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岁风满楼-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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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啊，你们搞古代文学的，是不是都表面上特君子，实际上很好色啊？”老孟一本正经地说：“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的差异，可能就是有道与无道吧。”美女们听了哈哈大笑，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听说最近孟二冬的事迹拍成电影了，我觉得老孟活泼智慧的一面，是应该多表现表现的。
我们一起教留学生，一起带学生去旅游考察，偶尔也一起唱歌、跳舞。天长日久，老孟的形象就定格在一个“大哥”的位置上了。但我经常不服他是“大哥”，我对他说：“老孟啊，按照韵部，我是一东，你是二冬，你应该在我后边啊。”他很赞赏我能够把韵部都背下来，所以就宽让我说：“对，你是第一，我只是第二。”我们还用韵部行过酒令，他输了喝酒，我输了喝可乐。一边出拳，一边嚷着：“东冬江支微呀，鱼虞齐佳灰呀……”别人听不懂我们嚷什么，还以为我们喝高了发疯呢。
中文系崇尚的风气是“不争”，但实际上或明或暗的竞争还是有的。而老孟似乎什么都不争，只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他才学很大，什么都能看透，却不轻易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是出色的，那出色是靠他的勤奋，靠他的诚实，靠他的友善。他所做的，都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该做的，本来没有什么太值得惊异的，但就是因为当今很多人做不到了，所以孟二冬成了这个时代的临风玉树，成了这个时代的砥柱中流。当我们今天竟然把不抄袭不剽窃作为治学的底线时，我为这个底线如此之低，感到深深的羞愧。此时再看孟二冬，确实“须仰视才见”。
再后来，孟二冬去了石河子。北大跟石河子大学是合作单位，我们都去过石河子。那里天高地阔，馕香肉美，瓜甜果肥，本来是个调整学术节奏的好去处。没想到老孟竟然在那里发了病，你说这找谁说理去？他身体好，心态好，学问好，工作好，人缘好，家庭好，怎么病魔偏偏就会落到他头上？后来各大媒体展开对孟二冬的宣传时，我特意跑去很激动地跟领导提过：“千万别把咱老孟给宣传成陈景润！他的病，一不是累的，二不是四人帮*的，三不是自己憋屈的。只能说天有不测，人有旦夕，所以才令人悲从中来，无比惋惜。千万别给青少年造成这种印象——好好的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诚恳待人，最后就必然是这个下场。那样的舆论导向岂不完全错了吗？”温儒敏老师完全赞同我的看法，提出要实事求是，多讲孟二冬“阳光”的一面，讲他如何关爱学生，如何乐观看待生活，如何手术后还学会了驾车等等。我还给孟二冬发信，劝他放松，不要老写什么“寸阴是竞”（许多媒体都把这四个字写错了），而该多出去玩玩，多吟咏一些“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和“仰天大笑出门去”之类的诗句，调剂心境。我们都相信他能够把病魔抛到魏晋南北朝去，精神抖擞地重返学海，跟袁行霈老师明窗朗月之下，再话唐诗。
然而天不佑圣贤，孔子叹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老孟终于悄悄地走了。也许过些年，人们就会如同忘记大多数英模那样忘记他，只有他的亲友同事还觉得音容宛在。老孟生前不慕名利，殁后更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优秀党员”或“模范教师”。他自己完成了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人生，他即使活一百岁，也依然是这种风姿的延续。我们所感到悲伤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欠缺。正如《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所唱：“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可爱的脸庞。……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第六章 鲁迅是恶搞的祖宗（1）
当今网络，流行恶搞，但恶搞不一定“恶”。
有些是善意的，比如给国内外领导人和大明星画漫画，取外号，比如借用经典文艺的段落或者图片讽刺其他现象，属于“新式用典”。只要不是对原来素材的人身攻击，就都属于一种艺术。看不懂这种艺术的，认为三毛流浪记和阿Q正传是侮辱中国人民形象的，则需要先补习有关文化课再说。
而有些恶搞确实是恶意的，直接篡改历史本身，把日军改成八路军，把英国警察*群众的镜头换成中国警察，那就过分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恶搞只是一种“技艺”，正如山寨文化，不能一概肯定或者否定，其价值取向只能根据具体内容去判断也。
