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北宸跨越海峡的通信:家国何处不入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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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被铺天盖地的殖民化50年，中华文化也从来都没有在台湾断过根，对这些可爱的台湾人，大家难道不应该鼓鼓掌？
很少人批判香港人喝英式下午茶是被“奴化”的表现，却常把台湾一些日本痕迹用“奴化”作解释，我以为有一些太苛刻了。
北宸
对于北宸文中的一点幽怨，我想自己是能够理解的。认为台湾人俯首帖耳地接受日本殖民统治，并不是贴切的说法。1915年，仅仅因为毫无依据的宗教说法，讲日本在台湾只有20年时运，斯年祖国大陆的军队将来收复台湾，台湾人民即聚集西来庵，在余清芳领导下发动起义，死难三万余人。
而文化方面的传承，有着更加顽强的根系。之前不久，我刚刚整理了一批在日本发现的台湾老照片。其中，有些照片令我颇为震动。对比杜正胜等人的“去中国化”教育，又让人感慨万千。
台湾的故国衣冠
萨苏
1912年，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日本曾专程组织摄影师到南洋、广东、台湾等地，采访当地风物和人文景观，以台湾部分的内容最为珍贵。虽然日方本意是记录南方社会情况，无意中却留下了当时台湾真实的面貌。毫无疑问，这批照片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烙印。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2）
在这些照片中，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大概是一张台湾当时士绅的正装照。它属于一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这两张照片上标有日文，英文的标题，分别是“台湾艺伎”（Singer of Taiwan）和“土人绅士的服装”（Dressing of a high class in a native），说明其中人物为台湾当时的歌手与绅士。
这组照片中的女歌手，悠闲地坐在竹椅上，手拿羽毛扇，有一种中国南方时髦女子典型的风范。而这组照片中那位当地的年轻台湾绅士，穿的这套服装类似清代官员朝服，是颇具特色的“中式正装”。
看到这张照片，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故国衣冠。
在日本已经占领台湾二十多年后，依然穿这样一套服装，需要怎样的情怀和坚定呢？
我曾把这张照片给一位台湾的朋友看，他也很动感情。这位朋友感叹地对我说：“你看，怎么能说台湾人没有中国心呢？台湾人并不都是*和*啊。”
也许因为被这张照片深深打动，他对我讲起了台湾历史上我们曾经忽略的事实——在《马关条约》出卖了台湾以后，台湾人民为了重归祖国的怀抱顽强地抵抗了数十年之久。
当割台消息传来后，台湾士绅通过台湾巡抚唐景崧多次致电清廷，表示“台湾属倭（日本），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但是，决心割让台湾的清政府，无动于衷，回电训斥唐景崧说：“台湾虽重，比起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不可因一时义愤，遂忘以前所陈种种患害于不顾也。”
1895年6月1日，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担任交割大员，因担心台湾住民对李氏一家忿恨之情，陆上交接，恐有危险，便在基隆外海，完成了交接仪式。
台民群情激愤，以电报向清廷报备，拥台湾巡抚唐景崧，帮办刘永福宣言抗日，宣布事成之后，台湾将重归大清帝国版图。台湾民众在文告中悲愤地宣告：“根据国际公法，割让土地若未得当地人同意，这个条约即应废止，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湾人民愿以岛上的所有利益回报。”
此后，台湾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台之战。日军在此战中付出了伤亡三万二千名官兵的代价，甚至高出了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连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都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因为寡不敌众，没有后援，台湾的抵抗失败了。但以务农为主，退无死所的一般台民组成抗日军开启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游击战，直到1902年，台南“福营中军左营管带”林少猫部才最后覆亡。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是台湾平地（此后抵抗日军的重心转入高山族地区）最后一次武装反抗，也是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次。它的领导人余清芳以神佛崇拜联络民众，宣称：日本人在台湾只有20年的时运，到了大正四年（1915），来自祖国大陆的军队会进攻台湾，应当起来里应外合一举击退日本人。
