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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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诉苦”？
　　本来，“诉苦”是私领域中的一种个体行为，与公共领域应该没有交集。但在土地改革时期，　“诉苦”却悄然溜进公共政治领域，成为一种政治话语——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诉苦”。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诉苦”这种政治话语的运用，而“诉苦”运动的成功，却得益于各种政治动员技术手段的展开。许多学者对*在　“诉苦”运动中运用的政治动员技术手段多有研究，而本文旨在把各种政治动员技术手段分为如下六类，即政治鼓动、物质激励、组织动员、思想重塑、文艺感染和剧场煽动，分别加以研究。
　　

蒋介石至少写过9个遗嘱
作者┃陈红民　　　　　摘编┃曹林
　　2009年第4期的《先锋国家历史》上，刊登了台湾传记作家王丰《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一文，王认为，蒋逝世后公布的最后遗嘱是“补写”，是台湾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曾长期服侍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贴身卫士”翁元，也对媒体称，蒋最后遗嘱是其死后由人“补写”的。王丰、翁元否定蒋介石最后遗嘱真实性的基本理由是，蒋逝世当天根本没有留下遗嘱，又不可能事先留遗嘱。翁元接受访问时还反问道：“谁敢先写好遗嘱？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死？”
　　但这只是基于一般常理的推论，不能当作事实依据。王丰等人所不了解的是，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他在晚年曾数次留遗嘱，这在其日记中有迹可寻。
　　他在1971年6月写道：“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当年底，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　12月23日”。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待。
　　从蒋介石的个性与生活习惯，其最后遗嘱在其过世后第一时间即公布原件，且有宋美龄、“副总统”及“五院院长”签字等程序看，1975年蒋介石的最后遗嘱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的宋子文日记中，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蒋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叛乱”，必须严惩，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写了三份遗嘱。
　　蒋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1920年3月，当时他在援闽粤军中任职，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记载是1922年，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另有一个内容完整的遗嘱，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当时感到“内忧外患相逼”，怕自己“万一不测”。
　　由以上概述可见，蒋介石年轻时就已留有遗嘱，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至少写过9个遗嘱（其中3个具体内容不详）。至于他缘何“爱写”遗嘱，他有什么样的生死观，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　■
　　（原文题为《蒋介石遗嘱知多少》，载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凭什么限制法官候选人的言论自由（1）
——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诉怀特案
　　（Republican　Party　of　Minnesota　v。　White）（2002）
　　受司法伦理限制，美国法官对待审、在审、已审案件必须慎言，否则将受司法惩戒。但是，如果某人参与法官竞选，肯定要向选民介绍、阐明本人的司法理念，其间难免涉及个案评说。这种情形下，评点个案究竟算不算违反司法伦理呢？如果不算，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竞选法官时，可以任意就个案发言？如果算，是否属于限制参选者言论自由，进而影响其选举表现？上述假设并非空想，而是联邦最高法院2002年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件。
　　事情要从明尼苏达州的法官选举制度说起。明尼苏达州自建立以来，州法官向来由民选产生。根据明州最高法院1974年制定的法官选举规范，“任何司法职位候选人，包括现任法官在内，都不可就争议性法律、政治议题公开发表看法。”违反该规定者，现任法官将被调职、罚薪，其他人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此规定又被简称为“宣示条款（Announce　Clause）”。
　　1998年，明州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沃索尔的共和党人在参加法官竞选时，感觉深受“宣示条款”桎梏，想就某个案子谈个看法，都得思虑再三，生怕越雷池一步，不能像总统或议员候选人那样畅所欲言，此人也是直肠子，干脆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宣示条款”违反宪法，属无效条款。巧的是，明州共和党也认为，由于“宣示条款”处处设限，导致候选人不敢直白表达司法立场，该党无从决定该支持谁，或是反对谁，也要求法院判这一条款违宪。
　　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一审、二审中，联邦地方法院及上诉法院都认为“宣示条款”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裁定明州共和党败诉。明州共和党只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票的微弱差距，就此案做出裁判。代表多数方撰写判决意见的，是向来以文笔犀利著称的斯卡利亚*官。他分三个层次，抽丝剥茧，逐层分析了“宣示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
　　首先，欲判断“宣示条款”是否侵犯言论自由，必须得厘清它到底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言论。斯卡利亚认为，明州最高法院确立的“宣示条款”，主要禁止法官候选人就具体个案表示法律见解，在这一前提下，法官候选人所能表示意见的范围，只限于自己的性格、教育、工作习惯，及如何处理司法行政事务等议题。
　　那么，“宣示条款”能否促进司法公正呢？斯卡利亚认为，既然“宣示条款”限制了候选人部分言论自由，那么，判断其是否违宪，就得看这种限制是否合理，能否实现更优越的利益，也即司法公正。如果存在更优越的利益，就说明这种限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司法公正，向来缺乏确定标准。参选法官者，多数都上了年纪，对重*律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即使就个案发表见解，也不会令人质疑其未来的公正性。而且，候选人在竞选法官前，多数以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形式，表露过本人的司法立场。从这一点来看，限制其选举期间的言论自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所谓“更优越的利益”并不存在。
　　最后，限制法官候选人在选举程序中的言论，是否属于普遍现象？斯卡利亚从实证角度阐述，由于普通法具有造法功能，美国法官的功能与立法者相差不大，因此法官选举制度与一般政治性选举（如议员选举）没有太大区别，犯不着对法官言论做太多限制。而且，在美国，限制法官候选人选举言论的州并不多，历史也不长，相关条款不具有“普世长久性”。

