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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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本翻译成英文的美国教授卜德到北京来，曾经向有关部门要求见我父亲，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卜德对此非常不解，说他再也不到中国来了。198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白瑞教授到中国来，提出授予父亲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接受名誉学位的本人必须要到场。其实对于父亲来说，名誉这些身外之物已经并不重要。但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见识，认为父亲只有出一次国，他身上所有的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这也是父亲为什么在八十七岁的高龄还要由我陪同着远涉重洋的原因。
在家里，父亲曾经跟我说起梁启超先生的几个儿子，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还有一个搞炮弹！
在生活中，父亲是个很幽默的人。50年代的一天，父亲参加完土改坐老乡的驴车回家，当时赶车的是清华一个湖南籍的教员。到了清华快到我们家的时候，车翻了，所有的人都摔到了地上。那个赶车的年轻教员感到十分抱歉，父亲却幽默地说：没关系，这头驴不懂湖南话嘛！父亲的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家里，父亲曾经跟我说起梁启超先生的几个儿子，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还有一个搞炮弹。父亲风趣地说：梁思成盖了房子，他搞炮弹的弟弟就拿炮去轰炸，然后他的另一个弟弟正好去进行考古，这样梁家就永远也不会失业，任公的眼光多么深远啊！这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最先说出来的，反正这个故事在他的朋友们之间流传得很广。父亲还曾经讲到他和叔叔还有姑姑的趣事：父亲小时候喜欢吃鸡蛋白，叔叔则喜欢吃鸡蛋黄，姑姑则不喜欢吃鸡蛋！所以姑姑要是不喜欢谁，她就会说：给你吃一个鸡蛋！
父亲十分喜爱小动物，我们家一直养猫。“文革”期间，家被抄了，连人都吃不上饭，但是他有时候会问：猫有吃的吗？
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家庭环境的熏染
父亲曾经给我的一本书写过一篇序，序中提出要让我读两种书：一种是无字天书，一种是有字人书。天书即自然、社会与人生，父亲认为只有读了这部天书，文章才会有生命。有字人书，就是说一个人写作要有知识，只靠天分是不行的。
我没有继承父亲走上哲学之路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对于文学比哲学的兴趣更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缺乏逻辑思维，没有哲学的头脑。但是哲学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我写作的早期，父亲对于我写什么东西从来不看，也从来不做表扬或者批评。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也没有看到我写什么东西，大家就说我成了作家了。他当时对母亲说：不知不觉收获了一个当作家的女儿，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我觉得，父亲对于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家庭环境的熏染。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要求我背诵古诗，这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常常有人问我的文学创作是不是受了姑姑（冯沅君）的影响，但是因为姑姑并不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觉得更大的影响还是父亲给我的。其实，姑姑进行文学创作，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在她还没有出来读书的时候，父亲在北大学了古文，回到家中就教她学习，所以姑姑有一句诗：曾列长兄弟子行。
说到姑姑冯沅君，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我们家有那么多杰出的亲戚，比如说我的叔叔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七姑父张岱年和我的堂姐夫任继愈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有人问我，他们是否受了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影响也许是有的，但是一个人只要努力，总是能做出一些成绩来的。
父亲写作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这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他爱的是自己的父母之邦、爱的是和自己血肉相联的文化。政权可以更替，而父母之邦是永远的。他曾经自撰过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旧邦新命是他常说的，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1）
人物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1925年冬，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和西方艺术史，最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得法国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从1946年冬起到1986年逝世以前，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和西方文学。朱光潜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美学领域。重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和《西方美学史》；译作有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这些论著和译作对奠定我国美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朱光潜还写有《谈文学》等讨论文学写作和翻译技巧的论文集，以内容丰富、深入、切实、文笔流畅、易懂，深受读者喜爱。
朱光潜
口述：朱世乐
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
在别人看来，父亲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留下来。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做寄居在别的国家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从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上面刻着龙或者别的花纹的小瓶子，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当然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体会到，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生活得也许会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过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对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2）
在我的脑子，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
我1942年出生，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我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后来我大学毕业，在北大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接受毕业教育。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三两点的太阳很毒，我看到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这两件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的十分清晰。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又敢说什么呢。
50年代美学界对父亲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也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北大，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天走路往返，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跑到校长家里，看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他们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够贴上大字报的地方：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就连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也成了黑白相间的。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问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这让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在“文革”中，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身上。上面写的都是“打倒朱光潜”、“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话，还有一条，就是“漏网右派”。我们家的旁边住的是翦伯赞，我们住燕东园27号，他住28号，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饭，红卫兵就不用说了，就连街道里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里抄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家房子本来挺多的，那时候也住进了很多跟我们根本不相干的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3）
有时候，我们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们家住的人。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有时候街道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来：“你们家还吃这么好？”那时候，我们的家门是从来不锁的，锁门那就是抗拒革命，罪加一等。我们的邻居翦伯赞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总会顺带着到我们家里，我们家遭到抄家的时候，翦家也逃不过去。翦伯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清高，跟我们家是不来往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阴差阳错地把两个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翦伯赞是个特别爱干净的老爷子，他后来无法忍受抄家的痛苦，自杀了。
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我不相信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们懂美学或者黑格尔，他们不过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一员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一点都不善良，他们对于一些老人，包括我父亲在内，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时候他站在桌子上就把他踹下去。或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革命“，但是，这样就是革命了吗？我是迷惑的。有时候他们一进我们家门，张口就是“朱光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但是，父亲究竟应该怎么投降呢？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陆平在台上就说：“朱先生，请上台来坐！”
“文革”中的一段时期，陆平还曾经受到过父亲的“牵连”，据说罪名就是“重用坏人（朱光潜）”。父亲当教授的时候，陆平还是一个学生，所谓的“重用”也不过是对一位老学者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在北大办公楼里开批判会，陆平在台上讲话，看到一个干瘦老头从后门进去了。陆平在台上就说：“朱先生，请上台来坐！”那个老头也没有到前面去，而是在后面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这个老头，就是父亲。这件事情，便成了陆平投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证据”。
1976年大地震爆发，好几个年轻教师晚上自动到燕东园我们家的走廊上，轮班来照顾父亲。让他们到家里来，他们也不肯进屋，因为家里的房子都住进了其他的人，我们一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些年轻人给了父亲母亲很多的关怀，让父亲感觉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中还有温暖。
“文革”开始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