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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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3）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父亲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平民学习。他们受了千辛万苦，他自己有一种不朽的经验，他们受过的苦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民间流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触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气派多大！这些话很能代表一般乡民的精神状态。”
　　当时父亲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定县包括运用注音字母识字遣词；阅读联系实际指导行动的课本、文艺创作和民间读物；学习科学技术常识开展实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农民投稿、编辑、发行，稿件涉及文艺、生计、卫生、社会公益活动、抗日活动诸方面，不会写的字可用注音字母代替。当时平教会创办了县广播电台，组织农民编排节目，播放国内外新闻、教唱歌曲、播送农产品日用品行情及教育动态。公民教育主要是进行团结、自治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平民学校毕业生在各村的同学会为核心，开展各项社会教育公益活动。实际上，农民报、广播电台、农民剧团、卫生保健网、农业合作社都起着教育和组织作用。
　　我对平教会的印象，对农民工作的印象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跟我讲他们在农村的故事。他说：平民学校毕业生是以后乡村建设的骨干，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毕业同学会。他们有时候去抓赌，赌钱都是地主在那里赌，他们抓赌地主把他们赶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在地主的门上洒粪，洒的是驴粪。我父亲说：〃抓赌好是好，但是，当是用法律的办法去解决，不要自己去这样做。〃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越来越逼近定县了，　那一带已经开始武装了。我看到平民毕业同学会有自发的武装。我们有一个巴中县的亲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学的是警察，他到定县给平民学校学生做军事训练。他们是有带武装的，带盒子炮。
　　从我父亲的工作，我对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干些公益的事就有印象了。后来我到了南开中学，那时候有个同学对我说共产党的事，说共产党组织农民打日本，我就信了，我说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比较笃信共产党了。
　　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4）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父亲对这种说法作了补充。那就是于这四种自由之外，人们还应该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他把这个论题跟美国的朋友研讨，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应。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并先由把纲要写成文章，刊载在当年11月的美国《读者文摘》。文章简要叙述中国“平教”工作以及父亲荣膺“现代革命者”的事迹，结论引述他的话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于苦力阶级”，“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将没有和平而言。”“平民教育将造就每一个人成为完全的人，那时他就是任和其他人的兄弟！”“我谦恭地相信，世界需要这一世界民主、世界和平的教育。这样，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种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何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当时《读者文摘》有九种文字版，每期销售一千万份。父亲的警语就藉它的广泛发行传布世人。6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在想想父亲的话，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我认识到父亲的价值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刚才跟你讲过有一件事影响了我，使我对于共产党的事业非常相信。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看得出他对我是比较失望的。
　　1950年我选择回国，父亲没有阻拦。回国后，我对国内的形势感到雀跃鼓舞，当时我说，如果让我在父亲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共产党。当时我给父亲写信宣扬我们国内的建设是如何红火。他都不置一词。
　　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父亲最喜欢的是我的小弟弟晏福民。弟弟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男孩，他讲话很有分寸。小时候家中来电话，他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有条理，别人也常常对父亲夸奖他。
　　后来他到了北京大学学政治经济学，是父亲推荐的。父亲的本意是要他在将来继承他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他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在国家体委工作，当时贺龙是体委主任。当时体委的许多会议就是弟弟福民主持的，贺龙元帅很欣赏他，经常点名让他主持会议。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贺龙元帅被关押起来。作为贺龙的得意门生，弟弟福民也被隔离反省。他想不通，就卧轨自杀了。当时我也在隔离之中，让我写了很多检查，主要是检讨父亲的反动，后来我就把这些检查烧掉了。弟弟的情况比我要复杂一些。
　　对于弟弟的死讯我们对父亲隐瞒了很久，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察觉到了。他说，怎么这么久没有福民的消息呢。之后就隐瞒不住了。弟弟的死使父亲很悲痛，也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我也老了，逐渐认识了父亲思想的价值。我觉得父亲的思想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可以让他的平民教育在国内继续推行下去，国内的农民状况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1）
