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去耶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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龃蠛印 吧系邸薄】嫘λ担骸 澳愦由。╨ife） 上到死 （death）， 下个学期该上转世投胎 （rebirth） 了吧！ ”
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 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 这种课节奏很快， 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 大量的阅读、 思考、 为发言做准备。 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 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 一起让探索更深入。
垂暮的阳光
与Bassae的阿波罗神庙和希腊同时期的神庙有所不同， 它的结构很特别， 并且非常出乎意料地在庙的前方开了个侧门， 终日敞开着， 仰望对面的Lykaion山。 人们都很好奇那扇门的作用， 人是不会从那里穿过的， 那是神的区域， 这扇 “神秘” 的门究竟为谁而开呢？
耶鲁艺术博物馆的讲座大厅在这个时候总是坐得满满的， 这是历史系终生教授Vincent Scully在给大家上西方艺术史。 每次讲到希腊的时候， 他总是刻意提到那扇让人意外的门， 停顿一会儿， 等待一个他认为永远等不到的答案。 后来他也试着回忆自己亲临神庙时候的经历， 告诉大家他曾经仔细观察到对着侧门的角落伫立着一尊神像， 他微微抬着头， 视线的方向一直延伸到那扇侧门。 而门又正好在外围罗马柱的中间， 远眺过去就是壮观的山顶。 因此Vincent推测这侧门的存在是为了让庙里的神在日出的时候穿过门， 透过罗马柱的缝隙， 看到金光耀顶的山头。
这样的细节在浩瀚的艺术历史长河里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Frederick Cooper的脑海里却闪烁着一幅浪漫的画面， 那个小小的侧门和那一瞥金色的山顶从此就萦绕在这个年青人的心头。
有一年， Vincent教授收到从希腊寄来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束早晨的阳光， 笼罩在阳光里的正是Bassae的阿波罗神庙。 那扇曾经让他思索的侧门敞开着， 金色的阳光让神像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采。 他震惊了， 再往下看， 署名是他的学生Frederick Cooper。 原来Frederick上完一学期的艺术史后去了希腊， 来到了Bassae的神庙， 在阿波罗神庆典的前夜， 偷偷地蜷缩在Vincent课上提到的神像下睡着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色震住了， 一束金色的阳光照在神像的脸上， 那罗马柱缝隙间隐约的山头在金色的笼罩下仿佛被赐予了神的光芒。 惊喜之余他没有忘记把那束金色的阳光寄给自己的老师， 证实老师上课那一句即时的猜测是对的。
Vincent 已经86岁了， 我在的这个学期， 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给大家上这门经典的艺术史， 他说这是他教书几十年来常常让他感动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 “许多” 这个词让我很好奇， 耶鲁究竟有多少学生活得如此投入？他们敞开的心扉像孩子探究这个世界的眼睛， 清澈、 没有杂质， 执著地去体验、 探索表象背后的秘密。 也许年青人本该如此， 生活本该如此。 令人感叹的是， 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原本纯净的心灵蒙上了太多功利的灰尘。
我想Frederick的创意多少来自于他的老师。 我从这个暮年的老人眼里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热情， 对自己研究学科的热情， 对教书的热情， 对回答问题的热情， 对探索未知的热情。 Vincent 毕生都在研究他热爱的艺术。 他尤其精通建筑史， 世界各地的各种建筑、 历史遗迹， 他都能如数家珍。 每次出现地图的时候， 他就颤抖地拿着长竹竿去屏幕上指点江山， 说他们当时从某个点出发， 走了多久， 翻过大山， 趟过河流， 看见什么壮观的景象。 他一定去过很多地方， 教材上的很多照片都是别的书上没有的。 一定是他自己拍的， 所以讲起来就好像提起从前的老友， 那么亲切熟悉。
这门号称耶鲁最受欢迎的基础课， 每学期都能吸引100多人， Vincent或许是耶鲁拥有最多学生的老师。 有一次我去图书馆， 请管理员帮我找一本他写的书， 我告诉她我这学期选了Vincent的课， 她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钟， 然后很惊讶地说：“他还在上这门课啊， 他都86岁了！” 86岁的老人还在工作！在中国， 这个年纪的老人都等着小辈伺候， 颐养天年了。 也许旁人看来觉得他很辛苦， 但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对他来说， 上课已经不是什么谋生、 谋名的手段， 而是对自己充实的一生的回忆， 况且下面还有那么多人如痴如醉地分享。
