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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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的业余性，也是后来几次寻访中最大的问题。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与日本友好团体合作，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对幸存者进行寻访。4个学生作为一个小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地毯式寻访。活动之前，教育局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
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强回忆，那些中学生的报告5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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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两次调查（2）
编辑《名录》时，这些调查表着实让编辑者头疼。颜玉凡记得，有的调查表字迹非常潦草，她经常要拿着表请馆里的同事帮助辨认。“有时候，前文本来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她’了。记录中还有很多宏观的描述，像‘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但有效信息很少。”
结果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最终只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
10年之后，我试图寻找那些曾经参与过调查的老师和学生。金陵中学学生工作处的刘老师在厚厚的学生社会实践报告中为我翻到了一篇当年高三（二）班学生对一位幸存者的访问记录。记录中老人向学生描述了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当我请刘老师联系这个班的老师和学生时，却异常艰难。校长、政教处老师、班主任全都不记得10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活动。那些学生更是杳如黄鹤。最后，对这个活动还有些许记忆的刘老师自言自语道：“当年记者采访，媒体报道，多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啊！怎么都不记得了……”
缺乏系统的训练和组织，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结果。对此，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说，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访者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需要对被访者有一些了解，要做问题设置。“对提问要进行细化，比如，被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战争来了为什么没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问题。这样，一个丰满、富有个性的人才能勾勒出来。”
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令张连红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强暴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她看到张连红经常陪一个邻居老太太聊天，觉得他人不错，才对他开口。而此前，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两任前夫。张连红记得那个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你无法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家里比年轻人还干净。由于日本兵的强暴，在她心中对脏特别敏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一个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关门。”
这种细节化的东西，非专业的采访者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遗憾的是，由于教学、研究等工作压力，现在张连红已经很少做幸存者调查了。
1984年调查出来的1756名幸存者，现在也只剩下了400人。
私人日记中的记忆（1）
《名录》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近年来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记。
1937年，大屠杀来临之际，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成立了安全区，并挽救了25万南京市民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忆。长期以来，这些私人日记一直没有公之于世。
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个寄自德国柏林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长达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和“拉贝先生简历”。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称为“活菩萨”。而战后，他却没有像他在安全区的同事那样，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关于他的信息也没有再出现。
但朱成山相信拉贝一定留下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1995年，当张纯如来到纪念馆寻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朱成山建议她到德国寻访拉贝的足迹。
“当时，我只是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并没料到她真的会去查找。”更没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外甥女赖因哈特夫人，并且发现了尘封59年的《拉贝日记》。
赖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据张纯如留给她的地址，给朱成山寄来了拉贝的资料。朱成山赶紧请人翻译，并对资料的内容和真实性做了研究和考证。在这一过程中，赖因哈特夫人受到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陈宪中、邵子平等人的邀请，于1996年12月13日，在美国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贝日记》。
后来，纪念馆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从拉贝亲属那里征集了2460页的《拉贝日记》和拉贝收藏的128张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复制件，他当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笺、木箱、烟袋，以及拉贝夫妇的墓碑等一批文物。
《拉贝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南京城破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个细节让后来读过此书的颜玉凡潸然泪下：“有一次，拉贝要回德国。得知这个消息后，安全区里的妇女们给拉贝跪下，求他不要走。我能体会到那些难民当时的无助，拉贝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救星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屠杀期间，拉贝不但收留了无数市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闯进安全区的日本兵赶出去。
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记中，拉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写的南京事态报告，开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为秦王氏的22岁少妇，1938年1月23日被日军从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拉出，此后杳无音信。
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妪，在三牌楼火车站被日军强奸达十余次。但文中没有写明她的资料。面对这些无名受害者，编辑者们也只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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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记中的记忆（2）
除了拉贝，当年安全区的明妮？魏特琳、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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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在海外的历史
