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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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2007》目录
序
　　上篇红色解码
　　烽火狼烟，激越战鼓，往事随风而散。当逝去的历史渐行渐远，记忆是最珍贵的祭奠。舔舐历史的伤口，超越善恶的批判，将纪实的镜头，再次定格于最惊心动魄的瞬间，触动的不仅仅是心灵，还有慷慨悲壮的民族之魂。
　　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
　　山城暗夜？铁狱丹心——《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上）
　　拂晓悲歌？血泪嘱托——《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下）
　　铁色成昆
　　一世恩情——27位解放军烈士和一座特殊的庙宇
　　中篇北京记忆
　　一座古城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幕幕宏大庄严的历史叙事背后，折射的是一部民族的复兴史。
　　北平1949：危城抉择
　　北京地铁诞生记
　　380天建起大会堂
　　下篇历史回望
　　用最虔诚的心去触摸历史的脉搏，用最锐利的目光去复活历史的真相，穿越时光的重重迷雾，捕捉刹那的辉煌与永恒。
　　不灭的圣灯——一个部族780年的守护
　　让昨天告诉明天——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采集纪实
　　“血防”：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
　　

《纪事2007》序
严力强
　　在《北京日报》上做《纪事》，最初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因为社会对新闻的需求越来越急切，媒体常常会在事情的本质没有完全显露之前，就匆忙对新闻事件做出评判。而这样的评判，其尺度又往往是单一的、刚性的，缺乏历史感和更广阔多元的文化视角。比如，对经济事件的评价，往往只有一个标准：合乎效益原则的，或不合乎效益原则的；对科技事件也是一样：合乎技术进步的，或不符合的。以文化的、多元的视角回顾曾经发生的新闻事件，还历史以它应有的厚度，即是我们做《纪事》的初衷。
　　做《纪事》本来并没有题材限定。但从组稿的结果看，革命史和共和国史占了相当的比重。这或许是因为从文化上和情感上这些事件距离我们相对近些，对我们今天的借鉴意义也更大些。
　　我们并不是只想回顾旧事，但时间是产生历史感的先决条件。只有过滤掉现实的利害情感，理性才能有生长的空间。当然从愿望上说，我们决不放弃做现实题材的努力。
　　叙事是一种能力。有思想的叙事更是如此。老实讲，已经成稿的这些《纪事》文章距完美体现这些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它们每一篇的成稿过程都是极其认真的：包括集体论证选题，和不少于40天的采访与写作周期。这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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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
侯健美
　　2007年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80年纪念日。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近年来，有关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被发现，更多亲历者的讲述见诸报端，这使得当初大量缺失的真相与细节日渐显露出来。那段慷慨悲歌、令神州色变的死难历程，如今正变得完整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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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
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
　　这年的4月间，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报馆，钳制舆论，共产主义和一切不符合军阀心意的言论都成了杀头的罪名。《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说他们有“赤化嫌疑”。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他们在京城的学校、报馆、机关、邮局里四处打探，闻风而动。一时间，北方群众运动陷入低谷，革命领导人纷纷南下。
　　尽管如此，奉系军阀张作霖“讨赤”的心意仍不满足，这位“讨赤联军总司令”自从1926年6月进京之后便执掌了###，年底又自我擢升为“安国军总司令”。他早就和军阀头子们商量好，将捕杀邵飘萍、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张作霖等军阀头子对李大钊的痛恨是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边还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当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军阀们当然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眼下，邵飘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钊又在哪里呢？张作霖觉着骨鲠在喉。
　　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
　　自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若要进入，必须解除武装。所以，东交民巷成了落难国人的避风港。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去过；“辫帅”张勋被讨逆军追得无处可藏时也去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俄国兵营（现在的“苏联豁子”巷以西），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他们觉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时，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奉直晋三大军阀的42个师、47个旅、890门大炮、946挺机枪、59万人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岭间。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汉，锐不可当。
　　当时的中国乱成一团，从北到南，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多人发展到4300多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发展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他们把本就不脏的人力车擦了一遍又一遍，却对招揽客人从不热心；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歇脚，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1）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本来只有北方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团区委书记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但谁知道，党组织内部竟然出了一个叛徒。他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还是李大钊的学生。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但在帝国主义的联络下，蒋介石、张作霖二人合作###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山东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学读书，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前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调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当过国###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2）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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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脱身机会（1）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字皙子，民国时期的名士。他组织过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筹安会”，也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李大钊为什么没走？对这个问题，80年后几经争论，迄无定论。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过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断地飘舞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