凭什么限制法官候选人的言论自由（2）
综上所述，多数方*官认为，“宣示条款”限制了参选者的言论自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属无效条款。如果各州试图限制竞选人言论，必须符合严格审查的标准。
　　位于少数方的金斯伯格*官撰写了异议意见。意见开头，金斯伯格首先强调了司法权的特性：无论联邦法官还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党、社区或个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务，是依据个案事实，中立适用法律，必要时甚至要违背多数人民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官选举不能与竭力逢迎民意的政治选举划上等号。限制法官候选人言论自由，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金斯伯格进一步指出，如果是政治选举，候选人向选民做承诺，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若是选法官，就应限制候选人的承诺行为。法官候选人如果在竞选中做过承诺，以后为争取留任或连任，势必要竭力兑现诺言，一旦诺言与当事人利益或正当法律程序相悖，就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使人民对司法丧失信任。多数意见认为竞选言论与司法公正没有关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事关重大，奥康纳*官发布了协同意见。奥康纳认为，以选举形式产生法官，本身就影响司法公正。由于法官定期改选，每起案件的判决结果都可能影响到法官的个人利益，自然会动摇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有问题的是法官选举制度本身，而非竞选言论。　其实，奥康纳*官一直对法官选举制度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法官被政党或利益集团操纵，不过，作为*官，奥康纳只能通过判决意见提出看法，不能有所作为。退休之后，奥康纳无官一身轻，从2008年开始，即提出“拯救我们的法院”的呼吁，积极参加各州法官选举制度的改革工作。
　　笔者部分赞同奥康纳*官的意见。的确，既然是竞选，候选人当然应表明本人在重大司法问题上的立场，否则，选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出理性决断。比如，一个候选人不可能只是大谈特谈自己将如何如何恪尽职守、依法办案，因为选民期待的，是他对堕胎、持枪、种族平权或死刑等问题的立场阐述。然而，这种阐述，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变相的承诺。如何能令法官不会因顾忌对选民的承诺而不敢依法判决呢？笔者认为，除了改良法官选举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关键，仍是法官的任职终身制。如果法官一旦选上，便能终身任职，自然不会考虑兑现承诺或回报选民之类的问题，司法公正足以得到保证。■
　　无论联邦法官还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党、社区或个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务，是依据个案事实，中立适用法律，必要时甚至要违背多数人民意志。
　　

又见汉官威仪
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对于脑袋顶上的头发，汉人软磨硬泡百多年，最终把发式从大部剃掉变成只脑门前象征性剃去一小部分，实现了七折左右的复辟。而衣服，却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时候，换上明朝的袍子——据说这是明亡之际汉人的最后抵抗，所谓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给谁看呢？这种汉服，连象征意义都微乎其微。也许，经过满人两百多年的统治，绝大多数汉人，对于衣服和头发的政治变革，已经习惯了。如果不是洋人进来，非要嘲笑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像猪尾巴，没人觉得这辫子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还认为，一条油光铮亮的大辫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论嫁时女孩偷看见未来男人有一条这样的辫子，多半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左衽的胡服，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穿着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带钩之后，人毕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边扣或者解开扣袢，要比反过来用左手方便得多。人们不仅习惯了留辫子，更习惯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国了，人们无论男女，还是以满人的胡服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对襟短衫（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唐装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满人所赐。据说民国时，陈叔通穿着袍褂，穿着西装的留学生回来见他，说你为什么还穿这个？陈叔通说，你穿的是什么？留学生说，我穿的是外国服。陈说，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在革命党人，尤其是光复会出身的人眼里，汉人早在满清入关之际，已经亡国了。章太炎自称是“*遗民”，即使孙中山三*义中的民族主义，也视满人为外族，所以要驱逐鞑虏。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即便如此，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无论是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