我刚来的时候， 带着中国退休的观念， 很好奇为什么那些老人还能活跃在学校里。 后来我才知道， 耶鲁教师只要成为终生教授， 就可以一辈子保留这个教职。 耶鲁从他们中挑选出每个领域最杰出的一两位， 授予“Sterling教授” 的称号。 这个名字来源于耶鲁的校友John William Sterling， 他捐赠了1000万美元建立基金资助学校优秀的教授。 现有的Sterling 教授有40位， 他们中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有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有中国人很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 还有我们文章的主角Vincent。
耶鲁的本科生是幸福的， 像Vincent这样的Sterling教授也会给本科生开课。 我这个学期选修的三门课艺术史、 音乐史、 文学叙述， 执教老师的平均年龄是70岁，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热爱， 不是年轻人一时心血来潮的激情， 是一辈子的投入和享受。 上课的时候， 你确实能感受到他们喜欢自己在做的事。 音乐课上年迈的Whigh 教授带着大家一起打拍子， 哼调子， 只要音乐一响起， 他的脸就一定是生动的， 身体和音乐合二为一。 这门课的教室有中世纪教堂的感觉， 讲台上有一架三角钢琴， 四周的音响效果特别好， 教授经常请对某个领域有特别造诣的学生演奏或表演。 想象一下， 每天早上， 阳光从外面的阳台上照进来， 听着各种音乐， 看着白发先生在台上充满激情地传递、 演奏， 那种愉悦的氛围会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充满活力。
除了热爱自己的专业， 老教授们还十分敬业。 艺术史的课上曾经有个悲壮的小插曲。 有一次， 86岁的垂暮老人颤悠悠地去指地图上的一个城市， 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了。 在百人的讲厅里， 在忠守了一辈子的讲台上， 他面朝地重重地摔下去， 起不来了。 有学生冲上去， 慌乱中只听见老教授的道歉“太对不起了， 对不起， 这太尴尬了……” 后来教室里的人开始散去， 救护车来了， 还有人呆坐着， 人群中有人哭泣……停了一节课， 脸上贴了两块大胶布的老教授又出现在讲台上， 唯一不同的是地上再没有一根电线了。
耶鲁究竟有多少学生活得如此投入？他们敞开的心扉像孩子探究这个世界的眼睛， 清澈、 没有杂质， 执著地去体验、 探索表象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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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的“鱼”和“熊掌”（1）
美国教育非常发达， 但弊端也不少。 在采访耶鲁教授的过程中， 我问 “美国的教育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他们大都难以概括， 只能指出一些现象。 比如耶鲁社会学的知名教授Debroah Davis 认为美国有很多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 不懂语法也不懂历史， 数学更差。 她觉得， 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基础知识很扎实。
在耶鲁这样的顶尖学校， 也有不少学生出其不意地 “无知”。 有个真实的笑话， 一个非洲来的学生在耶鲁学习， 他和他的美国同学交谈时， 介绍自己： “I’m from Botswana； Africa。” （我是从非洲博茨瓦纳来的。）， 美国同学很好奇地问 “What’s Botswana？” （博茨瓦纳是什么？）， 非洲人懵了：“I think you should ask ‘where is Botswana’； not what’s it。 It’s a country boarding Namibia。” （我想你应该问博茨瓦纳在哪里， 而不是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和###交界的国家。 ） 美国同学回答：“Oh； I think Africa is a country。。。”（噢， 我以为非洲是个国家。 ）
这个真实的故事来源于一部纪录片， 反应在耶鲁的国际学生对美国的认识和反思。 耶鲁国际学生学者中心每年都面向新来的国际学生举行跨文化讨论。 这片子是必看的材料之一， 看完以后大家讨论。 我当时很诧异， 来美之前也听说美国有部分学生比较狭隘， 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是缺乏常识， 但没想到耶鲁居然有这样的学生。 后来的讨论更有意思， 大家顺着片子里批判的思路， 贡献了很多美国人没有“常识” 的例子。 就连耶鲁的光荣校友 “小布什” 也不放过， 说他不会拼写tomato， 经常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有语法错误等等。
美国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著称， 但为什么有很多学生都显得“无知” 呢？有学者认为，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教育比较轻视记忆和知识的积累。 中国教育则相反， 太强调记忆和书本知识， 对学生的思维训练不够。 我们的媒体在宣传美国教育或者比较中美教育的时候， 比较强调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 大家都经常听到这样的论断： 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 对付考试， 从小学背到大学， 实际操作和研究的能力很差。 美国教育不一样， 上课非常活泼， 老师强调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反对机械地记忆和反复地练习。 这样的论断说出了部分事实。
