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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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调整,国内的经济得到了好转。而此时,国际上却掀起了反华浪潮。1965年,中央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筹划的北京地铁。
1965年1月,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任命为地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月15日,他与副组长万里、武竞天联名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2月4日,毛泽东对此直接作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时隔40余年,对于毛主席的批示,今天还健在的地铁人仍能流利地背出。
中国血统地铁(2)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
很多人回忆,那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一条写有“北京地下铁道开工典礼”的白字红底横幅挂在会场上。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这三条原则始终贯穿于地铁一期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元帅亲自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在现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影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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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神秘地进行(1)
1965年下半年,正在永定路附近十一学校上初中的徐金华发现,一向冷冷清清的西郊突然多了很多工人和汽车。他们分日夜轮班工作,连吃饭都在工地上。有时施工完,还会在工地上踢踢正步。
路中央宽大的绿化带上,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被拔掉。挖掘机开了进来。挖出的土,被一车一车运走。有一段时间,工地旁边甚至建起了一个小铁道,用专用的小火车运土。
“没人告诉那是在修地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徐金华至今想来,自己也觉得挺奇怪。但那就是当时的情况,对于正在身边进行的地铁工程,北京市民心照不宣。
“因为是战备工程,所以不可能宣传。”但是之前的很多舆论已经告诉大家,北京要修地铁了,修地铁是为了备战。
当时路上车辆很少,施工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多大影响。由于是明挖,又没有做遮挡,上学路上徐金华随时都可以看到施工的进展。他看到铁道兵战士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施工。挖出的隧道也渐渐有了形状,从最初浅浅的沟渠,变成了一条宽十几米,深接近10米,放坡完整的梯形隧道。隧道挖好后,工人们又依照图纸依次完成了钢筋敷设,混凝土浇筑,以及铺贴玻璃布油毡防水层。
地铁工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地铁的设计方面出现过一个很大的纰漏,甚至险些延迟了开工。
在开工前的几个月,地铁一期工程的全部设计图纸已经完成。现在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梦恕,那时还是交通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下铁道专业硕士,王梦恕受邀参与审定地铁设计图纸。
审定过程中,王梦恕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有的设计图纸都没有考虑到贯通误差。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图纸进行施工,分别开工的两个乃至几个施工段,在最后连接的时候,断面位置可能错开。整个隧道将无法对接成一条直线。设计中,这个贯通误差本应在计算之内,但由于经验不足,少计算了将近20厘米。“可别小看这区区20厘米,如果不计算在内,就会造成隧道的宽度和高度不够,将来机车可能碰壁或碰设备。轨道也铺不上。”这一发现让所有参与设计的人大吃一惊。很多人立即提出质疑,不相信王梦恕的判断。
时隔多年,王梦恕对此深表理解,“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所有有关结构的3万多张图纸都要修改。对于奋战了好几年的技术人员来讲这是很残酷的”。但是,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王梦恕利用当时正在施工的前三门水渠做了一个实验。这个水渠的断面都是直线断面。他把这些断面做了一个投影,投到平面上,参与实验的技术人员很容易看到,投影相差了二三十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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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神秘地进行(2)
技术人员们终于认同了王梦恕的理论,并开始了紧张的改图工作。经过3个月的奋战,所有3万张图纸都改好了,原计划下半年开工没有耽误。“因为这个发现,局里专门奖励了我20元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起这段往事,已经是国家地下工程带头人的王梦恕仍自豪不已。
北京站到石景山22公里的路段,几乎同时分段开挖。
由于是战备工程,工程的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但对于工程本身敞口放坡开挖的施工方式,保密的难度很大。针对这种情况杨勇指出,保密工作既要严格,又不能搞得很神秘。
虽然,每一个路过的北京市民都能看到施工的进程,但是设计图纸、数据等核心资料,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
全程参与施工的张孟勋回忆,每个标段的施工技术人员只能得到各自的图纸,总图是看不到的。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则由专门的公安处负责。技术员领图纸需要严格登记,施工完毕后,无论图纸多么破旧都必须如数归还。“因为,即使看不到整个工程的总图,但懂行的人仍然可以按照单项数据推算出整个地铁工程的防护等级。”
即便这样小心,失密事件还是发生了。地铁工程局四处一队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份实验段组织设计文件不见了。几天后这份文件又神秘地从邮局寄回。地铁工程局立刻在一队有关人员中进行调查。最后一名吴姓技术员终于承认,这份文件是他帮助印制后带回宿舍学习的。由于忘记文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组织上又查得厉害,他既不敢留下又不敢归还,只好通过邮局寄回。经过调查,这名技术员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也比较可靠,带回图纸的确是为了学习,于是没有深究。但是,这一失密事件对地铁工程领导小组震动很大。杨勇亲自批示,一定要加强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
这个看上去有点“马大哈”意味的失密事件,却使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上了一个等级。曾参与核心设计工作的王梦恕回忆,那时设计完毕,设计人员必须把自己的设计图纸和工作日记按页码如数上交。完整不缺页的资料还好说,那些零散缺页的资料都被他烧掉了。“缺页的资料交上去,我说不清楚呀!”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任何一点纰漏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高度。回想起这段往事,王梦恕说:“保密是应该的,但我们也搞得太紧张了。那么多数据资料都烧掉了,现在进行研究时,我只能靠回忆了。对于科研是个不小的损失啊!”
不过,北京市民对地铁的兴趣却没有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而有丝毫减弱。当时在公主坟商场工作的常华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在地铁工地拍照,被铁道兵战士当场制止,不但曝光了他的胶卷,还把他带走了。
施工神秘地进行(3)
那时候,附近的八一湖被分片划给各个单位做游泳场。常华单位所在的游泳场正好跟铁道兵部队相邻。“我们几个小青年经常找他们铁道兵‘套瓷’,想知道点儿修地铁的事。他们有时候也跟我们说点不要紧的,比如埋多深啊,过木樨地的时候,从河下走啊,当时听着挺新鲜。”后来,他们中的几个女同志还跟铁道兵战士结婚了呢!
