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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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当时商务的主要领导认为如果革命不能成功的话，出版这样的教材存在风险，也存在危险，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父亲感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商务实现，于是便和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中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翌年，父亲便和众人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那时商务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　　后来有人说，中华书局是以编印教科书起家的。　。。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2）
父亲和蔡元培的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一生常自称好言教育，他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盛矣”。由于志趣相投，他跟当时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要好的朋友，来往非常密切。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父亲常常和他探讨教育问题，曾多次著文献议，也多次得到蔡元培与教育部的采纳而得以施行。　　蔡元培曾经打算刊行白话日报。父亲直率地表示办白话日报不是教育方面的紧急工作，改革教育体制才是当务之急。前清的教科书编法陈旧，害人非浅，不如定一个暂行办法，先电告各省教育司，为开学做准备。　　随后，父亲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国民教育总长》一文，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等。他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蔡让父亲代拟电文通令全国。随后，由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缩短年限、减少课时、小学男女同校、废读经科等。暂行办法是父亲研究三年的成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改革。同时，《办法》的实施也推动了创立之初中华书局的发展。　　接着，父亲发表《国民教育方针当采用实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好友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而作。蔡元培主张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而父亲则主张实利主义教育，即通过教育获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取得谋生的资格。　　受父亲的影响，蔡元培随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
　　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先成立了十余年，根深蒂固，早已先声夺人。中华书局要想后来居上，实非易事。其时，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杂志是商务编印的《东方杂志》。父亲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就请梁启超主编了《大中华》杂志，一时间声名鹊起。中华书局后来又创办了《新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行达数万份，行销全国，一举确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出版以后，畅销全国。中华书局也于1915年开始筹编《辞海》，它同样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追根溯源，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久就奠定了市场地位。　　商务印书馆为了抢占市场，出版《四部业刊》时在广告中说是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魯魚亥豕”，错误百出，以此来招徕顾客。而父亲则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针锋相对地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古文中原来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把“大”字印成了“犬”字等等，贻误读者。　　此外，父亲还别出心裁地在广告中悬赏征求读者来信，如能指出《四部备要》的排印错误，每一字酬谢银洋10元。《四部备要》出版之后，仅读者来信指出错误一项，中华书局就支付酬金千元之多。不过再版之时，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质量。
　　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
　　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但是后者恰恰是高精尖的精神产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怎么办？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印刷学术著作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因为当时注册出版社的程序相当简单，这本书你这里不出，还可以拿到别家，甚至还可以自己注册出版。也许正是当时的这种大环境，才孕育出父亲综合经营的思路吧。　　父亲常对他的同事们讲：“作者、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他要求所有经营部门的同事对待读者一定要热情。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二十年代的一天，父亲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的时候，父亲走过去对那个顾客讲还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父亲，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父亲大笑：“是即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中华书局的成功，固然得力于父亲的敏锐和经营有道，但更与当时学者文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学科领域内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徐悲鸿、刘海粟等等。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的，也是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对低一点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　　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可把出版当作教育机关，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还可以用来安身立命。同时，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也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经常性的收入来源，对他们的生活不无补益。出版社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1）
人物简介
　　晏阳初，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22年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时在长沙招聘的100多个义务教员中，就有青年毛泽东。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长。1926年至1936年，进行“定县实验”。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补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提出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鉴于晏阳初“将繁难的汉字简化易读，用书本知识开启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用科学方法指导农民发展生产”，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是惟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特列晏阳初条款。1950年移居美国。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90年1月，晏阳初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0岁。
　　口述/晏振东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平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就住在这个平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
　　我出生于1922年。我7岁那年（1929年），父亲晏阳初到了定县东亭镇翟城村举办“识字班”，之后的一年，我们全家就都搬了过来跟父亲团聚，父亲的重要同事们也都是在这一年里相继搬了过去。当时我已经八岁了，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没有感到什么波动，反倒在定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四合院，爸爸妈妈睡在北边西侧的屋子里，我和弟弟睡在南面东侧的大房间里。四合院旁边住了许多农民，我和那些农家的小伙伴玩的非常融洽。他们请我吃烤白薯，我则叫他们骑自行车。我那时是有点傻里傻气的，还曾经一边蹲茅坑一边吃白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四合院的西边有个网球场，在网球场的南边有一个平房，我父亲的英文秘书就住在这个平房里，我们都叫她金小姐。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不过我还记得她养的哈巴狗的名字，叫Terry。小狗长着柔顺的、金黄色的毛，非常招人待见。Terry最喜欢我们的厨子，到了厨子做饭的时候，Terry就颠颠地跑过去。Terry这时候表现得特别乖巧，厨子说“你打滚”，它就在地上打个滚。Terry除了跟厨子好以外，跟我也特别好。我经常带着它一起玩。
　　爸爸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多，除了带我们出去玩以外还会给我们讲述他童年的故事。父亲小时候读的是私塾，他六岁那年，又一次放学回家，在路看到一个庙里有唱戏的。他就挤进去看，戏台上那些入将出相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他。看得正入神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推撞他。他回过头一看，他的一个同学正在得意洋洋地嘻笑。这下可把他气坏了，照着那小孩的面颊就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小孩脸上立马出了五个红手印。父亲知道自己闯了祸，赶忙回家躲在卧室蒙头大睡，不料那孩子跟他的母亲跑来跟我祖母吴太夫人论理。吴太夫人给人陪完不是，也不说话，拿了一个小木棍，来到父亲睡觉的屋子，掀起被子，狠狠地揍了父亲一顿。父亲说这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2）
1903年，父亲在父母的安排下随同他的大哥到外国人在保宁办的一所学校去读书。保宁离他们家大约有四百里的路，中间还有许多山。父亲和他的大哥要走着到达保宁，在路上，他们跟背盐包的劳工一起气喘吁吁地爬山，晚上就跟他们一起在村里简陋的客栈中寄宿，大家在一个大木盆中用热水烫脚，然后一起吃饭。这是父亲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的“苦工”，并且感受到他们的生活。
　　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
　　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报人，我觉得他有那个时代报人的风骨。在父亲创办“平教会”初期，他和他的同仁们还创办过一份报纸，叫《农民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国民间都要集会纪念这一国耻。1928年的5月9日，《农民报》发表了勿忘国耻的纪念文字。北京奉军宪兵司令部竟然认为有损国家威严，派兵封查《农民报》，还包围了“平教总会”，指名要逮捕总干事晏阳初。
　　当时父亲正好有事去了天津，父亲的同事陈筑山面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无惧色，并自请前往宪兵部。可是宪兵部不但带走了陈筑山，还把“总会”的全部职员一起带走。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宪兵虽然拿父亲没有办法，但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父亲通过张学良将军才把他的同仁们救出。说起这一段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回复之后，前往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发现陈筑山正在专心致志地教两名宪兵读千字文，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当陈筑山他们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的宪兵竟然依依不舍起来，希望陈能教会他们读书。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的人们经常说博士下乡这个词，其实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在78年前已经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刚才我跟你讲过，我们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县。父亲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当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丁，留日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3）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