人物简介
　　刘半农（1891—1934），文史学家，名复，原名寿彭，后改为半农，晚号曲庵。1891年5月27日生，江阴人。1917年夏，受蔡元培校长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后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先后发表《灵霞馆笔记》、《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译作、杂文和评论，宣传新思想，抨击保守派，倡导文学革命。1920年3月，赴欧洲深造，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后入该校语音实验室工作，次年转至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攻读实验语音学、创声调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钟”，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被外国以国家名义授予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同年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文史部主任，并创立北大研究所语言学实验室。1934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方言方音时不幸染病，7月14日，在北京逝世，年仅44岁。一生著有《半农杂文》、《半农谈影》、诗集《扬鞭集》、方言民歌集《瓦釜集》、《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刘半农
　　
　　口述：刘育伦
　　1925年，父亲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
　　说起我的父亲刘半农，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当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王敬轩和钱玄同表演双簧戏，另外则是他创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了。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他创作《叫我如何不想她》是在1920年，那时我刚刚出生，自然是一点也不记得。
　　1920年2月，父亲被北京大学派到英国去留学。因为当时母亲还怀有身孕，他走了之后家中无人照顾，所以父亲就决定把母亲和姐姐一起带到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父亲在伦敦大学上课，在那里呆了大约有一年的样子。1920年8月，我和妹妹在英国出生了，是龙凤胎。我们的降临自然给家庭带来了欢快和惊喜，但也增加家庭的负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经济拮据，父亲不得不考虑换个地方留学。他听说法国的生活水平比较低，需要的钱少。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五口人，飘洋过海从英国到了法国。在法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到了1925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
　　当时我实在是太小了，对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深刻的印象。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对于那里是有很多记忆的。
　　1926年3月18日，听说外面出事了，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从法国回国之后，我们先是回到了老家江阴，没有几个月，父亲就又到北京大学去报到了。我们在夜里上船离开江阴，第二天早上到无锡，然后在无锡上火车，陆陆续续地走了几天，到了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到北京。当时还赶上了军阀们在打仗。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家住在协和医院旁边的帅府园。1926年3月18日，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二叔家里，姐姐小蕙那时已经在孔德小学上学了，父亲则去了北京大学。不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二叔家里听说外面出事了。二叔就和母亲商量着去学校接我的姐姐，在这个节骨眼上，姐姐自己回来了。那时我们也闹不清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到了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我记不清父亲那天是什么时候回到二叔家里的，只记得他匆匆忙忙地来去了几次，脸色阴沉、忿然。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2）
在二叔家吃完晚饭，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妹几个坐了三辆人力车回家。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倚在父亲的膝上，感觉到萧瑟不安。第二天，我们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一夜没睡。他怀着很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呜呼三月一十八》，并教我们在家里反复背诵着。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
　　1931年以后，父亲常常练习书法，也经常有朋友让他写字。我那时十几岁了，他就让我在一旁帮他研墨、准备纸张。1933年，父亲的好朋友李大钊被杀害了，父亲心情悲愤极了。
　　他给李大钊写墓碑的时候，依然是我给他在旁边磨墨，一个很简短的墓碑，他反反复复写了很多次。当他写到“某年某月死”的时候，父亲沉重地给我解释，写墓碑一般都不用“死”这个字，而是用“仙逝”、“过世”等等。之所以用“死”，是说明这个人是死于非命。
　　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我的家乡被称为刘氏三杰
　　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我的家乡被称为刘氏三杰。我的二叔刘天华和三叔刘北茂，都是著名的音乐家。在音乐方面，他们兄弟几个的合作是很默契的。当时父亲和二叔刘天华借了五块钱一起离开家乡到上海讨生活。后来，二叔刘天华要改造琵琶，就给远在法国的父亲写信，父亲就在法国给他搜集了资料再寄到国内，并且从音韵学的角度给二叔提出意见。二叔去世之后，父亲写了一个挽联：体力过人，毅力过人，乃缺年寿；为家门哭，为艺术哭，摧我肝肠。这个挽联生动地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手足情深。随后，在父亲倡议下，他会同二叔的弟子们编辑了二叔所著的全部二胡和琵琶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