这次起义不幸失败，祖国的大军当然也没有到来。8月22日，余清芳被捕。整个西来庵事件中牺牲死难的台湾人达三万人之多。
从1895年到1915年，经过20年的武力抵抗，台湾人民到此实在无力继续反抗，但他们流的血诠述着台湾人怎样为了保住这份故国衣冠曾拚死抗争的故事。即便在武装抵抗失败后，台湾人依然顽强地坚持继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人敬天祭祖的习俗，与敬老尊贤的观念，即便在日据时期，也从没有中断过。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3）
我的这位朋友最后说，如果大陆人只知道*和*，而不知道台湾也有丘逢甲、徐骧和吴汤兴，那对台湾人也是不公平的。甲午失台，此中国负台湾，非台湾负中国也。
这批照片中为数众多的图片显示，尽管面对日军的高压，台湾人民依然在文化方面保持着强烈的中国特色，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人对故国的思念和寄托。
我们曾一度将牌坊统统称为“封建糟粕”，实际上从当时的历史意义上说，牌坊这一类建筑是一种教化的象征，对普通民众有着重要的影响。杨小楼在抗战时期拒绝为日人演戏时说道：“总不能唱了一辈子的忠臣良将，贞妇烈夫，最后在日本人手里讨饭吃。”由此可见这种深入民间的教化，有它深刻的意义。
当时台湾本地人曾经组织“降笔会”反对吸毒，这个民间运动曾经掀起热潮，一度使总督府的鸦片收入顿减，后来日警竟高压取缔，批评“降笔会”带有民间宗教性质的戒烟方式会危及鸦片烟瘾者。当时的秘密吸食鸦片者被发现，依法要惩处，但总督府却会重新发放烟牌，使之合法化。这种以鸦片牟取暴利，不顾殖民地人民死活的统治心态，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以毒制毒”的鸦片专卖政策的始作俑者后藤新平，在*笔下却是“台湾现代文明奠基人”，“分享文明”，这实在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讽刺。
日本人没有禁绝台湾人对郑成功的祭祀，一个重要原因是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但是日本当局发现台湾人将“国姓爷”作为一种对故国的寄托时，便改变策略，试图将其改为日本式的神社。然而，1912年日本记者去采访时，台湾老百姓仍然叫它“郑成功庙”。
可以看到台湾的中式庙宇式样与大陆南方特别是闽南的式样十分相近。
而这些照片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台湾人的生活。
可能正因为这种文化传承的保留，台湾人的故国情怀始终不断，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友邦将军等三万台湾同胞内渡参战，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老旧的照片，仿佛在历史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无法割断海峡对岸那个小岛和祖国连接的血脉。
于是，萨苏给北宸回信
满清负台湾，我终不愿说中国负台湾。
所谓大家很在乎日本情愫，也与*的所为有些关系，被人产生联想了，也就不会太客观吧。
北宸给萨苏的来信
谢谢萨。
其实不只大陆朋友不甚了解，台湾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熟悉这段历史。这些东西很想整理出来，希望能使多一些朋友认识台湾的过去，又觉得写起来笔很重，不管站在哪一个角度，我都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反驳我自己。
萨苏给北辰的回复
北宸，这和我对“*”的态度颇为相似。我虽然反对*，但是我出生在*中，所以对当时的很多价值观，很多被认为正确的东西，天然就认为正确，不会想到去反抗，反而会爱护。只有到我长大，看清了这些，才开始反思。如果出生在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怎么会想到去反抗呢？心中大约认为这是正常的吧。
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所谓日据时期的台湾，究竟是怎样的呢？
于是，我与北宸商量，问她能不能从台湾人的角度写一写那个时代，好的写，坏的也写，只是希望能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印象。
北宸很认真。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4）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章：
以往半个世纪的等待——日据时代的台湾情形
北宸
有一个国家，
可以清楚明确地去骄傲期许，
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爱深责切，
实在是一件太幸运的事。
萨，你最近贴的台湾故国衣冠的照片，里头提到了台湾始政*（1895－1915年）的情形，读了以后颇为感慨。
日前和公司里一个交情不错的同事中午聚餐，在北京长大的她聊起日本文化在台湾的情形，好奇地问我：一般台湾家庭对日本是什么样的情感？