大约十年前，网络上刚开始出现恶搞时，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孔和尚是恶搞的祖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搭积木，喜欢通过拼接不同的材料，造成一个新奇的世界。因此我后来的几何成绩特别好，不论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记忆中就不曾有过做不出的几何题。我专门有一个大本子，里面都是我创作的恶搞图片，比如让小孩儿骑在老虎身上，老虎嘴里含着冰激凌等。这个本子准备三十年后卖个大价钱，养老金就解决了。
上大学后，我的恶搞转向政治讽刺，比如给自己画个脸谱，冒充某位大领导，恶形恶象的。但那时不叫恶搞，都叫“解构主义艺术”。我把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拼接在一起，就读出了另外一层含义。这样的“作品”，贴满了我的墙壁，常常是同学们观赏的对象。我读博士时，门上也贴满了这些东西。一次我在午睡，有人敲门，我说请进，却没了动静。过了一分钟又敲，我开门一看，是我的导师严家炎先生。严老师平常满脸严肃，是北大有名的“严上加严”，此时却满脸笑意，对我说：“庆东啊，你真是才华没地方用啦。”但谈完事情，临走时，严老师又说：“庆东啊，不要再弄这些吧，当官的又看不见，遇到小人，跑到上边瞎告你一状，也不值得啊。我是经历过*的，那种时候，小人都冒出来了，给你胡说八道一气——你以为你能够启蒙，世界上的小人是永远除不尽启蒙不尽的呀。”
严老师的话我明白，但是我又想，刘胡兰董存瑞怕死不革命，怕小人就不过日子了？怕危｜蛄叫唤还不种地了？再说这种先锋艺术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鲁迅才是现代史上恶搞的老祖宗啊。
随便举个例子吧。鲁迅某天写罢正经文章，大约是累了，就半躺在竹椅上，看点“准*文学”《花间集》，读到张泌的一首《浣溪纱》：“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鲁迅读得兴起，就给人家恶搞了一把，翻译成现代白话诗：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鲁迅对自己的恶搞很得意，舍不得丢掉，于是敷衍成一篇文章，叫做《唐朝的盯梢》，收在《二心集》里。如果那时候有博客的话，这样的题目大约是要被放在首页，置顶三天的。而其实，是鲁迅对那位张泌大诗人怀有恶意吗？或者是他仇恨伟大的唐朝文化吗？都不是，他恶搞的对象，其实是当时幼稚的白话新诗。同样的情节，古人写得那般情趣盎然，而经周树人先生用白话诗一写，就成了周迅周涛周星驰的水平了。倘若张泌活着，他不但不会抗议鲁迅，还会笑眯眯地得意呢。如果有人抗议鲁迅的话，那应该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诗歌界的“太狂生”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鲁迅是恶搞的祖宗（2）
想起我初做老师时，有一次某领导来听我课。我从来不上表演课，不论谁来听课，都跟平时一样的。那天是讲朱自清的《匆匆》，我强调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说一分钟也是很珍贵的。有个学生问我：“孔老师，您认为一分钟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呢？”我顺口答道：“那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呢，还是等在厕所外呢？”学生们哄堂大笑。
没想到那位领导回去散布说：“这个孔庆东，真庸俗下流。我没想到北大毕业生是这样的。咱们学校的厕所虽然小了点，那也不能用这样下流的方法在上课的时候攻击呀。”
我实在是百口莫辩，因为领导并没有当面对我谈，只是通过大量的“其他老师”向我转达了他的愤怒。这位领导也是个著名的优秀教师，我很尊敬他的。但是我想不通我怎么就“庸俗”，怎么就“下流”啦？而且我当时也根本没想到学校的厕所小不小的问题，我觉得学校的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说联想的话，我瞬间联想到的是一段相声，说有个等着上厕所的人，为了缓解内急，一边等一边唱京剧，唱到“分分秒秒急煞人”的时候，已经憋得不是正常人的动静了。
遇到高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高层次的误解，或者低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低层次的误解，那都是比较正常的。倘若遇到了高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低层次的误解，或者低层次的人对你产生了高层次的误解，那就只有怀着悲悯之心，苦笑而已啦。
鲁迅先生的很多集子里，都有这样那样的恶搞文本。他那么多的恶搞，或许就是出自这种悲悯吧。
李银河赵本山都是英雄
