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岁风满楼-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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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暗恋的城市
中文系的课时劳务费发下来了，我因为执行北大的海外教学任务，3月底才从日本回国，所以本学期的课时劳务费只有560元，可以买一辆双轮的名牌私家车了，伟大的北大中文系啊。
回国三个月，才终于把积压半年多的书刊全部浏览和整理了一遍。最后的一本书是山西作家乔忠延的《乡村记忆》。乔忠延作为临汾市的一名文化干部，多年来坚持扎扎实实的乡情散文写作，而且还是山西文化研究专家，所写的尧文化专著和山西戏台研究专著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十年前我在临汾认识了他，一眼就看出他外实而内秀。这次去太原做“精彩山西”的电视节目，临汾一场与他同做嘉宾。我跟老乔说：你们临汾的领导太重视了，来了这么多专家，其实只来你一个，就包打天下啦。我们对谈了临汾的尧都、尧庙、尧陵，壶口瀑布，洪洞县的苏三监狱和大槐树等。我说山西的大槐树，就是当年的诺亚方舟。中国二十多个省份都有大槐树的后代，山西为中国的人口布局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文艺争鸣》08年1期理论和史论的文章比较强，北师大*的《学者上电视》，以百家讲坛为例，分析了这个节目从学术性走向娱乐化的过程。是的，孔子和鲁迅活到今天，也都是不会拒绝上电视的，但他们一定会与那些浅薄傲慢无知无礼的电视文盲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的。
《文艺争鸣》08年5期有建构多元现代文学史评论专栏。这是配合5月22日在复旦大学的同名会议的。我因为去年就写了《垂范文章自伯群》的书评，这次发言的时候就讲了东亚视野中的通俗文学问题。杨剑龙教授开玩笑说：“老孔你怎么敢称呼范老师为伯群呀？”我解释说：“我哪里敢？伯群的意思是冠绝群雄，伯是老大的意思嘛。”武汉大学的蔡小容形容范伯群先生的通俗小说史是一部长篇小说式的著作，确实很形象。会议期间跟高秀芹葛红兵朱自奋开玩笑，很是开心。与傅光明兄谈了百家讲坛走向衰微的问题，不禁为之叹惋。美国的王德威教授率领一大群海外学者来参加两个会议，他问到北大终于给了我教授职称的时候，说了句精炼的话：“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我心里明白他指的，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会上还见到了韩国老朋友朴宰雨林春城两位教授以及陈子平刘祥安汤哲声等一大群狐朋狗友，减少了许多对上海的隔膜之感。这次在上海，几次打车，都被司机彬彬有礼又理直气壮地绕了很远的路，骂了一个，才收敛了些。老乐在“好买”基金当总监，给我们出谋划策组合基金。可是我哪里有时间啊？也没那个情趣啊。当个破学者，有馒头大葱和一桌一床就行了呗。
第十一章 青岛，你把俺晒伤啦（4）
《文艺争鸣》08年6期有一组评论新生代文学的文章，其他文章也是关注当下的居多，显得有点闹哄哄的，但是很前卫。
复旦大学出版社08年5月出版了我和庞书纬编选解读的《古龙一百句》。这是他们通过郜元宝教授请我做的。我在日本进行了编选，由庞书纬做了解读，言简意赅，举轻若重。爱好古龙的朋友不妨一看。
今年去了两次上海。第一次在火车上看了《上海铁道》08年4月号，里面《历史之光的回眸一瞬》记载，沪宁铁路在晚清的1908年4月开通，从南京到上海要10个小时。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去南京就任大总统，火车走了7个小时。后来国民党当政时期，减少到5个多小时。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减少到不足4小时，真正具有了现代化交通的意味。此后直到1996年，减少到不足3小时。2004年，再减到2小时17分。2007年，减少到1小时58分。每秒56米，超过了12级台风。一百年来的中国，台风一般的中国啊。
我一般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除了给单位节约旅费、给国家节约能源外，还因为飞机上不能痛快读书，实在是浪费时间。火车看似比较慢，但所有时间都可用来正常读书，一昼夜刨去睡觉，可以读完一部长篇小说外加几十万字的报刊，所以其实是节约了时间也。
在上海遇某著名女编辑，一直奇怪她为何总能组到好稿子，这次终于亲眼看明白了。原来这妹子一见到人家有好文章，便趋前娇叱曰：“哥，我要！”哪个哥哥能挺得住？不消说，只好与她便了。