即便加上后来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记，中国内地所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万字，历史研究需要史实作为支撑。于是，国内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0年，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组织下，一个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60余位教授、学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搜集史料的活动。
2003年曾赴日本东京搜集史料的王卫星，提起在日本的经历，仍感慨良多。
从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东机场乘飞机。因为航班是早上10时起飞，一般人会选择头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实实上飞机。但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费，王卫星选择乘夜里12时的火车到上海。由于是过路车，根本没有座位，他只能提着行李一路站到上海。
在东京查资料的两个月，王卫星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日本防卫厅的军方档案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要填写申请书，留下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为了保护档案，不能直接复印，需要照相、制版，然后才能复制。而这个过程，至少要3个月。
王卫星决定抄写。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我全是原文抄录，即便是原文中的错字，也原样抄回来。回来以后再翻译。”
东京的物价很高，为了节省开支，他吃了两个月的面条。“张老师筹点钱不容易，我们都想节省一点儿，把钱尽量用在收集资料上。”
结束在东京的工作，乘机返回中国时，王卫星带回的资料有20公斤，为此还补了飞机货票。
历时5年，学者们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搜集史料，共搜集、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
这些封存在海外的档案，为《名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杨夏鸣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60年来一直尘封在美国，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现在国人面前。
里面大量的证人证言，不但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还为编辑者们提供了很多遇难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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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1）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日益丰富起来，那些曾经遮蔽在抽象数字和形容词后面真实的历史渐渐显露。虽然以往的资料都不是以人为记述对象的，但《名录》的编辑者们认为，把那些湮没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作为朱成山的研究生，颜玉凡从一开始便参加了《名录》的编辑。她记得查的第一本书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那本书按日期把每天发生在南京的暴行记录下来，收录起来并不困难。但随着翻阅史料的增加，颜玉凡感到越来越难。
由于历次做调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信息也不全。有的人没有遇难的地点和方式，有的人遇难时间不明确，有的人没有遇难时的年龄，有的人甚至没有正经名字。“什么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张铁匠，只要有一个指代，我们都收录了。名字只是个代号，就算有一个外号也能证明这个人曾经存在过。”但幸存者叙述中，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挂在树上的七八个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妇，被成千上万集体屠杀的缴械士兵，却只能放弃了。“毕竟，我们是名录，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称呼。”
更令颜玉凡他们为难的是，在历次调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资料常有互相矛盾之处。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却是一个人。”
编辑者张亮记得，在1946年调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号被日军掳走后，杳无音信。而1945年他母亲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却变成了“周永财”。“这显然是一个人。只是因为调查人员没有核实名字才记错了。”
还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却不是一个人。编辑者杨晓宇记得，那时候妇女很多叫秀英，《名录》里光幸存者就有不下10个张秀英。此外，旧时代妇女没有正经名字，结了婚以后都从夫姓，“什么王王氏、王李氏重复的就更多了。”他们往往根据遇难者的年龄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人。
颜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个“戴呆子”。她感觉这5个戴呆子其实是一个人，但不同的记录里，他们遇害的时间不一样，遇害的地点也不一样，遇害的方式还不一样。“但我发现这些错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联系。有的资料写他遇难时在估衣廊133号，原住址是韩家巷6号。有的资料写他遇难的地点是韩家巷6号。这可能是调查时发生了混淆。有的资料写他在日本兵强奸一个妇女时闯进，被日本兵枪杀，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枪杀。”种种迹象表明，这5个人名，其实是一个人。
如果遇到实在难以决断的时候，颜玉凡就去请教馆长或者标上注释，她从不敢擅自删掉一个人名。“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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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2）
在取舍时，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的生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东京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这6周，空间范围则是南京特别行政区划内11个区。“不是说，这之外就没有屠杀，只是，这6周是屠杀最惨烈的时候。”
但这样的划分，使相当一批遇难者和幸存者被排除在《名录》外。颜玉凡记得，一份记录中，南京郊区有一个村因为拒绝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杀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人。但这个屠杀却发生在1938年4月间。由于时间不符，只能从《名录》中删除了。
这种抉择让颜玉凡非常难过，“很多在那6周被杀害的人，想找到他们的名字都办不到，而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却不能收录进去。”
可是，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理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地点是有明确概念的。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果任凭感情驱使，扩大《名录》的范围，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又会找到否认这段历史的口实。”
第一批《名录》出版了，数据库中原有的9600多个遇难者名字，最终只收录了8242个。
那些逝去的面孔（1）
《名录》编辑将近尾声时，朱成山觉得只有名字和简单资料，那些遇难者还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有很多遇难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个个笑靥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杀来临时，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无情地摧毁了。“如果我们能找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形象，那对于今人来说，将是极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国，有照片的人寥寥无几。“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当时，有些积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杀中遇难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他们怎么可能有照片呢？”
况且，经历70年，那些老照片能保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从一份档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亲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后面，曾经附上两张他遇难儿子的照片。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
南京大屠杀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