耶鲁的本科生， 除了小部分一年级的概论课程和语言课程要记忆结论性的知识外， 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都更注重如何思考问题， 以及如何通过研究来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在上这些课时， 很多基本的知识只是一带而过， 或者要求学生课前课后自己解决。 课程的形式是小型的讨论课，这就决定了上课的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互动性课堂。 老师启发， 学生探索， 课上大家一起讨论探索的思路。 文科的作业和考试以主观分析为主， 直接检测记忆的不多。 耶鲁有一门给本科生开的新闻学课程， 邀请了《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主讲。 老师的身份决定了这门课无论如何不可能很“理论”， 但肯定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新闻学原理课程有趣。 果然， 这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直接从自己的从业经历出发， 结合多年的业界经验侃侃而谈， 还利用她的人际资源， 请了不少《纽约时报》的记者、 编辑， 根据各自的特长分专题讲述。 课上， 学生一直都有好奇感和新鲜感， 讨论热烈， 天马行空地提问。 有些话题并没有结论， 但从讨论的过程中就已经受到很多启发。 这门课的作业也很实际， 把全班的人名放在盒子里， 大家抽签， 抽到谁就以谁为对象， 写人物专访。 作业涉及如何采访， 如何选用材料， 如何写作， 如何吸引读者， 这些能力都不是从记忆原理中可以获得的。
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就更是如此， 老师不会直接讲授知识或者要求学生背诵记忆某些知识。 应该说美国人文社科的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记忆的作用似乎不大。 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则不同， 很多来自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抱怨本科阶段背得太多， 想得太少。 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文科教育都以老师讲授为主， 主要讲基础性的、 事实性的知识。 考试主要靠背， 有些需要归纳、 比较的题目， 学生也习惯了以背参考书或者研究文章的结论来应付考试。 研究性的小组讨论课和独立的研究性论文在研究生阶段才出现。 做研究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 生活中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研究去发现的， 所以研究的意识和怎么去做研究的训练应该越早开始越好。 在美国， 小学就有这样的训练。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美教育的“鱼”和“熊掌”（2）
我参观过一些美国的中小学， 旁听、 观察过他们的课程。 深切地体会到这些课程非常强调过程， 很注重学生获得知识的思维过程， 尤其是自由思考的过程， 并不注重记住某个结论。 这种模式对资质好的孩子来说是启发和引导， 对于大多数天赋不够的孩子来说， 如果没有因材施教的补充和辅导， 没有反复的练习和巩固， 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很有限的， 从而也就显得这种自由、 宽松的教育方式是不公平的。 中国恰好相反， 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过于强调记忆的作用， 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的空间。 很多老师通过自己的钻研， 把需要学生自己去比较、 分析、 总结的认知性知识都转化成内容性的本体性知识让学生记忆。 表面上看学习效率提高了， 考试分数也上去了。 仔细一想， 这就像孩子小的时候， 母亲替他咀嚼， 然后再送到嘴里， 在这个过程中营养难道不会部分流失？孩子的咀嚼能力如何提高？这种教育的方法保证了整体水平差异不会太大， 但弱化了学习的“过程感”， 使得中国的学生从小就有一种被动接受、 而不是主动探索的意识。 学习越往深处走， 这种习惯的缺点越明显。 所以有很多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 对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也要进行很大转变。
所以， 美国教育的优势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可能变成部分的弱势， 中国教育被批判最多的死记硬背也并非一无是处。 记忆和思维就如同 “鱼” 和 “熊掌”， 但并非不可兼得。 这两种模式都很重要， 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时期科学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信息时代， 人脑的记忆似乎因为电脑、 网络的发展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思维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知识、 信息的储存和搜索完全可以交给电脑完成， 我们只要思考如何获得信息和知识就行了。 然而， 很多时候思考是建立在积累之上的， 积累的过程少不了记忆。 有人认为记忆和创新的思考是矛盾的， 背多了别人的东西， 脑子背死了， 就难以创新。 但有时候高质量的思考是和已有的“量” 成正比的，“量” 是可以转化为“质” 的。 这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