几年来数次到上海，市内打车不到十次，每次均被大绕其路。各地都有骗子，但论骗术之精，要数上海首屈一指，只是人家骗得温柔，骗得文明而已。河南人其实最朴实，一骗人就露馅，再骗人就被捕，所以反而留下恶名。上海司机一听你是外地口音，马上就抢先问你“怎么走”，你如果不知道，他就给你大绕一通。你如果知道，他也要设法小绕一通，借口无非是“修路”，“堵车”，“限行”之类。最恶劣的是不动声色地把人当傻瓜和猪仔。打个比方，假如你在“武汉”打车，想去“西安”，上海司机就会装傻充愣地问你：“咱们是从广州那里过呢，还是从哈尔滨那里过？”你无论怎样回答，都扎扎实实地落入他的网中。
孔和尚是学习鲁迅的，一向对上海敬若神明，轻易不把某些“门槛太精”的上海人当中国人看待的。但连续六七次被耍弄，终于起了“斩草除根”之心。5月份那天晚上打车回酒店，一上车，那家伙又来这一套，“咱们是走中山路那边还是走淮海路那边？走不走高架？”孔和尚头也不抬地说：“我是北大的老师，来上海开会的。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中午坐公交车过来的时候，用了二十分钟。现在我坐出租车回去，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假如超过三十分钟——你小心老子搞死你！”那司机立刻满面春风，说：“我最喜欢你们北京人的爽快。我开车从来是规规矩矩的，保证不超过三十分钟。”
接下来的谈话，宾主都很愉快。我有意刺激他两句，说：“自从*那个杂种把持你们上海以来，某些上海人怎么变得越来越势利啊？”那司机说：“对，对，*就是个王八蛋，上海的民风都给他搞坏了——其实我不是上海人，我老家安徽的，我妈妈是山东人，我最看不起上海人了。”我说：“不许看不起上海人，我的老师和一大堆好朋友都是上海人，他们比北京人好多了。”司机说：“对，对，我听你讲话好像是山东人，很像我的妈妈。其实我也很讨厌北京人，卷着个舌头，比上海人还牛——其实，北京人不如上海人有钱吧？”然后我们又讨论了余秋雨和姚明等上海明星，我还表示我很喜欢孙俪。司机说：“孙俪，那是我的邻居啊。小姑娘很会做人的，每次跟我打招呼，那么大的明星，一点架子没有，真正模范的上海人啊。”酒店到了，带着对上海的一片好感，我下了车，一看表，用了27分钟。回到房间一查地图，发现还是给我绕了两个圈。这一点不怪人家，因为我自己说得清清楚楚嘛：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只要不超过三十分钟。上海人办事，确实是规规矩矩的典范也。
所以7月下旬这次上海之行，不免让我喜出望外。三次打车，司机都没有绕路。我立刻盛赞上海的奥运筹备工作比北京好。最后一次去火车站的路上，遇到一位非常健谈而憨厚的司机，他与毛教授谈得甚为融洽。毛表扬他的服务好，司机说经常拉老外，当然要注意形象啦。毛说那你会说英语吗？司机昂然道：“我是中国人，凭什么说英语啊？哦，当然的啦，那些yes；no，狗，兔，我是会说的啦。他们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应该说中国话才对。再说，那些老外，特别是留学生，还不如我有钱，我凭什么说他们的话？听说你们北京司机都要讲英语，狗皮倒灶的啦。”我说：“北京司机也跟你一样有骨气，他们大多数也不讲英语。但是为了开奥运会，必须多少学习一点儿。”司机说：“奥运会，我们上海也有比赛啊。你们北京就是怕外国人捣乱，我们上海不怕。其实那些外国人就是欺负我们吴主席，要吴主席多买他们的东西。”我连忙问：“吴主席是谁呀？”司机说：“哦，就是胡主席，你们北京叫胡主席。胡主席嘴巴严严的，可是也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报复。越报复，我们上海就越有钱，外滩那边最贵的房子，一个平米，15万！哪个外国人买得起？所以他们就捣乱。将来中国越来越强大，个子都高高的，都是姚明，哈哈，他们就捣糨糊了。真是开心死了。”我头一次听上海司机谈政治，谈得跟北京司机完全是两种风格，不禁心中大乐。
上海，尽管有那么多地方的人批评她，包括上海人自己也一直在批评，但她毕竟是中国的骄傲之一。我们在批评过后如果稍稍自省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心中是有一点喜欢上海的。只是这个喜欢，经常被一种“喜欢不起来”的气氛给掩盖了，或者被一种得不到回应的延宕给冲淡了。所以上海，可能是最具有“暗恋”性质的一座城市吧。
第十二章 别跟中国人民玩黄的（1）