我边吃边想，断断续续地说了些我所知道的情况，但一顿饭下来，发现竟很难给我的朋友一个具体完整的答案。
在台北的同学朋友中，确有相当一部分迷恋于日本文化，印象里中学时班上几位同学优秀的家政能力，缘自于家中女性长辈过去曾受的日式教育。
但对于1949年前的台湾，那时的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社会的风气又是怎样，我知道的太少。
曾经读过党外杂志上的一段话：“国民党早年的意识形态教育，讲述中国历史时只涵盖内地，对于台湾的一切总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这样的方式，简直是把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则故意视而不见。”
对于那句“把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我自是很不以为然，不太相信时空能颠覆多少与生俱来的血缘。
千年积淀的中华习俗文化更像潺潺流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哪能凭空划下一条线，然后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宣告：往前是古，往后是今；左边是彼，右边是此呢？
然而对那句“自己的东西则故意视而不见”，却让我欲辩还休，对于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在日据时代中后期那段历史，我的确所知甚稀。
这一阵子，都在找寻相关史料，希望透过这些点滴，寻得当日的一些真实。
整理逝去的这段，主要是为了自己，我想今生今世，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那个美丽的小岛也永远是我的家乡。
家乡至今未远的过往，长到那么大，突然有种殷切的渴望，不愿让她在心中继续留白。
皇民化教育
日治后期（1926－1945年），此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兴起，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对台积极实行“皇民化政策”。
所谓的皇民化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能够对天皇与国家尽忠，培养拥有牺牲小我情操的人民，本岛人被要求说国语（日本语），遥拜皇居，参拜神社。
这里提到的“本岛人”是当时岛上的在台日人为了区别彼此所发明的称呼，他们自称为“内地人”，称台湾人为“本岛人”，而对当时同样是殖民地的朝鲜人，则称他们为“半岛人”。
在日治中期，平地上的台湾人仍参与零星的抗日组织，比方“农民组合父母会”，表面的功能是农会里若是会员的父母去世了，大家集合相帮，实际上从事的是抗日的活动。
当时的警察与地方保正搜查相当严格，若抓到散布抗日思想的嫌疑犯，往往一关六七年。关在矮牢里，人无法站直，几年下来原本长得很高的汉子，出来也就驼了。
高山上原住民抗争的雾社事件（1930年，昭和五年）死伤惨重，当时日警为了搜捕蕃人，甚至开出献上蕃丁的首级可领取一百圆的高额赏金。
要知道那时很多蕃人每日采伐与搬运修建屋舍的桧木以致肩膀流血，做一天的苦工也只得五十钱。
令人叹息无语的不仅是蕃丁，蕃妇的首级可换取的赏金是三十圆，孩子是二十圆。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5）
很少人知道原住民的这段故事与当时的泣诉：“为什么我们不能过着原本的快乐生活，日本人跑到深山里来就为了欺负我们不成？”
最近听说《海角七号》的导演五年前已计划筹拍雾社事件中莫纳·鲁道的故事。
片名已定为《赛德克·巴莱》（原住民语：真正的人），希望影片能还原这位在日军与日警的追击下，命令族人自缢，最后独自在大断崖深处自杀的抗日领袖的生平。
台湾总督府对当时雾社事件的报道重点自然放在死伤的内地日人平民身上。那么究竟当时在台有多少日人呢？
根据1930年（昭和五年）的国情调查，在台湾的内地日人，1895年时仅有数千人，到了1930年总数已升为221808人，在台湾出生者高达75457人，这个数字成长之快令人咋舌。
事实上，昭和时代的台湾在财政上已上轨道，同一时期的日本本土却面临着经济不景气环境的压迫。
相较日本本土、满州与朝鲜，台湾这个地方被经营成日本人的宝库。气候宜人，便宜的劳工也使岛上的生活比起内地来得轻松。
在日本前二十多年强悍的统治风格下，台人慢慢放弃了毫无希望的武力抗争，良好的治安也让内地人感到放心。因此越来越多日本人愿意举家定居台湾。
除了日本各项职业的劳动者与投资者迁台外，中国沿岸厦门、福州等地也有劳动者，每到春夏，包种茶制造时期，定期搭船前来打工。同样是1930年（昭和五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淡水、高雄入境的中国劳工有12392人，出境的有9237人，他们辛勤地工作为的就是多攒点钱回家。
本岛台湾人也努力让自己生活过得好，大家庭里即使妇女也合心协力从事劳动工作，相较于在台日人，本岛台湾人的生活消费非常低，星期假日也勤勤恳恳地工作，本岛人的事业也因此日渐成长，当然城乡的经济情况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在昭和年间，日本政府因本身短绌的财政而时常挪用台湾总督府的公债金额，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