘛！只能含糊地说，留作素材。”
一辆车，两个人。一年间，燕龙溪他们在南京跑了将近10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难者的遗像画出来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亲朋的形象，非常激动。他们说：“像！像！就是他……”
那些逝去的面孔（2）
有的幸存者知道这个消息，全家扶老携幼到馆里来画像。给燕龙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当年是国民党守军。去年夏天，他自己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到馆里画像。临走时，燕龙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爷子执意要自己骑车回家。
虽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对电脑画像很认可。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梁强说：“电脑画像毕竟是拼起来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个人像不像，有时候就是一个神态。”电脑拼出来的人，显然没有表情。
为了能画出更生动的遗像，纪念馆联系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玉彪，请他来为遇难者画像。张玉彪爽快地答应了。
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
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4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
我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此常志强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我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我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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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记录仇恨
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颜玉凡对此深有体会。刚刚编辑《名录》的时候，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对她来说只是个符号。但随着资料的丰富，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而她也深深地被这段历史所震撼。《名录》编辑过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时候，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会梦到那些扑面而来的名字。”编辑即将完成时，她不得不离开这项工作，回家疗养。
朱成山记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学生颜玉凡的信息，信息中颜玉凡说她看了老师在电视台做的节目，哭了。她问老师，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惨烈的历史，是怎么熬过来的？
朱成山这样回复她：“带着感情去研究历史是对的，但不要带着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为这段历史呐喊，现在我觉得光呐喊不够，还要有理性。”
采访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对我强调要“理性地研究”这段历史。
王卫星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让人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大屠杀不是哪个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以这样的情怀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会增长仇恨，只能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珍惜和平。
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张纯如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叙述，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说：“我希望，当人类再有灾难发生时，我们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成为旁观者，更不成为加害者。”
这，也许就是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意义所在。
血防：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
唐铮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了两首后来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七律？送瘟神》。因为这两首诗，余江，这个江西省东北部的小县，从此名扬神州。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在半个世纪前，那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为了消灭为害南方12省市、威胁上亿人生命健康的血吸虫病，年轻的新中国在当时尚不丰裕的财力物力条件下，举国动员，不仅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旧中国无法想象的疫控奇迹，并由此建立起新中国最早的专项疫控体系。
华佗无奈小虫何（1）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那一天，毛主席习惯地在深夜时分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当翻到第三版时，看到了一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毛主席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心情激荡之下，两首七律题毕。
随后，毛主席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也许很多人并不理解一个伟人为小小血吸虫而牵肠挂肚的情怀，无法理解这场人疫之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毛主席挥毫题诗的时候，在南方12个省市里，消灭血吸虫的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这场战役是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一封书信发起的。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引起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后，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沈钧儒心急如焚。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这封信便和附带的材料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字字如血。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立即铺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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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2）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顺致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其实，如果更早的话，对血吸虫的调查和防治可以上溯到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早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华东军区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战士在练兵中感染血吸虫病，造成大批非战斗性减员，当时部队进行了一些防治工作，但是离消灭血吸虫还差得远。这次沈钧儒的书信，则将血吸虫的问题又一次摆上了桌面。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场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即展开。
狮子岩的传说
这时的余江县，正如《送瘟神》诗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余江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在余江县下辖的蓝田坂村，1909年至1949年间先后有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14000多亩田地变成荒野。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８户。上、下黄村两个村子，上黄村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而下黄村虽然还存有40多户人家，却有48个寡妇，变成了“寡妇村”。
和疫病同样害人的，还有乡里村间蒙昧的传说。余江周边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得大肚子病是因为吃了狮子岩的水。
几百年来，白塔河都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水源，河边有一块酷似狮子的岩石，这头狮子俯卧在地，闭目张口。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在狮子岩旁边开凿了一条引水渠，沿渠可以灌溉上万亩水田。引水渠修好后，远远望去，白塔河的水便像是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的一样。
此后多年，引水渠年久失修，大部分渠道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正好是适合钉螺滋生繁殖的最佳场所。而村民也自然而然地把得病的原因归罪到了狮子岩头上，认为是人们喝了狮子口中的涎水，狮子发怒，因而让村民患病。
因为这个荒诞的传说，余江县多年来只有患病人数的增加，而很少有外来人进入。
在疫病的侵袭下，病患遭受的痛苦难以尽述。已经84岁的陈则民清楚地记得自己亲眼所见的惨状：上黄村血吸虫病人黄万明已经到了晚期，腹大如鼓，四肢却比枯柴还瘦。因为腹痛难忍，黄万明操起家里的镰刀戳破了自己的肚子。待到陈则民见到时，黄万明已经去世，黄绿的腹水流淌一地。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当时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依然挺着大肚子下地劳动。由于耕作无力，每亩地只能收获稻谷数十斤，碰上灾害，甚至颗粒无收。有人编的一首山歌是“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毗邻鄱阳湖，水草丰美，农田肥沃的余江县日渐荒芜。无人理睬、无人照护的野草薜荔，肆意开遍了满山满谷，长得比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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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会议确定目标（1）
而在杭州，毛泽东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对血吸虫病的调查工作。1955年，在杭州开会的毛泽东对几个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你们专门去了解一下杭州郊区血吸虫病情况。
在余杭地区，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一个腹部鼓胀，脖颈粗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坐在树阴下望着田地摇头流泪。这个情况当天就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便坚决地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除派身边工作人员调查血吸虫病疫情外，更大的调查队伍被派往南方各个省市。毛泽东还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当时调查到的情况显示，血吸虫病遍及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等南方12个省、市的243个县市（后陆续发现为378个县市），患者约1000万人，约有1亿人受到感染威胁。
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一场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1955年11月，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成立。这是一个“超豪华”规模的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为组长，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为9人小组。
9人小组成立后，立即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