09年春晚的主打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向毕福剑展示自己的“精辟”时，赵本山借话赶话，针锋相对来了一句：“他呀，就是个屁精。”按照剧情的上下文，这里的“屁精”，就是“马屁精”的意思。其实整个小品中，不但小沈阳拍老毕的马屁，丫蛋和赵大叔也都为了走上“溜光大道”而对老毕大拍特拍，以至于弄出了人人都有一个“姓毕的姥爷”的笑话。这是此届春晚唯一没有被剪掉批判锋芒的好节目，而且批判的锋芒就是指着央视自身——为了到人民的央视去露一下人民的脸，多少人民必须自甘委屈、争相堕落啊。
但是赵本山的那句台词被李银河指责为“歧视同性恋”，因为过去对男性同性恋的蔑称中，就有一个“屁精”。这是比“相公”、“相姑”更带贬义的称谓，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鸭子”。不过该项词义很早就几乎消失了，只有李银河这样的专业学者和孔庆东这样的写过《青楼文化》专著的闲人，才会记得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旧概念汉语”。在当今的东北华北广大地区，“屁精”就是“精于拍马屁”的意思，或者说是“拍马屁成了精”。孔庆东有一篇批评张艺谋的文章《从灯笼鬼到琵琶精》，也是调侃那些光着白花花的大腿弹琵琶的姑娘，都被老谋子整成了精，而并非讽刺她们在琵琶方面有什么“性倒错”的倾向也。
随后《不差钱》的作者就出来解释了“屁精”在小品中的意思，表示并不知道该词还有其他义项，用调侃的语气对李银河的指责有所反讽。李银河很快便在博客上大大方方地表示误解了赵本山，说她不知道“赵本山不知道这个词义”，于是一场“解词纠纷”，烟消云散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鲁迅是恶搞的祖宗（3）
在孔和尚看来，这其实是两个好人之间的一场误会。赵本山一方固然没错，李银河的指责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因为除了“屁精”在历史上确实是指同性恋之外，就拿《不差钱》本身来说，恰好小沈阳的扮相就是“男不男女不女”，所以，那个词儿用在这里，客观上存在着讽刺人物的“性取向”的可能。李银河老师一贯为同性恋的平等身份不懈呐喊，出于专业敏感，对文艺作品的用词要求严格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如果没有李银河这样的学者打开一片天地，那些同性恋朋友即使遇到真的歧视侮辱，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没有发声的阵地也。我们经常鼓励弱势群体自我维权，但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就在于他们“维权能力”有限，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或者无处可发，需要我们这些稍微有点话语权的人多为他们呐喊几声。我在某次人大会上，亲眼看见农民代表倾诉他们的痛苦时，被人家告知“请使用法律术语”。于是我多管闲事，用“法律术语”代他们倾诉了一遍。
从这个角度来看，赵本山则是“体制内”最有社会良知的艺人之一。他的每部作品，都竭力表达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呼声，即使再三被枪毙、被修改，最后展现在台上的，依然是笑声背后那悠长的苦涩。演艺圈都说赵本山艺德高，肯为别人让时间，肯为徒弟当垫脚石，但赵本山最大的艺德，在于始终坚持把人民当成“心中的太阳”——他多年前唱过的这首歌恐怕很多人都忘了。其他一些小品演员，有的演技并不在赵本山之下，但是每年尽演出那些歌功颂德的假大空节目，只要让上春晚，啥无耻的台词都说，结果把自己的大好年华荒废了。
写到此，想起刚读过的《学术界》09年1期刘蒙之《从批判的理论到理论的批判》，该文回顾了世界上四十年来对“失声的群体”的理论研究。The muted Group theory最早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一个社会传播议题。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来看，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失声”的群体，她们的声音或者不被重视，或者必须采用男性话语才能得到认可。就拿我的东博书院来说，来此长篇大论的多数是男性，相互争论得昏天黑地乐此不疲的也是男性。而女性网友一般只是抒发感情和提些具体问题，如果加入争论的话，往往不自觉地就转为男性话语。还有一些女学者的博客，关闭了评论留言功能，李银河老师就是一例，为的是不受那些无聊的辱骂和人身攻击。而孔和尚的博客却任人笑骂，基本上一字不删，这除了性格不同外，也跟男性“皮糙肉厚”，相对不太在乎“语言暴力”的攻击有关。
“失声的群体”是1968年文化人类学家阿登纳（Ardener）和雪莉（Shirley）在剑桥大学提出的，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的语言是由男性规定并为男性服务的。其实孔和尚觉得，女人的语言天赋比男人强，我们男人经常说不过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和女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