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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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她连丈夫也敢打，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的族里有人不能容忍，出面施加压力，要逼她离开。
姨太太终于被赶走了。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方言，人力运货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装着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厌恶她，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得这样平静，大约是从张廷重那儿索要到了足够的补偿。
除此之外，小煐8岁这一年，家里还有一连串的变化。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紧接着就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出洋四年的母亲和姑姑，也即将从英国归来。
张爱玲在晚年著作《对照记》里，提到过这些事情，但她对父亲当年的种种，早已经释怀，所以并未写出从天津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
据张子静晚年透露，搬家的缘故是——张廷重的饭碗不保了！
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差，又是在堂兄直接管辖的单位里，就更是近水楼台。张廷重于是经常不去上班。这本无问题，因为人家总要看大官的面子，但是他又吸鸦片、又嫖妓、又与姨太太打架，闹得丑闻远播，免不了要影响到堂兄的官声。
待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也就失去了遮凉大树，没法儿再做下去了。
丢了这平生惟一的一份“官差”，张廷重受的刺激不小，决心痛改前非。他写信给妻子黄逸梵，答应戒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保证今后不再纳妾，央求她回国。
黄逸梵同意了。她之所以愿意回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从《小团圆》里的线索推测，她在留学时已另有所爱，回国来可能是想找机会着手离婚的事。
母亲后来对小煐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父亲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就这样拖了一年后，1928年春，张廷重携带孩子和仆佣，先期乘船回到了上海。
把家搬到上海，是夫妇俩在信中商量好的，因为小煐的舅舅黄定柱一家住在上海，互相间可以有个照应。
对小煐来说，旅途是快乐的：“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初回上海，他们三人先是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
到上海后的所见，也让她欣喜：“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
然而父亲却没有喜获新生的感觉，接连的失败，给他刺激太深。他为此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几乎要死去：“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
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3）
与此相反的是，家中一切都好像将有转机。
女佣们告诉小煐：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
果然，母亲回来以后，就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父亲也信誓旦旦，要让一切阴霾成为过去。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去欧洲学别的不行，学的是绘画。经过四年欧风熏陶的母亲，对日常生活的“品质”已是相当挑剔了。
她对临时的住所不能忍受，马上和姑姑去找了一个合意的地方。
全家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在今陕西南路。，房顶是尖的，很像童话世界。《私语》里记述道：“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房间和书房的墙壁颜色，是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找人刷好的。小煐选了深粉红色，“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见《小团圆》。
小煐和舅舅家的表姐、表兄弟们亲密来往，大约就从这时起。
张家老照片里，有一张他们的合影，是在南京西路“宝德”照相馆里照的。孩子们似乎是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列的，“五个小萝卜头”，小煐在正中。小表弟一人穿马褂长泡，表姐妹们穿的则是旧式棉袍，料子都很好。孩子们表情略显严肃，但看起来确是“蕴藉华美”。
表姐们都是“大人”了，常来陪母亲、姑姑出去喝茶、跳舞，有时也来家里打开电唱机跳舞。见《小团圆》。
这是大转折到来之前的灿烂一刻。
小煐显然是心花怒放了，她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述新屋的模样，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可惜人家没有回信，可能是不喜欢她这样炫耀。
从这时候起，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了，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让她学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张爱玲后来曾慨叹：“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像一连串琶音一样，轻快，跳跃。
新的、来自西洋的那种昂扬的浪漫气无处不在。
姑姑每天练钢琴，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怒放，母亲则手按在姑姑肩膀上，跟着琴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
有一次，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小煐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据《小团圆》里透露，姑姑喜欢逗弟弟：“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我明天要出去，借给我一天就还你。”
母亲听了就笑：“廷重这个人倒是有这一点好，子静这样像外国人，倒不疑心，其实那时候有那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后面的话，小煐听不大清楚了。
如果这个细节是真实的，那么弟弟张子静之所以长得像漂亮的洋娃娃，就有另外的原因了，读者对黄逸梵的“勇敢”也将会有新的评价。
母亲那年32岁了，可是穿起从欧洲带回的新奇洋服，还是一样地迷人。姐弟俩望着母亲弹琴唱歌，偶尔小煐会扭头看看弟弟，朝他眨眨眼，意思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声来，小煐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这场面很温暖，以至张爱玲后来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爱《二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4）
在幸福中，小小少年的心头，也有调味品似的“优裕的感伤”。小煐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见了，就向弟弟夸奖她的领悟力。
每天吃饭，父亲总是匆匆吃完就走，余下的时间里，母亲便对两个孩子进行饭后训话，大致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紧，不能说话，不要哭等等，偶尔也讲两句营养学。
9岁的小煐，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了，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了，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煐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
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因为有母亲，小煐喜爱这新居；因为母亲从英国来，她又开始喜欢英国了——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英格兰”如何就像“小红房子”？“法兰西”又如何像“浴室的磁砖”？无道理可言。这样的联想，便是童年那倏忽一闪的天赋之思吧？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煐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尝尽了男女不平等之苦，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爱，也就特别地集中在教育上。
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在这上面花钱。母亲回国后，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的时候，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煐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煐送进了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因为先前小煐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
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母亲后来一直想替女儿改名，可是没有改成。在这类小事上，黄逸梵大抵是有些粗疏的。
再后来，张爱玲自己也不想改了，尽管她极不满意。在杂文《必也正名乎》中，她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结——“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在文章中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调侃后，她半是认真地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她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认真的文学宣言。张爱玲就是凭着描画“实际的人生”的本领，使得众多的读者对她感到亲近。甚至不妨可以设想：假如她当初是以“张煐”名世的话，是否还能让人感到如此的亲近？
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5）
1931年夏，天分很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
这是个六年制的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在上海大有名气。校址就在今中山公园以西，学生全部住校。
从张爱玲就学的轨迹看，在母亲的督导下，她正一步步地学习做一个欧式的现代淑女。再往前的发展，看样子应该是直线形的。
张爱玲进了黄氏小学后，仍没放弃学钢琴，在学校里继续学钢琴课。进入圣马利亚女校以后，除了在学校里学琴外，又开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家里去学琴，每周末一次。
这样的日子，像是如歌的行板，大概要让人有晕眩感。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黄逸梵想不到，她兴致勃勃地营建起的这个“幸福的家庭”，刚开始不久就临近了尾声。
张廷重病愈出院后，立刻就反悔，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但他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便不肯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贴钱。他的打算是，等把黄逸梵的钱榨干了，她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这种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多次出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可是母亲哪能忍得了这种小市侩的把戏，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
在天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小煐的心里，想必是害怕得很，她只能祈愿风暴早点过去。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了。
父母的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戒除鸦片”一条，他现在做不到，自知理亏，当然也就无话可说。
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母亲请来一个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却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
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见他那个样子，就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闻听此言，父亲才悟到事情已不可挽回，只得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煐以后的教育问题——亦即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应该说，在这之前与之后，母亲对张爱玲的关爱，一直都是于大处着眼的，并不体现在细小的地方。
父母婚姻的破裂，张爱玲那时似乎很能理解，在日后提及此事时，倒是不无幽默：“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童话样的家崩塌了。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租屋另住。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也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康乐村10号。
但所幸，按照父母的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现在成了她迷惘中的惟一精神支点。
对母亲住的屋子，她甚至有些迷恋：“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在她的面前，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
就在张爱玲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时，又有大变化到来：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了！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