近日在香港《黑白》杂志08年二期，看到一篇鲍尔森的《黄色封面的红色期刊》，不禁联想到当前的“扫黄打非”。该文材料丰富，语言调侃，恰好适合当下。比如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汉奸学者，一会玩白的，一会玩黄的，都把他们的险恶文章伪装成“学术”啊、“研讨”啊、风花雪月啊，滋阴壮阳啊，明明是野鸡卖身，非要叫*宪章，连高尚一点的创意都拿不出来。孔和尚出于同情，给他们介绍介绍共产党当年打天下的诀窍。启发他们要想推翻共产党，就明火执仗地高举着星条旗膏药旗去冲锋陷阵就是了，不要平时裤腰上别两个死耗子装英雄，，一赶上“严打”就互相出卖，表示自己很左，把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脸都给丢尽了。
咱们用共产党当年所办的“非法出版物”来举例吧。瞿秋白教授创办的《布尔什维克》，肯定不能公开发行的，那属于“洪水猛兽”啊。于是就取名叫《少女怀春》，其实里面怀的是共产主义的春天。国民党有所察觉后，又改名叫《小学高级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假装是课改成果。里面涉及到历史，就叫《中国古史考》，涉及到经济，就叫《经济月刊》，涉及到文化，就叫《中国文化史》，涉及到社会，就叫《平民》。 共产党本来就是北大教授党，玩点学问，那是猪八戒吃豆芽，小菜一碟。反正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就行了，外表叫“孔胖子杀人放火记”也没关系。
还有一本《红旗周刊》，也不可能公开上市的，红就是革命，红旗就是革命的发令枪啊。于是就叫《快乐之神》，好像是都市男女的颓废读物，其实宣传的是让劳动人民早日快乐的精神。此外还叫过《时事周报》、《实业周报》、《真理》、《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报》、《晨钟》之类，仿佛中产阶级读物，另有《经济统计》、《佛学研究》、《光明之路》等，只要觉得有危险，有麻烦，就随时改名，简直跟鲁迅的笔名有一拼了。你没发现许多共产党领袖都对名字特别感兴趣，都喜欢取名改名吗？跟共产党在名目上玩捉迷藏，那简直就是孔老师门前卖《百家姓》嘛。
*中央指导全国总工会办的《中国工人》，也在查禁之列。工人嘛，都是夏衍写的“呻吟着的锭子上的冤魂”，属于“恐怖分子”阶层啊，不懂自由*和扑食价值，怎能允许他们乱出刊物呢——这就是汉奸们死命推崇的国民党时代的言论自由。于是，《中国工人》摇身一变，改名为《红拂夜奔》和《南极仙翁》，一个女侠，一个洪七公，成武侠小说了。其实孔和尚看《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逃出椰林寨一场，那不就是“红拂夜奔”么？红拂奔的是真命天子，而吴清华奔的是红色根据地——那不也是中国20世纪的“真命天子”吗？
总工会发布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宣言》，封面上印的是《万王之王》。看，那时候的弱势群体，就想到以后要成为“领导阶级”了。上海的工人同志最聪明，十天一期的《上海工人》，封面上印的是《时新毛毛雨》、《散花舞》、《冬天的故事》——跟丫的《春天的故事》正好相反。还有《西厢记》、《劝世文》、《滑稽大王》、《佛祖求道记》、《观音得道》、《苏东坡走马看花》、《春花秋月》等，给后世学者进行期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看来共产党也分京派和海派呀。
第十二章 别跟中国人民玩黄的（2）
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开始叫《先驱》，后改为《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这都属于愤青找死，无法通过检查。后来聪明了，改为《美满姻缘》、《闺中丽影》，多甜蜜的名字啊，甚至还用过《何典》。《何典》是一本从头到尾充满了粗话脏话骂人话的令人爆笑的骂世小说，很黄很暴力，鲁迅郑振铎他们大力推崇为天下奇书的，用来伪装痛骂旧世界的文章，倒也合适。国民党只“打非”而不“扫黄”，实在蠢笨。而共产党就懂得，“黄”里边就暗藏着“黑”，有二奶的肯定是贪官——没有二奶的可能是大贪官。所以“扫黄打非”要并举，甭以为黑的行不通，就跟我玩黄的。
有些翻译的书也需要伪装。*领袖王明同志翻译了一本《武装暴动》，这是掉脑袋的书啊，其罪相当于一万个杨佳打酱油啊，可人家封面上写的却是《艺术论》。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刀枪，你分得清吗？再看《共产国际纲领》，印的是《人口粮食问题》，这也对，共产党人要解决的，不就是全世界人民公正吃饭的问题吗？
尽管共产党有七十二变，但人家国民党*也不是吃素的，掌握着那么多科研经费是干嘛吃的？利用特务叛徒加上海外龟孙子，长期跟踪，仔细盘查，总有追尾和剐蹭的时候。不少机关被破获了，许多刊物被叉烧了。在国民党《中央查禁反动刊物表》里，就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