虽然北京市民也隐约了解一些地铁施工的进展,但对于1965年12月29日发生的一场大火,却少有人知。那天,正在连夜施工的地铁工程局一处五队18分队电焊工张庆兰在电焊时,不慎引燃了覆盖混凝土的草帘。由于是冬天作业,为了保暖必须在混凝土上加盖草帘保温。为防止电焊火花引燃草帘,每一个电焊工还专门配有看火员。看火员手持小水壶,发现着火马上浇灭。但12月29日这一天,这个简单易行的消防措施失效了。火星引燃草帘后,看火员罗桂友马上用手里的水壶浇水,一股浓烟冒出来,当人们都以为火灭了的时候,草帘却死灰复燃。张急忙用手去拽着火的草帘,但噌噌的火苗迅速蔓延,顷刻间烧着顶棚。工人们纷纷脱下棉袄进行扑救,但火势太大无法近身。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去报火警。在消防队员、工人以及闻讯赶来的群众共同努力下,大火在黎明前被扑灭。
大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地铁工程局一处五队被撤销建制。
地铁依城墙而行(1)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总体上进行得十分顺利。
石景山到复兴门段地处西郊。上世纪60年代,这里的居民和车辆都比较少,因此拆迁和施工方面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没给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什么不便。但复兴门到北京站段,情况却没那么简单了。
线路规划时,一线地铁到达复兴门将折而向南,经象来街(即长椿街),再向东,经宣武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到达终点北京站。这条线路,地处旧城区,不但有城墙,还有前门、宣武门、崇文门三座城楼和箭楼。这里从明代以来就是店铺林立的老商业区,民居、单位分布极广。地铁工程在这里进行敞口明挖,必将牵扯一大批搬迁问题,这无论在工期还是资金上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规划人员非常为难。这时,有人提出可以把内城城墙和城楼拆掉,地铁沿着城墙的走势修。这样就可以把拆迁数量减到最小。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地铁领导小组的重视,在当时看,这确实是一个最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方案。
于是,1965年1月,在杨勇、万里和武竞天上报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修地下铁道是军事的需要,也兼顾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同时,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拆除或塌毁,地铁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
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北京城墙是拆,是留?这个旷日持久的论争,始于建国初。
新中国成立时,北京城墙已经历了五六百年的风风雨雨。国家内忧外患,不可能有人去修缮它。坍塌、断裂,有的地方甚至已因危险被拆除了。沿城顶一带,解放前挖的射击孔有158处,大大小小的洞穴119处,最深的地方已经能与城下所挖的防空洞连通了。
1957年8月14日的《北京日报》上对城墙的状况有这样一段描述:
北京内城城墙长期没有很好地管理,现在城墙顶上长了很多蒿草、树丛。城墙顶面的海墁已经破坏,很多地方沉陷、裂缝(大的有两公寸宽),城墙局部鼓闪,女儿墙和垛口松动,遇到雨季经雨水浸泡、冲刷,常发生塌滑事故。
事实上,由于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城墙已经残破不堪。内城的外部轮廓虽尚属完整,但墙冠的宇墙和箭垛除前三门一线外,几乎全部残缺不全。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方便交通而在城墙上开的豁口,更是数不胜数。这时的北京城墙,其实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那个巍峨、雄伟的城墙了。
地铁依城墙而行(2)
另外,由于城墙破败造成的人员伤亡和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如1957年3月,有一个人到拆去砖的城墙里挖土,土方塌落,被砸死。
1952年,文津街老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北海金鳌玉蝀下桥向西是下坡道路,车辆行驶到这里一般车速较快。那时老北京图书馆门前“三座门”有三个门洞,开间不大,一般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弯道,行车视线很受阻碍。
当时一辆汽车自东向西行驶,快要进三座门时,另一辆车突然迎面转弯驶来。危急时刻,司机看到迎面车里坐的是苏联专家,由于已无法躲避,出于对“老大哥”的保护,这位司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的车撞在三座门的门垛上。苏联专家的车有惊无险,而这位司机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城墙本身的破败和对交通造成的不便,从建国初开始,要求拆除城墙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也极力主张保护城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甚至拿出了一整套方案,企图找到老城墙和新城市之间的契合点。
当时,北京市委对城墙的态度比较审慎。考虑到问题复杂,争论很大,拆除城墙的行动暂缓,但也不再进行维修。直到1965年,地铁一期工程上马时,这个问题才又被提起。
于是,历史向现实做出了让步。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北京人,都有参加义务劳动拆城墙的记忆。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常华老师当时在崇文门外一个工厂工作,他记得,那时每周都有一个下午要参加工厂组织的义务劳动。“我们厂‘包’了一段城墙,每次都到那里挖。盖城墙的大青砖都是用江米粘住的,拆起来相当费劲。那会儿,用镐刨、用锤子砸,什么方法都用上了,那些大青砖碎得太多了。有时候,还能在砖的中间看见类似‘大清某某年窑制’的款儿呢。”
原计划地铁要直穿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这三座门的箭楼和城楼,都要拆除。但地铁规划这时在正阳门前拐了一个弯,把它让过去了。据说,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保存了下来。
与正阳门相比,西郊公主坟就没那么幸运了。为了线路取直,地铁要穿过公主坟。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公主坟里埋的是庄妃的义女,清朝唯一一个汉族公主——孔四贞。但拆除的过程中人们惊异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